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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张国焘道歉 同志，你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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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张国焘道歉 同志，你受委屈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泽东向张国焘道歉：“同志，你受委屈了”
2020-02-07 10:09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与张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富户。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
其次，他俩都曾是我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他负责组织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再次，他俩在叛党叛国的路上“殊途同归”。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
然而，这两位在我党早期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邓小平、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陈绍禹)。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这一次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负责人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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