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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毛泽东成孤家寡人仅得一个半人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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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毛泽东成孤家寡人仅得一个半人拥护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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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毛泽东成“孤家寡人” 仅得一个半人拥护
2013年11月19日 11:21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爆发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开始着手从经济、社会、文教等多个方面恢复秩序，并且试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纠左批左，然而周恩来的做法遭到江青、张春桥等极左势力的激烈反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1973年。毛泽东的批儒尊法，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完成了党内对林彪集团性质的划分，中国政坛也由周恩来的批左转而成为江青等人的批右，“批林批孔”成了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的工具。
凤凰卫视11月1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40年前的1973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七个年头，中国似乎是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这一年周恩来已经被诊断出身患癌症，毛泽东也自感到了垂暮之年，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年轻的造反派领袖王洪文当选中央副主席，而以厚道务实著称的华国锋也进入了政治局，也是在1973年，在文革当中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重返形式岗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邓小平复出，从而拉开了影响后来中国命运走向的序幕。
周恩来纠左遭江青等人反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爆发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开始着手从经济、社会、文教等多个方面恢复秩序，并且试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纠左批左，然而周恩来的做法遭到江青、张春桥等极左势力的激烈反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1973年。
解说：1973年1月1日全国放假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每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实际上就是这一个年度的政治导向，元旦社论提出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整主义的极右路线，这对于积极主张肃清机油思潮的周恩来而言，无异于一次不点名的警告。
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这在林彪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我们党内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呢林彪是极左，搞个人崇拜，所以批林要批极左，这个看法代表人就是周恩来。
叶永烈（传记作家）：我还主编过一本书，就是把《人民日报》每年的元旦社论全部编在一起，出了一本书，从《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政治走向，1973年这个元旦社论强调这个批林彪是极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林彪的本质上是极左。
陈东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不同意批极左，他们认为林彪是极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半段林彪集团跟江青集团都是极左，那么很难分割，如果说你要批林彪的极左，势必等于把江青集团的极左也批了。
解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与失败，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后来回忆说，正是九一三林彪事件改变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泽东的看法，林彪事件同样震惊了中共领导层，毛泽东也不得不开始反思文革中的一些做法。
叶永烈：林彪是极左，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这么一个战友叛国了，叛国投敌去了，而且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个不光是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当时觉得是极大的震撼，对毛泽东的打击也非常大，对毛泽东来说，他几乎没办法向人民解释。
李海文（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人们就想那这文化大革命这么做对不对呀？那怎么回事呀？那为什么把刘少奇打倒了，结果毛主席扶上来的这人那个还想暗杀毛主席。
陈毅追悼会毛泽东释讯号 邓小平等干部有望复出
解说：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一月的北京冰封雪冻，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陈毅追悼会现场，立即引起了轰动，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毛泽东的到来无异于为卷入二月逆流事件的陈毅当面平了反，也含蓄地给出了他所酝酿的下一步人事安排布局。
叶永烈：就是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给张茜说的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而且这时候林彪事件之后大批的老干部开始解放。
解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1972年4月24日，经周恩来指示和亲自修改，《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恢复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中说，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纪坡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文化革命搞到最后了毛主席差不多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搞到最后恐怕只剩一个半人拥护他了吧，一个是张春桥，半个算江青。张春桥拥护主席文化革命那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政治理念，江青拥护文化大革命她也不一定真的都明白，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所以她只能算半个。
解说：1972年8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安排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举行的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此后每逢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尽可能地安排一些尚未解放的老干部出席，为他们恢复名誉，在积极解放老干部的同时，周恩来在经济、教育、外交等领域又大力开展纠左行动，此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尖锐地指出，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江青等人的极左势力。
程美东（北京大学教授）：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种混乱现象是不满的，他想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破坏的状况进行扭转，这个扭转突破口在哪？你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突破口，就是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使得老干部被打倒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破坏，我们党委没有了，没有权威了。
周江矛盾公开化 毛泽东表态反“极右”
解说：文章发表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极为不满，他们立即授意《文汇报》以组织工人座谈会为名，讨论这篇文章，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姚文元说当前要警惕的是极右倾思潮的抬头，周恩来和江青等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左右之争迅速扩大。
1972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一位部门负责人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人民日报》内部关于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的斗争，这封信以极大的勇气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的矛盾公开化，客观上也使决策者毛泽东摊牌表态。
叶永烈：实际上毛泽东晚年是陷在左的错误的泥潭里头，周恩来一批极左批四人帮，也就批到毛泽东。
纪坡民：批林彪的时候一开始后来就有一种倾向，就认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是左的错误，就文化大革命这种表现形式来说确实是左的错误，但是主席纠正这个错误也很简单，你要批左就等于把文革否定了不是，他不愿意否定文革。
叶永烈：所以为什么当时叫急刹车，然后再把方向盘掉过来，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右了，所以元旦社论是这么做的，我觉得就是这是判断左和右的关键在这里。
解说：王若水写给毛泽东的信仅仅过了两天，12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就约见江青，要她把王若水的信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并表态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毛泽东关于批极右的意见传达到全党，形势立即发生了逆转，周恩来的工作陷入被动。
根据江青的笔记，1973年春天，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陈东林：在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批判极左思潮活动中间，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清理，毛泽东就觉得现在要批判那些右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那么怎么批呢？一种方式就是1965年搞了批判海瑞罢官，是吧，借古讽今，所以到了1973年的时候5月份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来，要批判孔子，这个时候由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开始策动这场批判，叫批孔运动。
郭沫若《十批判书》尊儒抑法遭毛批
解说：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出版于1945年，儒家与法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制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要求王道还是要求霸道，几千年来，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并作出扬此抑彼的评价，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倾向是扬儒抑法，褒孔贬秦。
叶永烈：其实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遭遇也是非常惨的，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1968年一个在1967年都自杀身亡，尤其他的儿子叫郭世英，是非常有才华的，自杀之后郭沫若又不好怎么样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愤怒，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把郭世英留下的日记全部亲笔抄了一遍，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反映了郭沫若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的一种愤怒的心情，但是他不能流露于言表，他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示对儿子去世的极大的悲痛。
解说：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熟读历史的郭沫若以中国文联主席身份在全国工农兵文艺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自我批判，宣称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叶永烈：他当年投入大革命是一个左翼的文化人士，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很深，《人民日报》登郭沫若的讲话，他说我要把我过去所有的著作全部烧光，当时我们都非常吃惊，怎么会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光呢？他就认为过去那些东西全部是封资修的。
解说：1973年7月4日，在中南海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谈到对孔子的评价，他说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8月5日炎炎夏日里，毛泽东写下了平生最后一首诗作，《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的批儒尊法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完成了党内对林彪集团性质的划分，而江青等人也借此大做文章，孔子是几千年前的古人，林彪也已身亡，究竟他们的思想如何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联系哪些实际？1973年8月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毛泽东评价儒家的谈话内容写进中共十大报告。
叶永烈：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就成为江青再往上发展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江青要搞掉周恩来。
中央斗争紧 地方领导难站队
李海文：但是毛主席本人他没有点过周恩来，他心里明白这个国家不能垮，他要维系这个国家还要让国家有正常地运转，他要依靠周恩来。
解说：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刊载清华北大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影射攻击周恩来，9月15日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与北京呼应，一时间针对周恩来和老干部的影射文章接二连三，形成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态势，社会上甚至有传言说，第二次文革就要到来了。
纪坡民：我说我爸最后也接受不了，他成天在第一线工作了呀，他就管着那些工业、农业、财贸那些具体事了呀，你闹一场哎呀生产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的弄得收拾不下来，收拾半天又来一场又弄乱了，你说这接受不了啦。
陈东林：所以很多的地方就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在群众中间还比较好办，但是在一些比较有权力的领导人身上，就感到无所适从了，因为他们既要真正地批判林彪，就要批林彪的极左，那么实际上又要把林彪扣上极右的帽子，反映在中央就是周恩来一再布置他们要批极左，而江青他们又要求批极右，所以他们究竟站在哪一边？动不动就犯错误。
陈晓楠：周恩来和江青等人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纠左与反右问题上，还表现在其他领域包括教育，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提出要重视文化程度的考察，理由是北京市革委会的报告反映，北京市十一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当中，高中只占20%，而初中程度的占60%，也就是说小学程度的要占到20%，北京是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情况尚且如此，何况全国，周恩来在反复调研后决定恢复考试制度，而此时交白卷的张铁生登场了。
“反潮流”江青占上风 周恩来纠左努力终告失败
解说：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文章，《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文章起因是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中，考物理时交了白卷。
叶永烈：张铁生当时就因为考数学、物理的时候他答不上来，所以他就在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因为1973年是第一次恢复高考，好多人因为他们当时都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好多人不干活了专门去复习，所以他们考得很好，他呢说自己一直是很卖力地参加劳动，我只是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我再才有点时间去复习功课，所以我的功课会这么差，所以我交的是白卷，当时他写了这封信。
纪坡民：一恢复高考以后，知青的思想动荡就很厉害，普遍都想去上大学，都不想在农村待着。
叶永烈：当时这个王洪文在十大的修改党章报告里头特别强调了反潮流，作为王洪文来说他当然是造反起家，所以他要提倡这种造反的精神，正好媒体捕捉到张铁生，于是就给贴上一个反潮流的英雄的标签，于是他大红大紫起来。
解说：张铁生被树立为交白卷的英雄，一度稍有好转的教育领域此时正面临着新的混乱，学校又出现干部不能管，教师不能教，学生不能学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文化大革命后的调查证明，张铁生的考卷并没有交白卷，有的科目得了一二十分，他还在信中恳求对他予以照顾，所谓白卷事件名不符实，然而在当时来说，在辽宁省领导人毛远新支持下，张铁生成为反潮流英雄，所谓反潮流自然是反对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张铁生后来甚至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张铁生又锒铛入狱。
叶永烈：周恩来很希望就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安定团结，安定是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作为他一个国务院总理希望整个局面能够安定下来，能够工农业生产进入正常的秩序，可是江青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她总是要煽风点火，总是在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当时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微妙的，江青的自命不凡，自认为是第一夫人肯定是要接班的。
解说：1973年成为反潮流英雄的还有一个人，名叫李庆霖，文革时期大约有两千万来自城市的初中和高中生上山下乡，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但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狂热理想却被一封信浇了冷水，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小学教员（李庆霖）冒险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量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
叶永烈：李庆霖事件当时也很有名，他好像是福建的一个小学校长，其实他的信现在看来也没什么，无非就是反映他的儿子下乡之后生活怎么困难，在当时来说他敢于写信给毛泽东应该说是很有胆量的。
解说：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
纪坡民：主席他喜欢代表社会下层的人说话。
叶永烈：毛泽东看了以后据说是流了眼泪，给他三百块钱，那么李庆霖就因为这封信一下子就成了名人。
纪坡民：我爸爸就赶紧给韩先楚通个风，报个信，老韩呐，那地方怎么有个李庆霖，有啊，我爸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回事啊他说是个坏人，这怎么回事？他爸是个国民党，我爸就赶紧跟他说老韩呐，你小心点啊，别这么瞎说主席批示了啊。
解说：上山下乡曾经是毛泽东积极提倡的，他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果，而他也许并不知道这一运动给许多知识青年带来那么多的苦难与伤害，九一三事件后在清查林彪私人笔记中发现，这位副统帅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毛泽东给李庆霖写信后不久，随即全国各地开展了对知青问题的普查工作，各地都发现了不同程度地迫害知青的情况。
纪坡民：开始管了以后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不是，然后就是这个有些基层干部乱糟糟的基层干部出乱糟糟的男女关系的事，女孩子下去了，分配孩子下去了无亲无故的，对不对，没人管她们嘛，当地的基层干部欺负她们，尤其是军队里边农场里边。
程美东：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人，10亿中国人民的根本的利益都触犯了，就是人民最基本需要什么？需要家庭的稳定，需要生活的安定，这一点文化大革命没有提供，还有就是无论哪一个执政党必须要让人们看到社会的希望，在当时我们上千万的知青处于一种阴阳人的状态，说城里人不是城里人，说农村人不是农村人。
解说：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旗帜，自然也进入到了江青一伙极左势力的视野，李庆霖摇身一变成为反潮流英雄，所谓反潮流同样是江青等人反对周恩来努力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也被宣布逮捕，一夜之间他从大红大紫沦为阶下之囚。
陈晓楠：利用张铁生和李庆霖事件江青等人发动的这场反右倾回潮运动，最终使得周恩来纠左努力被迫中断，从此因批判极左思潮，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始恢复的一点点生气又受到压制，重归于混乱箫条，而周恩来所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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