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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彭德怀在湖南湘潭农村调查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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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彭德怀在湖南湘潭农村调查侧记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回忆1961年彭德怀湖南湘潭农村调查
文 · 黄禹康 2012年09月26日21:4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湖南省湘潭市老龄委干部活动中心，78岁的原《湘潭日报》退休老记者戴鼎说起他51年前陪同彭德怀元帅回乡调研的经历，心情十分激动，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艰难困苦的岁月……
“丢了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1961年隆冬时节，63岁的彭德怀回到湖南湘潭老家开展农村调查，历时50多天，每天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往返跋涉二三十里山路，深入乡村、农家调研。他的一言一行给当地的农民及党员干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大家深受教益。
12月13日下午，黄昏时分，絮雪飞扬，寒气袭人。彭总在湘潭锰矿招待所，神情凝重，他沉思一会儿，把当地派给他当向导的《湘潭日报》记者戴鼎叫到身旁，指着锰矿周围用铁丝网着的大木头桩问道：“戴鼎同志，这是干什么用的？”“可能是代替围墙用的。”
“运这么多木头，又这么大一根根的做围墙，太可惜了。起什么作用？山上的树还经得几回砍！怎么不想到农民啦!”接着他又问：“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没有看见的还有没有？”戴鼎当时不知用什么样的话回复才好，只是尴尬的笑了笑。彭总继续说：“土改时，农民分了田地，喜得不得了，一心扑在农业上，发展生产，没有腾出手来修建房屋，不少农户没有屋住，有些老屋也快倒塌了。1958年‘大跃进’刮‘五风’又毁坏了他们一些房屋。我在乌石乡调查，拆了房屋的有30％，农民在那里住不好，睡不好，何不将这些木头拿去给大家盖新房、补旧房哩！我们应该明白，农民的痛苦是政府应当考虑的事情啊……”
说了这段话以后，彭总仍注视着山上，他一面指点着，一面又对戴鼎说：“山上光秃秃的，和尚脑壳没有毛。由于大炼钢铁，树木都被砍掉了，这个损失无法估量，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避难回家种田，打脚车子(南方一种手推的运输工具)走梅林港，沿湘江到湘潭，一路上绿树成荫，大太阳天不要戴草帽，歇凉不要进屋，这次我回来一看，没有几座山上有大树林，有的地方山林全被砍光了。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大兵团作战，瞎指挥风吹遍全国，大有共产主义就要来到之势。”戴鼎插了一句话说：“1958年冬，我在报社工作，记得当时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彭总说：“是啊，搞得人们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幻想，以为共产主义就会来到了，这是犯了不实事求是的错误，致使我们党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戴鼎同志，你学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吗?”戴鼎说：“1957年前后，我在县委文教部组织自学和集体学过。”彭总说：“学好了，你就能懂得什么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脱离实际的事，总是幼稚可笑的。”
停了一会儿，彭总又问戴鼎：“你参加过大兵团作战吗？”戴鼎说：“在叠福公社参加过。那时晚上和社员打着灯笼火把开荒种地，早晨在晒谷场上搞军训，男女老少都参加，一股子的劲。不久，又将我调回报社工作。”彭总应了一声：“嗯！”忽然又说：“1959年毛主席写了《党内通信》，党中央发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五风’才收敛下来。相继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下发了。” 戴鼎插话说：“那时省委书记来我县搞《六十条》试点，县里要我去参加。广泛听取社员意见，群众非常喜欢，基层干部也非常拥护。”彭总说：“群众最通情达理，我们解放才十来年，吃饭、穿衣、办事都要首先想到农民，丢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瞎指挥、盲目冒进，建不成大业。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纠正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这时，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将矿区的夜景呈现在眼前。戴鼎说：“彭总，天冷了，您老注意身体，请回房休息吧！”这时只有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和戴鼎陪在彭总身边。彭总穿一套旧青哔叽衣裤，袖口上打着几个补丁。见彭总有些寒意，戴鼎便说：“您老穿得这么朴素，这么单薄，这里又没有暖气呀！”彭总笑着说：“你还嫌我穿差哒！我与外国朋友会见，不也是穿这套衣服！” 三个人说说笑笑，谈了不少生活琐事和湘潭风土人情。戴鼎看时间已晚，便再次劝彭总早点休息而告别了。彭总回到了卧房不久，戴鼎和景希珍又偷偷地去看他，发现他老人家根本没有休息，又在灯光下翻阅和整理白天听人汇报的记录和材料。桌上还有一大堆文件也还在等待着他过目。
“彭大将军进了乡，不也和大家一样吗？”
12月14日，戴鼎跟随彭总去鹤岭大队调查。党支部书记周桂华和大队秘书、民兵营长、妇女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彭总听了汇报以后，请他们把全大队从1956年至1959年的变化情况，包括人口、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业收入、群众生活和疾病等情况加以逐年对比，从中找出发展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周桂华谈到“五风”问题时说：“我们全大队有367户人家，生活困难，没有饭吃，有水肿病的占全大队总户数的30％。大炼钢铁时，全大队拆屋2000多间，占总数的37.7％，我家5栋屋全部拆掉。”彭总诙谐地说：“那是你共产党员带的头嘛！”大家都笑了。随后，彭总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经常讲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牢记啊。”餐桌上有米饭、红薯，彭总不吃米饭，专吃红薯。大队干部劝他不要光吃红薯，他笑着说：“这是高级午餐啊，我在北京还不容易吃到哩！”
下午，彭总视察了大队副业加工厂。这里有榨油、磨坊和碾米设备，彭总拿起榨油的榨柱尖，试了试说：“这种老式的榨油工具，笨得很，太吃力了，要改革创新，要用电动机械操作，减轻劳动强度。”周桂华说：“我们有台黄谷式打米机，接的是湘潭锰矿的电，现在线被剪断了。”彭总问：“那是怎么回事？你晚上随我一同回锰矿去，要求矿上解决，好吗？”晚上，彭总向湘潭锰矿党委领导谈了大队的情况和意见。第二天，矿领导立即派人接通了电线，磨坊碾子改成了电动机械，社员欢喜得不得了。
彭总在鹤岭大队调查时，走到一家黎姓农家的屋前坪，黎家老爹从堂屋里迎出来，彭总笑着问：“您老贵姓?”黎老头满面春风地说：“我姓黎。”彭总风趣地说：“好哇！你姓黎，我姓罗，我和你驴骡不分，都是一家人。”(彭总当时说是姓罗，以免惊动了群众)彭总又问：“您多大岁数?”黎老头说66岁。彭总说：“我63岁，我和你都是好兄弟。”那黎老头笑得皱纹一层叠一层，忙把客人请进屋里坐。彭总进了黎家的门，又看又问，像战场上察看地形指挥作战那样细致。对一些老式农具，彭总是那样的熟悉。坐在堂屋里，彭总同大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黎老头突然问道：“外面传说，彭德怀元帅进了乡，列位晓不晓得？”彭总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接过黎老头的话说：“我就是彭德怀，彭元帅进了乡，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吗？普通一人嘛！”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真是瞎了眼。”彭总说：“我从小就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和你一样当农民，就住在乌石寨下，还不是搭帮毛主席、共产党翻了身！”“我开头就说了，我和你是一家人嘛，一点不假吧。好吧，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我还要到上屋看看，不耽误你了。”说完，告别了黎家。
彭总一路匆匆，看完这户又走那家，蛮有精神的。戴鼎与景希珍跟在后面走，稍有慢步就掉队了。彭总一面走，一面开玩笑。临到一户人家快进屋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湘潭土话，他说：“走东家，串西家，口里乐哈哈！日里走四方，晚上补裤裆！”彭总生怕戴鼎与景希珍不知道，又解释地说：“走东家，串西家是背‘竹脑壳’的。‘竹脑壳’是搞迷信用的卦。背竹脑壳的就是打大卦的人。旧社会这种人，背着一个袋子，沿门卜吉凶，换一点钱米来维持生活。”几个人不约而同大笑起来。彭总走到一个大屋场塘边，从一户横屋进去，原来是个厨房，嵌在灶头上的锅子盖得蛮合缝。彭总将锅盖子揭开，见有大半锅黑绿色的糊糊。景希珍是北方人，搞不清是什么，便用锅铲挖了点尝尝。彭总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神态上：“怎么样?”景希珍说：“是糊糊浆汤，有草的苦味。”彭总细问这家主妇，才知道是细糠、蔬菜加上能吃得的野草。他神色难过，心情沉闷，离开了这户人家，一路上，又看，又问，天色将晚时才回到了招待所。
“浮夸风会害死人的，隐瞒产量也是错误的，我们配合你们一起来仔细调查。”
陈蒲大队有16个生产队，队队产量低。公社党委的同志介绍，陈蒲大队减产严重的原因是“五风”伤了元气，加上“平调”退赔不彻底，直接影响到群众生产、生活和情绪。彭总听到这些情况后，问到去陈蒲大队的路线。12月15日，北风削脸，路上行人稀少，彭总不顾天寒地冻，来到陈蒲大队，访问了各生产队社员。他仔细听取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童石泉的汇报，重点了解农业生产、粮食收入、群众生活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处理等问题。这个大队是个严重减产的大队，社员人均年口粮不到200斤，其中一部分是按4担红薯抵100斤稻谷、3担芋头抵100斤稻谷来折算的。吃米糠、喝糊糊的不少。瓜菜、野草、土茯苓、红薯藤、葛麻根、野菱角，只要能吃的，人们都想方设法搞来充饥。因为群众生活困难，水肿病人很多。
彭总非常关心群众疾苦，为了把陈蒲大队的情况搞清搞透，他亲自设计制作表格，列举调查内容，分生产队一项一项的统计。彭总交代大队干部：“请你们耐心一点，搞准确些，切忌掺假，浮夸风会害死人的，隐瞒产量也是错误的。我们配合你们一起来仔细调查。”彭总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动了基层干部，也正合广大群众的心意。情况弄清后，他又反复征求区、社干部意见，并交代戴鼎写一篇关于陈蒲大队减产情况调查的材料。彭总分析说：“陈蒲大队自然条件好，偏偏粮食减产，天灾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太多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伤了农民的元气，‘平调’退赔又不彻底，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人的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彭总对陈蒲大队粮食减产情况非常关注，当时他身患重感冒，仍顶着严寒细雨，一连三次去陈蒲大队和基层干部交谈，深入到黄蒲、白泥等几个生产队认真倾听群众意见。
在即将离开响塘区时，彭总把区委书记、区长叫来，商量如何适当统销一点粮食给陈蒲大队，以解燃眉之急。他谆谆嘱咐基层干部，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让农民安居乐业，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陈蒲大队群众后来唱了一首民谣：“搭帮彭德怀，粮食统销来；身体恢复快，生产得安排。”
“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一头，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几亿农民的大头。”
在彭总的会客室里，室内温度比室外高不了多少，没有火炉，更没有暖气设备，条件与北京相比，相差太远，加上他整天走村串户，忙于调查研究，人感觉很不舒服，可是这些都动摇不了他爱民之心。
一次，他踱着步说：“戴鼎同志，请你写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国家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戴鼎一听，吓了一大跳，打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彭总两手握紧贴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动地说：“我们国家要心想农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一头，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几亿农民的大头……解放才12年，很多农民仍然困难。”接着他对戴鼎说：“你学过历史，写这个材料要从外国的、我国历史的、现实的情况三方面去认识。我们国家现在征购是‘水涨船高’政策，政策年年变，农民增了点产，国家就要多缴征购超产粮，浮夸风满天吹，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征了过头粮，农民自己空了仓，吃不上饱饭，到头来发挥不了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彭总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后来他又两次去鹤岭大队，花很大的精力对征购粮一事作调查研究。他认为征购粮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对于政策取信于民关系很大。当时鹤岭大队征粮超过12％，黄龙大队超过11％，陈蒲大队18％，这都超过中央关于征粮不超过总产量10％的规定，在粮食分配上，各生产队之间，只是由于超产全奖和减产全赔而有所不同，在包产以内的分配都一样(基本口粮每人300斤，劳动奖励粮每个工日1斤)，不能很好体现多产多吃，少产少吃的精神。他特别强调说：“我们的征购政策要稳定下来，给农民吃定心丸。按几年的总产和单产，取个平均数，固定下来。购粮任务要相对稳定，让农民感到有奔头，刺激增产积极性。只有发展生产力，民富才能国强。”
彭总说：“戴鼎同志，请你写这篇文章，字数不要多，观点要鲜明。请你一定写好，给我带回中央去。”彭总心想农民，为民作主，好人啊！但戴鼎很害怕，他不敢讲，也不敢写，一提到“打官司”几个字，就怕惹出祸来，感到很为难。但当他想到彭总在湘潭农村调查这么久，时时处处事事诚心诚意为人民着想，他老人家想的是农民，讲的是正义啊！于是，戴鼎毅然决然地按照彭总的要求，连夜赶写好材料上交给了彭总。
“我彭德怀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做官的老爷！”
在人们的想象中，彭总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威武过人的大元帅。其实，彭总所到之处，干部和群众一致感觉他是一个热忱、谦逊、朴实、和蔼可亲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彭德怀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做官的老爷！”在湘潭锰矿招待所期间，戴鼎时时处处没有离开他老人家的身边，在彭总的隔壁睡了11晚。
彭总对自己要求严格，不讲排场，不追求高档次的生活标准，时时保持勤劳、朴实、艰苦的优良作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亲如家人。彭总1958年冬回家乡，乌石大队送了一瓷坛蜂蜜给他带回北京去。彭总虽接受了这坛蜂蜜，但他将蜜糖折价成30元钱交大队作生产费用，而且还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这样的小事，可是彭总却当成大事来办。1961年他回家乡，白天接待来访群众，外出调查研究，并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坐在桌前，亲手写了4个农村调查材料。
12月23日，彭总回到湘潭县委，湘潭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姚欣设便宴招待彭总，以感谢他老人家对家乡人民的关怀。彭总此时的心情也异常兴奋，他根据此次回乡的调查情况，对湘潭的工作特别是对农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作了具体指示。最后，彭总在县委南楼住宿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想到彭总此行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回故乡。
12月24日，雨住风停，气温回升。早餐后，彭总将要离开的时候，紧握着戴鼎的手说：“戴鼎同志，谢谢你了。” 戴鼎顿时心酸起来，哽咽地只说了一句：“祝彭老总身体康宁！”聚集在县委南楼前的县委领导和机关干部，都站在彭总的周围，为彭总送行。彭总这次在湘潭调研历时50多天，每天冒着严寒，深入乡村、农户，调查座谈、接待乡村干部及农民2000多人，亲手撰写的几份调查材料，除了分发省、地、县委以及有关区委或公社外，还将一整套材料交中央办公厅转呈毛主席。这些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戴鼎在跟随彭老总调查研究的日子里，深受教育。现今78岁高龄的戴鼎老人每次回忆起当年陪同彭总深入湘潭农村调研的日子总是说：彭总那种关心农民、疼爱农民、废寝忘食、辛勤工作的精神；那种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无私无畏、敢于碰硬、敢于牺牲的气魄；那种一生为革命、一生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那种与民同甘共苦、厌恶奢侈、勤俭节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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