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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纪登奎毛泽东没想到自己驾驭不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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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纪登奎毛泽东没想到自己驾驭不了文革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纪登奎：毛泽东没想到自己驾驭不了文革
2019-08-22 09:30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纪登奎：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就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由来！
未料，这个提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其实，“三项指示为纲”，何罪之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错在哪里呢？
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却是生产下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人民不满，这又是他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呼吁。而当邓小平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他又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所以，当毛远新在他耳边“吹风”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时，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于是，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企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让邓小平按照这个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维护毛泽东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他和邓小平继续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础。
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向，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好一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真是一个“钢铁公司”，即使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也梗直如故，刚正不阿！
据新版《毛泽东传》记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在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谢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说得更精彩、更贴切。她写道：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为毛、邓之间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碰撞！
在这次碰撞中，毛泽东未能如愿，失望了；邓小平没有屈服，高大了。
其实，邓小平所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是接过毛泽东的话来回敬毛泽东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中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话，维护了真理与正义！
由于邓小平婉拒了毛泽东要他为“文革”作一个“三七开”的决议的建议，冲决了毛泽东生前政治上的最后底线，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被停止了，只“专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还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才正式发出的。
毛泽东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都说些什么呢？主要内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虽然没有公开点邓小平的名，但已明确提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明确提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里所说的“有些人”，显然是指邓小平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泽东“打招呼”的主要对象也是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这些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后，一场由毛泽东和中央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即席卷全国！
12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批判组和“四人帮”控制下的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抛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邓小平失势了，接近“下野”了。
中国改革的“试验”也因此中断了。
本文摘自《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伯流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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