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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林彪为何会为彭德怀洗清历史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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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林彪为何会为彭德怀洗清历史冤案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庐山会议林彪为何会为彭德怀洗清历史冤案？
2020-01-07 09:03 星岛环球网 来源：新华社 作者：徐香花
核心提示：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激起了千层浪，后被错误批判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但就是这次会议“在批判和斗争彭德怀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段与会议主旋律不相和谐的插曲”，反而为他澄清了一桩背了20多年的历史冤案，卸下了“反毛泽东”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件事是庐山会议上唯一让彭德怀聊以自慰的事情。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激起了千层浪，后被错误批判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但就是这次会议“在批判和斗争彭德怀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段与会议主旋律不相和谐的插曲”，反而为他澄清了一桩背了20多年的历史冤案，卸下了“反毛泽东”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件事是庐山会议上唯一让彭德怀聊以自慰的事情。
会理会议的召开与历史公案的由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但是，遵义会议后质疑毛泽东领导能力的“余波”依然存在。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四渡赤水后到会理期间，在红军中央领导层曾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当时，林彪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他曾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撤换新上任的中央领导。四渡赤水过程中，他一直埋怨说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后，林彪更加积极活动，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在会理休整期间，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和朱瑞都在旁边。他的这种错误做法遭到彭德怀的当即回绝，也遭到聂荣臻等人的严肃批评和警告。但林彪拒绝接受批评和警告，自己又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攻击四渡赤水，要求毛泽东下台。信写好后，林彪要求聂荣臻等人在信上签字，遭到了聂荣臻等人的严厉拒绝。林彪一意孤行，独自签上名字后把信上送了。
另外，在林彪写信事件之前，刘少奇曾以自己和杨尚昆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汇报自己同彭德怀及红三军团其他同志谈话的有关情况。当时，彭德怀是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刘少奇受中央军委委派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曾就军中将士因缺乏根据地而疲劳作战的情绪及自己对红军下一步行动战略的意见，跟刘少奇谈过话。两天后，刘少奇根据同彭德怀及其他人谈话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电报，并请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在上面签字。彭德怀看过电报后因感觉与自己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最后电报以刘、杨的名义发给了中央军委。
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及林彪给中央三人小组的信，引起了中央领导小组成员的高度重视。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以统一党和军队对战略方针及新的行动方针的认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创革命新局面。
接到会议通知后，彭德怀从指挥攻打会理城的战场赶到会场，杨尚昆正生病发高烧，被用担架抬到会场，聂荣臻等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会议。会上，与会者看了林彪的信，对林彪进行了严厉批评。毛泽东也对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林彪表白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等林彪往下说，毛泽东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会上，彭德怀也批评了林彪的信，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面对毛泽东的误会和批评，他采取了等当事者将来自己去申明和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会后，他既没有同林彪谈话，也没有作进一步申明。遗憾的是，林彪在会上和会后也没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和申明。由此，毛、彭两人产生了误会。会上，毛泽东虽然主要是批林彪，但其不满的主要对象是彭德怀和张闻天。
会理会议后至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一直不能释怀，曾四次提起此事，而事主林彪一直保持缄默，彭德怀也没有特别申明。由于林彪的缄默和彭德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造成了事实真相被错误的主观认识所掩盖，最终累积成一桩历史冤案。
庐山风云下历史冤案的澄清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于7月14日以“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阅信后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随后，会议转入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阶段。毛泽东提出对彭德怀要采取“对事也要对人”“新账旧账一起算”，其中就包括会理会议的问题。这让彭德怀非常惊讶和失望。但与历次提及此事时不同，有人为彭德怀开脱。这个人就是林彪。虽然林彪在会上极力攻击彭德怀，但当毛泽东提及会理旧事时，坐在藤椅上的林彪胀红了脸，不紧不慢地插话说：在长征途中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作战，他事先没有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德怀无关。林彪的一番表白，终于澄清了事实，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为彭德怀洗雪了一桩历史冤案！
或许是因为疙瘩结的时间太长了，会理旧事在毛、彭关系上投下的阴影始终没有彻底消除，从而给历史留下了遗憾。历史遗憾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我们不禁要问：林彪20多年何以一直缄口不言？是不是他觉得顺水推舟，把反“毛泽东”这一沉重历史包袱让彭德怀背下去对自己更合算？而在庐山会议上，他又为何当众站出来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是不是因为此时此刻权衡利弊，他觉得还是赶快与彭德怀撇清，表明在历史上自己同彭全无瓜葛为好？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恐怕只有林彪自己心里明白。这样的历史包袱太沉重了！这种澄清来得太晚了！正如彭德怀在自述中所说的：“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附录：
解密：刘少奇为何说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2019-08-28 10:04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提示： 彭钢小心地捧着伯伯的骨灰盒走进汽车，车队拉着彭总的骨灰穿过北京的沉沉夜色, 将彭总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第一室存放。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遗像，安放着他们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两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为彭德怀、陶铸两位同志恢复名誉的追悼大会。
沉冤昭雪、正义伸张，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刻，来之不易。
勇敢来自责任
严于律己、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元帅从庐山蒙难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坚信历史终究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15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保持着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
1962年6月16日，彭总给党中央递交了一封8万字的长信(后称“八万言书”)。在这封长信中，他向党陈述了自己从出生以来到庐山会议的历史，遗憾的是这封信又被当成他的“翻案书”而遭到批判。
在失去申辩权利的情况下，为避免不测，他将写的一些材料送回湖南老家，埋在炉灶下。这些材料，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驰骋疆场、英勇战斗、无私无畏、襟怀坦白的彭德怀，为自己忠诚、清白的历史作证的重要遗物。 他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几行字：“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他多次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说：“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不幸的是彭德怀元帅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一年，是中国政坛不平静的一年。
5月9日，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雄文。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了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光明日报》的这篇评论员文章。
几经沉浮，这篇足以称作中华民族思想里程碑的旷世檄文终于冲出死海，石破天惊地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当时，因受彭总牵连从军队转业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从报纸上看到这场讨论，眼睛为之一亮，在字里行间，她仿佛找到了真理、增强了勇气。她预感到还历史一个公道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彭钢鼓起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彭钢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行和诬陷他的不实之词，根据伯伯生前所说的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要求复查彭德怀的冤案。然后，将信交给王震同志。
王震接过彭钢的这封信，用赞赏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连声说：“好啊，好啊。”他看过信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嘱咐彭钢将信再抄写一份给他，由他送给邓小平同志。
彭钢的信对于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彭德怀同志的冤案情况提供了又一份证据。邓小平曾两次在会见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
来自高层的声音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早在1976年10月，陈云就说过：“由于毛泽东的神化地位，他的话是不能拂逆的圣旨，对彭德怀这样明显不公平的事，是谁也碰不得的，谁说话谁就倒霉”。
邓小平颇有同感，言简意赅地接着说：“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等人把目光瞄向了大批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身上。他们深知，要迅速走出徘徊，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就必须重新重用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这是我们党历经劫难，硕果仅存的宝贵财富。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的专文 ——《把被“四从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就的。文章的主旨是呼吁全党全民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在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作出的错误结论。
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力排干扰，对中组部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所有这些，都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实现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他深思熟虑，列举了应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存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的六个问题，语惊四座，反响热烈， 接着，胡耀邦在西北组直言：“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11月25日，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8条平反决定。其中一条就是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和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这次中央全会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的讲话成为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切实的纠正。其中，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寻找骨灰之旅
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定于1978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与此有关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没想到他的骨灰还没有找到，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能否找到。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送到北京!”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指示。
追悼会迫在眉睫，可彭德怀的骨灰一点消息也没有。
几经辗转，追悼大会的筹备人员才从彭总的侄女彭钢那里听到有关骨灰的线索。彭钢说，浦安修告诉她，彭总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
浦安修说，她是有一次在家中与前来探望她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同志的夫人孙明闲谈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孙明告诉她，李大章曾悄悄对她说，彭老总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后，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
当时，周恩来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得知彭总已经去世的消息后，用心良苦地对保存彭总的骨灰作出明确批示：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派人乘飞机火速赶到成都，查找彭总的骨灰下落。
他们直接找四川省委书记，不巧，省委书记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人只好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同志，向他递交了查找彭德怀骨灰的信函。
张振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对这两位人说：“彭总来四川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呀!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不，没有搞错。”来人肯定地说：“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也算巧了，张振亚紧皱眉头，搜索记忆，终于想起了几年前倒是有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寄存在成都，他脱口而出：“有啊，但那是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对。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总的骨灰盒!”
张振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年前那一幕幕尘封的往事，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当年在四川省革委办事组工作的张振亚，有一天接到组长杜心源的电话，请他到办公厅来一趟，他立即来到了杜心源办公室，杜心源严肃而又认真地向他布置任务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盒已到了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都不准挪动。至于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不能马虎，要办好。”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到了锦江宾馆，找到了二位军人。二位军人对他说：“我们奉命来成都，中央首长以及周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一定存放好骨灰盒，绝对保密。”两位军人又再次向他交待：“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于是，张振亚布置将骨灰盒存放在成都东郊火葬场。
没想到，王川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张振亚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将这两位军人送回宾馆，心急如焚，立即驱车赶往成都东郊火葬场。
车子还未停稳，张振亚就急步跳下车，直奔骨灰保管室。谢天谢地，王川的骨灰盒还完好无损地放在架子上。
一星期后，也就是离追悼大会召开前两天的12月22日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请彭总的原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乘坐飞机将彭总的骨灰安全护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昭雪追悼大会。”
当飞机载着彭德怀元帅的英灵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北京已是万家灯火，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了一片哭泣声。彭总的侄女彭钢沿着舷梯走上飞机，进入机舱接过伯伯的骨灰盒，缓慢地走下来，极度的悲伤无法控制，放声痛哭起来，亲属队伍中也泣不成声。
彭钢小心地捧着伯伯的骨灰盒走进汽车，车队拉着彭总的骨灰穿过北京的沉沉夜色, 将彭总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第一室存放。
历史是公正的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怀念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陶铸同志。
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遗像，安放着他们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党、政、军的主要负责同志来了，老同志、老部下、老战友也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医院赶来的。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主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陈云在大会上致悼词，为彭德怀和陶铸同志恢复名誉。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邓小平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彭德怀元帅亲属表示慰问时，浦安修、彭钢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又一次涌出眼眶，邓小平同志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应该哭，应该高兴!”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如果彭德怀元帅在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98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在高度评价彭德怀历史功绩的同时，强调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革命精神和实验经验，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始终坚持学习、继承和发扬。
拨开时代的迷雾，人们从实践中、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重新认识和发现了彭德怀同志。
让沉重的历史不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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