彭德怀批判刘伯承 他的教条主义逼死过同志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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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批判刘伯承:他的教条主义逼死过同志
2019-11-20 09:05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对余天云死因第二次作出结论则是在西路军失败,特别是张国焘叛变以后,认为余天云死于张国焘的迫害。因为后来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离开了红军,于是何畏这个小人打小报告诬告,张国焘把余天云当作“犯人”,最后导致余天云死亡。
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
由于路线斗争和年代的久远,加之当事人回忆的不一,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变得扑朔迷离,说法不一。
最早对余天云死因作出结论的是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死于心理的脆弱。余天云的死,震动了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毕竟余天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说余天云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张国焘又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导致自杀的。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
对余天云死因第二次作出结论则是在西路军失败,特别是张国焘叛变以后,认为余天云死于张国焘的迫害。一部分人由于“左”倾观念比较严重,把余天云塑造成“反对南下”和反对“另立中央”的英雄,说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因为后来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离开了红军,于是何畏这个小人打小报告诬告,张国焘把余天云当作“犯人”,最后导致余天云死亡。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余天云在1945年七大召开时获得了平反,还被授予烈士称号。应该说,余天云授予烈士是可以的,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如果是因为“反张国焘”之说而被评为烈士,则显得有点狭隘,余天云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说他是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英雄有点拔高之嫌。
余天云死因的第三个结论和刘伯承元帅有关,这种观点认为是刘伯承间接地害死了余天云。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好在余天云只是张国焘的爱将,而且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只是淡淡“唔”了一声,说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这个事也就没有再多追究。刘伯承逼死余天云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作为校长的刘伯承批评余天云的行为是正常的。
近年来,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又逐渐集中到张国焘身上来。据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办公室主任张崇鱼采访记载:余天云有个堂弟叫余天生,192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担任过桂林军分区副司令。1997年8月24日余天生接受采访时,为余天云抱屈,认为余天云是因为战功显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张国焘打击迫害,撤去军长职务。胡奇才将军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余天云“个性强,脾气急躁,常冲撞张国焘。余天云自杀是张国焘迫害所致。当时已负伤的余天云不满张国焘对他的处置,过丹巴马河铁索桥时,就势从担架上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可惜了。”
因为存在这些分歧,因此,对于余天云的死,官方的表态非常的谨慎。到目前为止,关于余天云的权威评价有两次,一次是《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一次是《解放军报》两者都将死因简单的说成是“溺水”而亡。
《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是这样记载的:“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年生,农民出身,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十一、红一、红四军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任红四军12师36团团长。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四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2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率部参加反三路围攻。1933年7月,任红三十军军长。参加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1935年4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5月,参加上门战役。7月,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同年冬,在川康边地区参加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不久,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高级指挥科科长。1936年4月,于四川丹巴渡河时,溺水牺牲。”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解放军报》2006年8月31日,专门刊发了题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的文章。对余天云的死因是这样描述的:“……4月随部队转移途中,于西康省丹巴县(今属四川省)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0岁。”
不管是死于何种原因,历史最终给了余天云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称为我“红军时期的高级指挥员”,这个应当是客观的、公允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3期,作者:李意根,原题:《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之死》,本文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