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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中共对美关系始末叶剑英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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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中共对美关系始末叶剑英发挥重要作用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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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关系始末 叶剑英发挥重要作用
2019-12-17 09:35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二、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22日来到延安。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受命筹组并主持了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乱各州，这里指延安)。
核心提示：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起源于延安，并从延安走向世界。就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1944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延安外事工作的重要开端。中共与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也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其中，经历了与两国三方（即中美两国和国共美三方）有关的历史事件有重庆谈判、停战谈判，相应的协商机构则有三人军事小组、军事调处执行部等。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叶剑英是周恩来最主要的助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起源于延安，并从延安走向世界。就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1944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延安外事工作的重要开端。中共与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也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其中，经历了与两国三方（即中美两国和国共美三方）有关的历史事件有重庆谈判、停战谈判，相应的协商机构则有三人军事小组、军事调处执行部等。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叶剑英是周恩来最主要的助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是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前奏曲。
1944年，亚洲太平洋战场风云变幻。美军节节胜利，进逼西南太平洋。当时美军最高统帅部有一个登陆中国沿海，以切断日军羽翼、孤立日本本土的战略计划。与此同时，日军则处处失败，其最高统帅部拟收缩兵力，固守中国沿海，确保东北、华北，以支持其本土决战。因此，在美国的亚洲太平洋的战争地理中，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本土的第二号目标。中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可此时，中国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却一败涂地，数月之间，竟损兵百万，失地千里。而在敌后战场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瞩目。
就在这年年初，美、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就向中共方面提出，要求派记者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做些实地考察。经过长 期的斗争，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让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中共中央也同意了这一要求。八路军总部对接待记者团作了周密安排，并责成时任参谋长、外事组长的叶剑英具体负责。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到达延安。这个记者团成员中的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记者等；中国方面则有《中央日报》、中央社、《新民晚报》、《扫荡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的记者等。
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的当天，首先由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出面接洽安排。下午5时，由叶剑英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名义设宴为他们洗尘，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10日下午5时，朱德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6月22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战争的实际情况，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报告。为了使外国记者准确无误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当场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叶剑英在介绍中，对国共两党军队抗击敌军的情况进行了鲜明对比：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和地方军共47万人，抗击侵华日军总数的64.5%；而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抗击的敌人却只占35.5%。如果把全部日军、伪军加在一起，共产党抗击了日伪军总人数134万人中的110多万，占84%，或六分之五以上；而国民党军队只抗击日伪军二十三四万人，仅占16%，尚不足六分之一。叶剑英以雄辩的事实、充足的论据，说明了中共的伟大以及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叶剑英还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谢。中外记者参观团听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第一流的报告”，有“很高说服力”，“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6月25日，叶剑英与朱德又同美国记者史坦因和英国记者福尔曼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回答并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敌后的潜在力量；第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以及同国民党、美国及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第三，战后共产党军队将为保持远东和平而斗争。
叶剑英的报告和朱德的谈话，通过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很快传到了美、英等国，传到了全世界，引起了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巨大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倍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
二、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22日来到延安。
当时的美军统帅部，尤其是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从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的目的出发，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中共的力量。因此，亟须了解和联络中共。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受命筹组并主持了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乱各州，这里指延安)。观察组下设政治情报组、陆军情报组、海军情报组、气象组和营救组。观察组成员，大部分是属于史迪威将军的中缅印战区总指挥部的军人，也有一些美驻华使馆的外交官。观察组的任务，主要是了解日军、伪军的基本情况、作战特点，我党我军的政治、军事情况，以及利用边区为美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等。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在给包瑞德上校的行动指令中，明确规定观察组的任务是：收集一切有关日军和中共的情报，特别要重视“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计”，“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计”，“援助共产党，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的最有效的办法”等等。
7月22日下午，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飞临延安（第二批8月7日到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共18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那天，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地基不牢。飞机降落的时候，出了点小故障，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关切地问道：“飞机坏了没有？”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包瑞德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莫问马。”叶剑英
事后谈起这件事，笑道：“我知道他是一个中国通，想不到他还真有点学问咧！”
当天，叶剑英到观察组的驻地接见了全体成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总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叶剑英对他们说：“我们将延安县城北部最好的窑洞腾出来，给你们居住，这一排窑洞是我军边区留守兵团司令部的驻地。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还特意筑起了一道不高的土围墙，以免老百姓随便走来走去，妨碍你们的工作。在我们延安是军民一家人，各领导机关都没有筑围墙，老百姓可以随便走动。我们并不是把你们隔离开来。我们如果有意要将你们隔离，那么，我们随意选择一条山沟，延安附近无人居住的山沟是很多的。我们是特意将你们安置在延安的中心地区，四通八达，你们可以很自由地随意走动。不会像我们在重庆的人员那样，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盯梢，我们不会干那些无聊的、可耻的事，也没有财力养那些闲人。你们很快就会亲自体验到的。延安是很安全、很自由的。你们不要害怕人身没有安全保证。”包瑞德也直爽地说：“叶将军阁下，我们在重庆也听说国民党特务跟踪贵方人员的事，我们很讨厌这样的做法。我们到延安下飞机就感受到你们对美军军官和士兵的热情与诚意，我完全接受贵方的安排，并感谢贵方的盛情接待与安排。”叶剑英说：“我们都以诚相待，我相信我方与贵军观察组的军官、士官一定会合作得很愉快。至于具体工作安排，我方由作战部伍修权副部长兼作战局局长与你协商。”当晚，在王家坪小礼堂举行了一个欢迎晚会，请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来演出。朱德、叶剑英等出席了晚会。整个晚会洋溢着热烈的气氛，美军观察组全体军人都很高兴，他们说：“太精彩了，太妙了！真是军人的演出，没有娇声娇气，太棒了，这是第一次看这样形式的娱乐晚会！”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了热情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曾多次会见他们，亲自做他们的工作。8月3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向他们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我军的编制、装备情况。叶剑英首先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他说：“从黄河至陇海铁路以北叫华北敌后战场，陇海路以南叫华中敌后战场，东江琼崖为华南敌后战场。从地区上来说，敌后战场是以华北、华中、华南3个敌后战场所组成；从斗争形式上来说，敌后战场分为我占区、敌后区和游击区；从地势来说，由山区、平原和水网湖沼区3种地势所组成；从交通上说，华北有10条铁路，华中有7条铁路。”在详细介绍敌后战场的情况之后，叶剑英归纳说：“从整个敌后战场的形势，可以看出以下3点：一、山区包围平原；二、广大的乡村包围城市，使城市孤立；三、主要交通线插在我区之间，造成许多走廊，很多铁路、公路夹在这些走廊之内，使我军有随时截断这些走廊的可能。”在叶剑英的介绍过程中，许多问题引起了美军观察组极大兴趣，包瑞德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长达3万字的讲话结尾，叶剑英引用一些中外报刊对八路军的报道，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惧的。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都将无法控制，更多的敌人将被我们控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致最终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叶剑英介绍以后，美军观察组全体起立，包瑞德致词说：“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
美军观察组在叶剑英和其他领导人陪同下，还参观了南泥湾三五九旅的军事训练、七一八团的军事演习、绥德抗日军政大学等。他们在延安地区实地考察后，向美国国内发回了许多调查报告。谢伟思在从延安发回的第—个报告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年活泼，民主模范，与重庆对比是另一世界。”在叶剑英的安排下，观察组还分小批赴我抗日根据地观察了解情况。他们经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人对我解放区政治、军事情况的看法比较客观，对我党、我军的抗日决心和实力有较正确的估计。鲁登在向美驻重庆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经数月华北、察绥实地考察证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戴维斯在作观察结论时言：“蒋所领导之封建中国，无法与中国北部广得人心之现代政府长期竞存。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
正式会谈之余，叶剑英还特意到包瑞德住地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双方还在友好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时隔25年后，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介绍叶剑英：“他是一个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他总是麻利地出来进去，似乎不像一般的久经战争磨炼的共产党人。讲话过程中，他可能试图夸大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这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批评是过火的。”“在有人告诉我们史迪威将军可能访问延安的前一天晚上，叶将军来到我的宿舍和我单独谈话。他说自己曾经是国民政府军的一个师长，如果不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反动，也许他会一直在委员长的指挥下服役的。当时，我很惊奇，不知道叶将军为什么要告诉我他在国民政府军的经历以及他离开它们的原因。对此，正确的答案只能是第二天史迪威将军可能来，他想给我一个好
印象，以证明他实质上不是一个激进的共产党人。自从我认识他，或者说是听说他以来，我一点也不相信他愿意继续为国民政府服务而不愿完全献身于他所选择追随的事业。”
三
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根据美国当局对我方政策的变化，在与美军观察组的会谈中，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注意了斗争的灵活性。1945年6月2日，也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扶蒋反共声明之后，叶剑英应美军观察组的邀请，同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军观察组提出，根据美军魏德迈将军的指示，他们要负责在华北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数英里内设立由美方人员管理的侦察电台，并要求派气象人员去晋绥进行风云测量，派人与八路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共同统计敌军死伤数字，要求派两架单引擎飞机到延安，以延安机场为基地，供他们作为联络、接取供应之用。对此，叶剑英着重指出：观察组来延安一年，这一年可分为赫尔利声明以前及声明以后两个时期。前期，虽然美军总部并无合作的信件给我们，我方对美军还是竭诚合作；后期，赫尔利发表声明，美国公然宣布不愿与我合作，既然不与我合作，怎么又提出在我区建立通讯网的计划呢？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答应将你们的提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报告。叶剑英讲完以后，斯文生仍然坚持要设通讯网，甚至无理地说：“我对政治、政策和陆军，管不到。我是负责设立通讯网的。”叶剑英针对斯文生这种殖民主义者的态度，义正词严地说：“斯文生少校奉命来此谈通讯问题，在你自己是正确的，但我方不能如此单独考虑问题。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请你们注意：我们有几十万军队，有一亿人民，同你们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对双方都有利，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你们不合作，我们没有外国帮助，仍然要抗战下去。即使再打一千年也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打胜。”美军观察组的无理要求为叶剑英断然拒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中共考虑通过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即使谈判破裂，也可以使我方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毛泽东考虑到，谈判过程将是非常艰巨的，谈判中将会有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并且只有打痛了蒋介石，他才有可能让步。但是我党在“打”这一方面的准备明显不足，其中最令毛泽东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由于召开七大，各解放区的主要将领都在延安，还来不及返回驻地。因此要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最迫切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在延安的各路将领送往前线。毛泽东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决定借助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去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他派出一直同美国军方打交道的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
在一次与美军观察组的例行聚会中，叶剑英在向盟军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后，便以轻松的语气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叶剑英避而不谈。美军观察组把接受叶剑英的这个要求当作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因此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搭乘飞机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这20人是：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和邓克明。他们是我党当时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一架普通货机上一下子集中了我党这样多的高级领导成员和军事指挥员，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安全，特地指派叶剑英和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还要求每个人都带上降落伞以备不测。黄华在看清将要乘坐这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以后，也不禁暗暗大吃一惊，他担心飞行中万一发生什么紧急情况，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们无法同美国驾驶员通话，将会非常危险。因此，他便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9点多钟，随着螺旋桨的转动，飞机顺利起飞了。经过4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平安抵达晋东南的黎城长凝机场，这一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延安统帅部，叶剑英长吁了一口气，并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同样焦急等待的毛泽东。听完汇报，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现在可以放心地去重庆了。飞机的平安抵达，使党中央的这着险棋成功了一大半。
将帅们在机场附近稍事休息后，便分别赶赴各自的战区。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不明真相的飞行，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各级将领到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了上党、平汉战役，经过激战，取得重大胜利，共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6万人。
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方面声称要谋求国内和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军事部署和制造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为了扶持蒋介石反动集团，于1945年12月15日，任命前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面对这种形势，中共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同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准备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国民党蒋介石由于在政治上、军事上遭到一连串挫折，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政协会议，并于12月16日乘飞机离开延安抵达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进行会谈。12月23日，周恩来、叶剑英拜会了马歇尔。1946年1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签发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按照这些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设立3个委员，其中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国民党政府，一人代表美国。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方代表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
1946年1月13日，军调部成员3人偕随员由重庆乘专机飞往北平。军事调处是军调部的首要任务，是各项工作的重点。三方会谈开始后，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就施展阴谋诡计，致使军调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拉开了“战斗”的序幕。其中，如何派遣执行小组，是国共双方代表经常争论的问题，也是国共双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当时，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派遣小组，谋取军事上的好处，拼命要求往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我方当然不能让步，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叶剑英认为，在三种地区，即在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对方集结重兵的地区、对方可能利用的港口以及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都要争取派出小组，以制止对方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内战阴谋。同时，叶剑英充分利用一致协议的原则，来对付美蒋代表的勾结。因为在建立军调部的协议规定，三方代表各有表决权与互商权，一切事宜必须三方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叶剑英充分利用这条规定，使中共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约束；遇到美蒋代表联合整我们的时候，则使用否决权，使美蒋的阴谋无法得逞。
1946年7月下旬，发生了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件，史称“安平事件”。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位于平津公路东侧，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平津公路的通县至武清县（杨村）50多公里的地区，是八路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上解放出来的，属于冀东解放区。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安平镇发动进攻，并以美机多架助战，我军被迫撤出安平，安平失陷。“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舆论和各方人士的关注。在军调部，国方、美方代表不顾事实，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称美军在安平遭到我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叶剑英则根据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从承德的来电，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一事，分别向饶伯森和郑介民提出抗议。马歇尔为把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四上庐山与蒋介石密谋策划；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与牯岭之间。国民党企图借“安平事件”拉美反共，多次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中央日报》每天以一二千字的篇幅，大肆歪曲报道“安平事件”，扩大事态。
军调部成员就三方递交的备忘录举行会谈，确定成立第二十五特别小组，调查谁先发动进攻和冲突部队的番号及其主使者。针对国民党和美国军队都是事件当事人这个新情况，叶剑英研究了斗争对策，认为“安平事件”同以往的冲突事件性质不同，它表明美军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侵犯了我国主权。因此，要通过这个事件，把美方“调解人”的身份打掉，今后的谈判，应由三方变成两方；特别小组会谈开始，应反对美方继续担任小组主席；小组的一切活动，应先确定调查程序，谁不按程序办事，谁要负破坏的责任。特别小组在进行调查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顽固坚持先听美方“证人”的报告，拒绝讨论中共方提出的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致使小组举行11次会议，均不欢而散。
为打破小组会谈的僵局，8月14日上午，军调部成员按照三方对等的原则，就程序问题达成8条协议草案。会后，叶剑英与饶伯森带着协议草案，同机飞抵南京，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报告。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美方马歇尔、饶伯森，在南京再次举行会谈。最后，由周恩来和马歇尔批准了第二十五特别小组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的协议。按调查程序规定，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观察了出事现场，听取了美方3个“证人”的报告，访问了香河县我方的5个证人。最后，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至此，整个调查工作基本结束，可以商谈向三委员写出调查报告。但是，国民党和美国的小组代表发现前段的调查事实对他们不利，又节外生枝，提出有两个新证人，要求小组询问。叶剑英为了早日结束此案，提出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有关官兵。国民党代表表示反对，会谈再度陷入僵局。后来，马歇尔竟令美方代表单独询问所谓新证人，并说必要时可单独发表公告。
由于美蒋代表一再破坏小组调查程序，使一个多月的调查工作，数度陷入停顿，难以进行下去。我方不得不根据调查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真相。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中共小组代表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书》，使“安平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叶剑英郑重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并非中共“预谋”的伏击，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必然结果。他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一、美军应向我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以维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叶剑英的声明和我方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真相，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仇美反蒋的爱国热情。尽管美方始终矢口抵赖，不承认美军先开第一枪，但是，一个多月的调查，记录在案，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随着内战规模不断扩大，军调处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叶剑英在极端复杂艰险的条件下，继续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饶伯森通知叶剑英，他将于10月离华返美。接着，郑介民也飞回南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从9月份起，组织我方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军调部美方委员吉伦中将，送交叶剑英一份书面声明，说明美国政府已决定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的关系，并帮助国共双方代表撤回原地。从此，军调部正式宣告撤销。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乘3架飞机离开北平，回到延安。吉伦代表美方、蔡文治代表国民党方到机场送行。吉伦走到叶剑英面前，伸出手说：“哈罗，叶将军，请代转我对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将军以及曾在军调部工作的先生们的致意！”叶剑英看看吉伦，淡淡地说：“军调部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是我祝将军阁下早日回到你的国家去吧！”吉伦脸一红，张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叶剑英等人回到延安后，延安总部特意举行宴会，招待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对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不辱党的使命，表示亲切慰问。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09年第11期，作者：袁小伦，原题：《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关系始末叶剑英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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