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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对待我就像猫折磨老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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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对待我就像猫折磨老鼠一样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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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对待我就像猫折磨老鼠一样
2012年04月12日10:4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91年8月22日午夜2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警卫人员尽力推挡着包围在总统身边的人们。而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按照俄联邦检察院签署的命令，刚从克里木返回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了。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巴甫洛夫、亚纳耶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瓦连尼科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和博尔金也于晚些时候被关入铁窗，几天后，卢基扬诺夫也锒铛入狱。
戈尔巴乔夫在机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在短短几天里，莫斯科、俄罗斯甚至整个苏联已经发生了剧变。莫斯科的实权已经掌握在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而他并不打算与其他人分享这份权力。被叶利钦“挽救”的苏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博得了公众的同情，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遭受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侮辱，而且目前处境极其危险。人们在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敬意是真诚的，但没有持续多久。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迎接他的有克里姆林宫的警备司令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顾问、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部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当戈尔巴乔夫在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没有成立一个像叶利钦后来组建的总统办公厅那样的管理机构。1990～1991年期间，整个国家的事务实际上是通过部长会议、各部委、苏共中央、克格勃，以及国防部等机构共同管理的。而“8月事件”之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而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工作也都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控制中心，而这理所当然地要从强力部门入手。根据苏联总统令，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中将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时，因为苏联部长会议已经集体辞职，所以戈尔巴乔夫考虑任命一位新总理，但是助手们建议他等到8月26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时再做决定。因此，时任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伊万·西拉耶夫被任命为苏联临时代总理。
从8月22日开始，红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坐落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莫斯科人。而在“白宫”附近则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胜利者”集会，当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人民代表正前往“白宫”参加紧急会议。当天的主角无疑是叶利钦，他的出现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苏联领导人当中只有寥寥数人与会，其中包括“8·19”事件前曾任苏联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他后来宣布退出苏共。当天，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出现在“白宫”，他只是在电视台的《时间》栏目中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然后他主持了一个电视直播的大型新闻发布会，来自苏联、俄罗斯以及外国的记者参加了这场活动。
这次新闻发布会由总统的新闻秘书伊格纳坚科主持，主题是苏联总统在福罗斯三天的监禁生活，伊格纳坚科格外偏爱外国记者，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没有给任何一家苏联和俄罗斯媒体提问的机会，这些媒体在8月19日都曾被查封，8月22日被解禁，直到24日曾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查封的媒体才恢复发行报纸。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说，“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戈尔巴乔夫重复了他不久前在机场上说的话：他从福罗斯回来后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戈尔巴乔夫又补充说，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表示，他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戈尔巴乔夫激烈地抨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而对苏共采取的行动则尽力维护，他还对已经宣布脱离苏共的雅科夫列夫表示不满。戈尔巴乔夫试图使与会者相信，他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和莫斯科的局势，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年后伊格纳坚科所言：“戈尔巴乔夫没有预见、也没有预感到自己的下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自己大笔一挥便可以阻止任何事情。”《论据与事实》1992年第29～30期，第2页。
但是，1991年8月的局势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方向发展。8月22日傍晚，大部分的示威游行人群转移到了老广场和卢比扬卡广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捷尔任斯基雕像旁的草地上、通往广场的柏油路上以及周围的草坪上。示威者群情激昂，不久前曾保卫“白宫”的人们组成了人墙。为了做好准备以保护克格勃总部大楼免遭破坏，舍巴尔申立即召集克格勃总部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坚守岗位，但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卢比扬卡2号楼的正面聚集了大约2万人，他们高呼口号，唱着歌颂马加丹的歌曲，在大楼的墙壁上涂写着各种攻击和谩骂的标语。晚上5点以后，示威群众开始试图用钢索拉倒“捷尔任斯基”的铁制雕像，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市政府的恐慌。紧急前往广场的莫斯科副市长斯坦克维奇向示威群众解释说，如果几吨重的雕像倒塌下来，不仅会阻塞交通，而且会影响到地铁隧道。他向人们保证说：“莫斯科苏维埃今天决定拆除所有类似的雕像，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现在就干，马上！”人群呼喊着。
晚上9点后，在节日礼炮的映射下，三辆起重车和一辆牵引车抵达了捷尔任斯基广场。舍巴尔申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事后回忆说：“当时两辆威力巨大的起重车逼近到塑像跟前，一名志愿者已爬到捷尔任斯基雕像的肩上，正在用一根铁索缠住雕像的脖子和身躯。然后他直起腰，拽了拽裤子，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准备完毕，可以起吊’，他看起来俨然一个专家。我强迫自己看下去，这杯苦酒一定要吞下去。我感受到痛苦了吗？没有，发生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为领袖们的目光短浅、至高无上和自私自利而付出了代价，为我们的愚蠢和轻率而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起重机轰鸣着，人群狂呼着，镁光灯闪烁着。
被绳索牢牢套住脖子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吊在广场的半空，生铁铸成的两条腿在雕像大衣下面摆来摆去。菲利克斯·艾德蒙德维奇早就入土为安了，难道人死之后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罪过负责吗？”列昂尼德·舍巴尔申：《间谍首脑的生活》，莫斯科，1994，第110～111页。午夜时分塑像已被运走，但集会仍在继续。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人群前发表讲话，他建议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索尔仁尼琴纪念碑。
舍巴尔申和莫伊谢耶夫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只待了一天，叶利钦知道戈尔巴乔夫任命强力部门的领导之后便大发雷霆。8月23日凌晨，叶利钦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取消已经颁布的任命。叶利钦说：“莫伊谢耶夫参加过骚乱，而舍巴尔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人。”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因为这一任命已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并且第二天的报纸也将公布这一消息。8月23日上午，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是两人自“8月事件”以来的首次会面，此次会见的气氛相当紧张。叶利钦强烈要求苏联总统在进行任何人事变动的时候必须要与俄罗斯总统协商。
戈尔巴乔夫答应“考虑”撤销自己的命令，但叶利钦却声色俱厉地表示，只要莫伊谢耶夫和舍巴尔申还没有被解职，那么他就不会离开苏联总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叶利钦还将一份新的苏联强力部门和外交部领导人的候选人名单强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认为，苏联国防部部长应由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此人在1991年8月19日那天曾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苏联克格勃主席应由巴卡金担任，他不久前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在1991年6月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他还曾是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在“8月事件”中他没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叶利钦。
此外，叶利钦推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候选人是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大将，当时他已是俄联邦内务部代理部长，深得叶利钦的信赖。叶利钦还推举记者出身的鲍里斯·潘金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此人于1991年间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8月19～20日期间，他是苏联唯一没有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给驻在国领导人的大使。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很想从苏联大使那里得知有关莫斯科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是直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前，潘金都巧妙地回避了与哈维尔的正式会面。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证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但巴卡金在回忆录中却写道：“8月23日上午，我们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知道，叶利钦当时就坐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新任命的内容都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产生的，叶利钦不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还授权其对克格勃进行彻底改组。”弗·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1992，第22页。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他希望苏联总统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写道：“戈尔巴乔夫盯着我，这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当时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定的立场。”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4页。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制度已经结束了，尽管戈尔巴乔夫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白宫”参加于前一天在此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门口时，围观的人群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的这次会见还进行了电视直播。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此次直播节目中的发言给多数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讲话缺乏连贯性，时断时续，随后他的讲话演变成了由叶利钦发起的带有侮辱性的质询。叶利钦首先试图强迫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准俄罗斯总统于8月19～21日签署的所有命令，俄罗斯总统在这些命令中已经行使了苏联总统的职权。而戈尔巴乔夫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他恳求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要马上公开这些命令，这些都还是秘密。”叶利钦反驳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喧闹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嘲笑声)。
随后，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速记记录，并称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宣读。实际上，8月19日举行的苏联部长会议是在部分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当时开会时并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通过任何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只是通报了巴甫洛夫总理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很有可能只是某一位部长的会议笔记。几分钟之后，叶利钦再次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又响起欢呼声和叫喊声“太好了！”，“万岁！”)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喊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说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万岁！”和“太好了！”的叫喊声。
戈尔巴乔夫试图反对：“我不知道这项命令的名称和内容，如果真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高苏维埃未必应该支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总统，尽管我个人非常尊重他对此的看法……(大厅里响起尖叫声)。静一静，并不是整个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与并支持了了叛乱(大厅里又响起尖叫声)，因此，如果能够证明俄共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委员会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那么我会同意这项命令。我认为，禁止俄共的活动无论是对于民主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个命令是否应该签署？”叶利钦回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机关调查清楚俄共是否参与这些事件之前暂停其活动，这是完全合法的。”戈尔巴乔夫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
走下讲台时戈尔巴乔夫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几分钟之后，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于这次两人之间的单独会面，戈尔巴乔夫在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威严扫地，备受屈辱，而叶利钦却幸灾乐祸。西方媒体于次日刊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讽刺文章和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描写的就是高大威武的叶利钦拽着矮小颓丧的戈尔巴乔夫的手。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自由思想》1992年第8期，第10页。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老广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在8月2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取缔苏共和没收其财产的建议。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建议，他不仅要求立即取缔共产党和没收其所有的资产，而且要“铲除一切共产主义的毒苗”。为此，他建议禁止出版所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这首先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工人论坛》。这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将莫斯科市党委和各区党委的财产国有化的决定。
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领着气势汹汹的人群来到了位于新广场的市委大楼前，人们向大楼的窗户投掷石块。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财产，他们还专门叫来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但是当时市委已经下班，工作人员也已经离开，所以大楼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紧锁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最终决定暂不撬开市委各办公室的大门和保险柜，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楼的正门。同一天晚上，与此相邻的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也逃过了被洗劫的厄运。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依然坚持上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扎索霍夫、谢苗诺娃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样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也坚持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办公，到这里上班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至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 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
事件的结局一步步临近，老广场和新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愤怒的人群。当戈尔巴乔夫在“白宫”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布尔布利斯写给他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这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句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几天之后这个文件的照片复印件被张贴在许多建筑物上，见1992年8月27日《独立报》。
正是依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批示，而并非叶利钦关于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开始了对苏共中央各大机关的破坏行动。下午3点，由巴卡金和巴兰尼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围了苏共中央、俄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以及对面的苏联克格勃总部大楼。群情激愤的人们越聚越多，很多人认为，一场浩劫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人们最终并没有制造灾难，关于这一点波波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与布尔布利斯达成一项协议，他以秘书长的名义签署一道命令，允许我们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整个行动由莫斯科市中央区区长穆济坎斯基、市政府管理局负责人沙赫诺夫斯基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领导。然而苏共中央有着联系全国的庞大的通信枢纽，各种地下工事，以及包括核系统在内的所有国防系统。我们与克格勃达成协议，他们离开总部大楼后，将留下来保护各种地下设施。
下一步则是考虑如何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撤离时的安全问题，当然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参与了叛乱，但这是侦查机关和法院的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私自处刑行为。与此同时，不允许有任何文件外流，换句话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发生事情的历史意义。我面前的电视中正在播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报道，而在我旁边摆着一部电话，不断传来老广场的消息。终于我听到了一个疲惫而平静的声音：‘我们已经占领了苏共中央，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已经离开，工作人员已被疏散，我们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接待室中给您打电话。任务已经完成。’我知道，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再不需要对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采取驱逐行动了。”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3～234页。
波波夫甚至将这次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行动与1917年的攻克冬宫相提并论，他写道：“20世纪末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试验已经结束。我作为经济学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论，这样的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变革却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发生了。即使以后我不再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工作，那么夺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这一历史时刻却以事实证明了我本人、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所有苦难、过失以及矛盾……我是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参与了这场斗争，而不仅仅是作为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第234、426页。对于他的这些观点，许多历史学家不敢苟同，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
关于这次“20世纪末最伟大事件”还有许多截然不同的描述。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内部专线被通知离开大楼的，而且只给60分钟的准备时间，即从16点到17点。当时大楼里的各个楼层混乱不堪，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烧文件，还有的人要求派专车到大楼门口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回忆说，他当时和正在“白宫”开会的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联系，以便弄清楚所有这些行动是否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戈氏的回答是肯定的。
法林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保险柜中存有许多“极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材料。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恼怒地喊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吗？”法林当然明白，他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一切。当时苏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保险柜是锁着的，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已被关在列福尔托夫监狱里了。戈尔巴乔夫吩咐党的高层领导人不要通过正门离开大楼，而是通过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离开。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楼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于斯大林时期，后来又进行了改造，但并不是每位书记对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专梯将他们从大楼的五层送到了地下通道内，第一道门被顺利打开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门却死死地关闭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打开这扇厚重的钢门。
这些书记们担心第一道门自动关闭后，他们将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们又急忙返回到楼中，并于晚些时候通过正门离开了大楼，然后他们在人群的叫喊声中穿过老广场到达了最近的地铁站。谢苗诺娃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个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星火》1991年第37期，第32页。叶利钦在老广场完成使命之后，于8月23日连夜赶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官邸，并在那里举行了由其亲信和朋友参加的盛大的庆功晚宴。当时只有副总统鲁茨科伊没有收到邀请信，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并不清楚自己失宠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鲁茨科伊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有意成立一个新的党派——共产党人民主党。不过，鲁茨科伊的功劳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据叶利钦的提议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还只是一名上校。
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摧毁行动是导致苏共解体的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他们来到与总统会客室相邻的核桃厅，这个房间历来是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商讨最重大、最敏感问题的地方。格拉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这是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刚刚从南方休假回来，戈尔巴乔夫的脸色显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却异常阴沉，这种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戈尔巴乔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经常会给初次与其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双眼已变得黯淡无光，这折射出过去一周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内心变化：他失去了以往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给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而使对手们胆战心惊。
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88～389页。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共党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以及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
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当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考虑在苏联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新政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间所作所为的初衷的：“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成千上万的人信任我才给了我这个职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阵营中去，那将是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437页。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不齿行为。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比喻为行驶在风浪中的一艘巨轮的掌舵人，他在艰难地保持着巨轮的航向。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喻，那么完全有理由说，1991年8月末当这艘巨轮遇到强烈风暴、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第一个离开了这艘巨轮，对于一名船长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容忍。叶利钦在8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权力对整个苏联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却使叶利钦在破坏苏共的行动中放开了手脚。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我们看到，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取缔了本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各政党的活动。在此情况下，这些党派纷纷转入地下，以便等待再度复兴的时机。然而对于苏共来说，这条路已经行不通的，因为它已被彻底打倒，不复存在，而它的灭亡之日就是1991年的8月24日。尽管1993年2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然而无论就其组成、结构还是思想理论来说，都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政党了，况且俄共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因为几个月之后，苏联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五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
广场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将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从人群的围攻中解救出来，人群越发狂怒，坐落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也面临着被洗劫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和鲁茨科伊不得不中断在“白宫”的活动而匆匆赶到老广场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一同前来的还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到来使愤怒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然而聚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的人们直到深夜也没有散去。直到8月24日，电视和广播中播放了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的号召后，莫斯科市中心的风波才开始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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