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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激励习仲勋为改革开放杀出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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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激励习仲勋为改革开放杀出血路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邓小平激励习仲勋：为改革开放“杀出血路”
2020-01-08 09:14 星岛环球网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核心提示：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特别令习仲勋感动的是，这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在百忙中拨冗接见了他。因此，经叶剑英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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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在深圳迎宾馆
1978年初春，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的习仲勋否极泰来，人生历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被“流放”在河南省的习仲勋护送回京。
被叶剑英提名“把守南大门”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习仲勋用“特殊方法锻炼身体”的故事。在河南洛阳，习仲勋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但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很多人听了习仲勋的故事，都被他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深深打动。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习仲勋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是十分敬佩的；对叶剑英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的谦虚宽厚以及生活上的节俭朴实，也一直是仰慕的。特别令习仲勋感动的是，这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在百忙中拨冗接见了他。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在北京的工作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经叶剑英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习仲勋谦逊地向中央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反“偷渡外逃”
1978年的4月5日，65岁的习仲勋辞别家人，仅带着大女儿齐桥桥到广东赴任。习仲勋上任初始，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边境地区汹涌的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风潮。事态的猛烈和严重程度，是现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在全国上下正由乱转治、一派经济复苏景象之际，广东省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上任3个月后，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现在的深圳市）视察。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宝安县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在处理大量偷渡外逃人员的事件上，当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存在方式上简单粗暴的现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习仲勋及时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他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肃地指出，“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专程跑到收容站，带头对偷渡者做宣传教育工作。
由于反“偷渡外逃”工作抓得紧、力度大，到了当年11月份，全省外逃人数已控制在了百人以内。
平反“李一哲”案
“文革”后，广东省和全国一样，面临着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和随后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他俩本身就曾是受害者，而且“资格老，压得住阵”。在平反错案问题上，习仲勋下了极大的决心。有一次，被陷害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这些冤假错案逐一加以解决。首先得到平反的，是大批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他们因为“海外关系”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平反后，侨乡人民的积极性高涨，在改革开放中，引来巨额外资，为广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为曾震惊中外的“李一哲”案平反的过程中，
更突出了习仲勋持重细致、深谋远虑的工作特点。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闹市区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此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李正天等人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习仲勋亲自抓这个重点案件的平反工作。1978年年底，省委决定，“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2月30日释放了李正天等人。此后，已被中央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连续4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并听取意见。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劝说并主动承担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但到了1979年的3月15日，波澜再起。李正天等人再次使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在广州春交会期间举行“理论讨论会”。他们还给香港有关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第二天，李正天等人还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省委领导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严肃地指出他们这种做法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习仲勋恳切地说：“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却把广州市搞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李正天等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批评，也接受了意见，最后取消了这次讨论会。
向中央要政策
面对“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习仲勋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深切地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这也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 1978年四五月间，国务院选派了3个代表团（组），分别出国和到港澳地区考察经济发展情况。赴港澳考察组回来时路经广州，向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介绍了他们实地考察的情况，大家听后都极为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建议把宝安和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这与广东省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同意将宝安和珠海两县改设为市。
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间，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并提出让中央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搞出口特区。当时，习仲勋他们的想法立即引来两种不同的态度。支持者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有这样的力度。反对者则大泼冷水。甚至有人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 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还是得到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邓小平还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正式诞生。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11月中旬，中央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广东人永远不会忘记，习仲勋和杨尚昆离任前争取来的政策，不仅是留给广东的珍贵“遗产”，更是一把改革开放的尚方宝剑。此后，开放之潮从南到北，一番新天地逐渐开启。（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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