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红头文件失效全民掀起抢购风潮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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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红头文件失效全民掀起抢购风潮
2019-08-22 09:22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1988年,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果然证实了此前坊间的流言,民众的神经再次被触动,抢购之风又起。与第一次抢购风潮不同的是,这一次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随着抢购风而直线飙升。
图为街上排队买东西的人群
1988年9月10日,武汉青山友谊商店,人们隔着铁栅栏抢购黄金首饰
但此次“价格闯关”随后导致了全国范围内严重的物价上涨情况。图为1986-2007全国居民消费走势图,在图上可以看出,在1988年前后,居民消费涨幅巨大。
1988年新春伊始,各种涨价的小道消息便在坊间流传,各种商品的价格也在悄悄地陆续上扬,民众的心理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波动。 3月份,国家即将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格进行调整的消息传出,部分地区的民众(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出于对涨价的担忧,开始抢购商品,从而刮起1988年的第一波抢购狂潮。国营商场的肉、蛋、糖等副食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上海在数日之内,商场里的食盐、食油、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即告售罄。就连火柴也不例外。
5月份,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果然证实了此前坊间的流言,民众的神经再次被触动,抢购之风又起。与第一次抢购风潮不同的是,这一次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随着抢购风而直线飙升。四种主要副食品之外的各种商品也大都乘机涨价,政府的红头文件完全失去了效力。
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放开市场价格。当天起,全国各大城市就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北京、上海、天津的商店在开门的几个小时内,库存的烟酒就被抢购一空。
8月初,有小道消息盛传,从9月1日起,各种商品将全面涨价。抢购风潮又起。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狂潮。
这一次抢购风潮波及面非常广,抢购风不仅发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卷全国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
突如其来的全国性抢购风潮,加上脱笼而出的通货膨胀之虎,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严峻的形势不仅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普遍关注,也导致了广大民众的严重不安,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如何应对这一复杂而又危险的局面,成为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的头等大事。
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有关部门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后指出:“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当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四天之后,他又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目前胆子已经够大了,所以步子要稳一些。”“今后要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要控制发展速度,要治理通货膨胀。 ”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无疑具有指导方针的意味。
会议确定:治理整顿最迫切的任务是确保1989年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并把这一点作为1989年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会议虽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不再急于马上推行,而是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加以组织实施。会议决定从两个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
第一,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会议要求: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压缩500亿元;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1989年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与此同时,要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轻纺产品、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紧俏产品的生产。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必需品要减少出口,从而保证国内市场供应。特别是要解决好粮食和“菜篮子”问题。
第二,整顿经济秩序,重点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种种混乱现象。一是坚决刹住乱涨价风。二是整顿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三是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对流通秩序混乱的重要产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有的要实行专营,有的只准在国家统一市场上交易。四是加强宏观监督体系。五是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乱摊派。
以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治理整顿工作全面展开。围绕“治理整顿”这一工作中心,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个个决策接连出台:
10月初,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
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10月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
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全面彻底清查楼堂馆所的通知。
10月下旬,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据统计,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出四十个条例、决定、通知,治理整顿经济秩序,人称“四十道金牌”。
到1990年,治理整顿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标志着经济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进行价格体系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本文摘自《共和国历史的细节》,李颖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