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胡耀邦对毛主席一定要认错不认错难道主席错
||
胡耀邦对毛主席一定要认错不认错难道主席错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胡耀邦：对毛主席一定要认错 不认错难道主席错？
2020-01-31 10:49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核心提示：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陈丕显“红小鬼”骂作“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
谭启龙伯伯的回忆录中，说到1932年年底，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他和父亲列入“AB团”反革命分子名单，在生死危亡之际，冯文彬同志敢作敢当把他们两人带到中央苏区，脱离了险境。谭伯伯以后没有再受审查，我父亲仍然在被审查之中，这使他很苦恼。一次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到我父亲所在单位指导工作。一天晚上我父亲鼓足勇气，敲开他的房门，向顾作霖同志诉说了他的家庭、经历，如何参加共青团，如何离家来到莲花县苏区。激动之处，竟已是边诉边哭起来。顾作霖听了大半个晚上，也是动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个14岁的儿童出来参加革命，有什么根据去当特务加入反共的AB团，他看出了父亲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断然作了不再继续审查他的决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凯丰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1933年8月，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共同打击的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毛主席也因“右倾”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文革”一来，一时天旋地转，人伦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1966年10月，丕显叔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他的心情复杂、彷徨、心中无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紧张而忧郁。“什么是党内走资派？”他的心理活动正像他的回忆录描写的那样：“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真是天下第一奇闻。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出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陈丕显。1967年1月l日凌晨3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这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张春桥为此作注：“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父亲1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他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自己是没有分配工作，没有职务，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次之多。
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亲给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做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小津匆匆跑来看我父亲是否安全。父亲送他出门时脸色凝重，声音坚决地对他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配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这有《邓小平文选》二卷为证，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同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择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位副厂长就是王兆国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显叔叔的推荐下，我父亲不敢怠慢，并代表组织亲自做了考察。
1983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以干部四化为标准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又于1985年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给年轻干部的筛选、任用再铺设一级台阶，再进行一次全党性的选拔。
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的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雕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
本文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作者：周海滨，出版：人民出版社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