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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夫妻梅贻琦与韩咏华的四十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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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夫妻梅贻琦与韩咏华的四十三载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母亲家族史摘录】梅贻琦韩咏华四十三载（1）
徐泓(2019-12-29 10:08:46)
今天是原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夫人韩咏华是我母亲的姑姑。我从正在写作的母亲家族史中摘取一个片段，特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教育家。正如他所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19年6月的一天，我的母亲韩德常， 那时还不满四岁，伤心地大哭一场，她说：“那个人为什么把五姑带走了？”这一天正是她的五姑韩咏华与梅贻琦结婚的日子。
婚礼在北京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有牧师证婚，有管风琴演奏 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新郎着西装，新娘披婚纱。其洋式新派前卫，与先前韩咏华的哥哥和两个姐姐举办的旧式婚礼迥然不同，曾引起天津家里一些老人的不满。
韩咏华结婚时已年过26岁，而1889年出生的梅贻琦整30岁了。这段在当时创了晚婚记录的姻缘，是如何成就的？需先从新郎梅先生说起。
一、
梅先生，名贻琦，字月涵，天津人。据家谱上说，梅氏先祖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清朝末叶家道已经中落了。祖父名茂先，父亲梅臣，字伯忱，清末秀才，后为天津盐店职员。母亲张氏，未曾入过学，其先人在天津鼓楼北开设义生堂药店。父母生五男五女，梅贻琦为长子。他自幼老成，读书之外，踩着小板凳帮助父亲记账，协助母亲照顾弟妹。1900年11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保定避庚子之乱，秋季回津，父亲失业，家中生活无着，每餐玉米面都得限量，全家经常半饥半饱。虽然家境清苦，人口众多，但父亲笃信“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书房里摆满了纸张泛黄的线装书，亲友戏称为“梅氏旱烟叶”。他咬紧牙关，要让每个儿女都接受教育。1904年，梅贻琦15岁，在亲友的资助下，以世交子弟的关系进入了严范孙的家塾。
严氏家塾自1902年开始创办女塾，被《大公报》成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在里面读书的除了严家的女儿，还有至交亲族的女孩。韩家与严家的“通家之好”，前文已经详述，因此韩家的两姐妹韩四姑升华与韩五姑咏华都在女塾里读书。
严氏家塾设在严宅的偏院酒坊院中，有教室数间，男女学生各占一边，轮流使用一个操场。女生上体育课的时候，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11岁的韩咏华在女生班里年纪最小，每次都被遣去关门。 于是，一个穿着长棉袍、毛坎肩、长发盘在帽子里的小姑娘，在掩门之际，看到了那个院子的男生，注意到了身材清瘦的梅贻琦。后来她说：“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其实韩咏华的祖父和梅贻琦的叔祖也是世交。她从老辈口中听说过梅贻琦，这下名字和人对上号了。
半年以后，严氏家塾的男生班迁入南开区的新校址，定名为南开学堂。梅贻琦与原私塾男生班的同学金邦正（仲藩）、卞肇新、卞铭新、张彭春、李麟玉等人均为第一期学生。梅贻琦在丙班，一直是高材生。1908年7月1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南开学堂毕业，保送到直隶高等学堂读书。
位于直隶首府保定的直隶高等学堂， “校舍建筑，巍峨壮观，濒临河曲，远隔闹市。亭台楼榭，散布其间，河水支流绕穿校内曲折而出”。总教习为美国教育家丁家立，他也是天津北洋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和留美学堂监督。梅贻琦在这里接受更加正规的欧美现代教育，真是如鱼得水。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清朝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和肆业馆”，专门负责考选和甄别留美学生。此前一年（1907年）12月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布咨文，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子赔款多余部分给中国作教育之用，其中一种方式为，派遣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这个提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历史上著名的庚款留学就此拉开序幕。
二、
全国招考的消息传出，在保定高等学堂还没读完一年的梅贻琦毅然进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630多人，云集北京城内史家胡同游美服务处报名应考。
清廷外务部位于东单北大街东堂子胡同，向北过了无量大人胡同和干面胡同，就是史家胡同。考试地点在史家胡同的学部衙门。考试从9月4日开始，先考国文和英文两场，通过者才能参加接下来的第三场考试：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四场考试：立体几何、物理、美史、英史；第五场考试：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后三场考试即复试，在宣武门教育街。据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李鸣穌回忆：英文及西洋学科各科目，皆由美国公使馆命题，国文与中国史地则由清廷学部命题。
当时的录取条件极为苛刻，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生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等。
9月16日发榜。360名考生中只有47人榜上有名，第一名至第六名依次为程义法、邝寿煦、金涛、朱复、唐悦良、梅贻琦。
跟梅贻琦一同考入留学名单的徐君陶，多年后回忆发榜时的情景说：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
1908年10月，梅贻琦一行47名录取新生全部集中到上海，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赴美。海上航行一个月后抵达三藩市。大家先入补习学校学习，第二年个人按照志愿选择大学，大多都选择几个中国人熟知的大学，只有梅贻琦单独投到马塞诸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专业。到M.I.T学习的徐君陶说：吾那时还不知道这所学校，后来才听说亦是东部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他那种独到的见解，确实和一般人不同。”1914年春天，梅贻琦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成为gmaXi荣誉会员按他的学业成绩以及庚款留学生的待遇，他本可继续入研究院进修，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归国。但因家中生活困难，父母命他回国就业赡养家庭。
在梅贻琦离开严氏私塾的这些年里，韩咏华继续读了三年书。她晚年在回忆录中追述：
严家从日本请来先生教授音乐、手工、日语课，还有缝纫课和洗衣课。1907年，严家又从日本请来教幼稚教育课的先生，严氏女塾部分遂演变为幼稚师范，日本式的名称为保姆讲习所，当时我还只有13岁，又是严老先生一句话：“韩五姑可以上幼稚师范。于是我便上了幼师。”
1914年，梅贻琦回国的时候，韩咏华已从幼师毕业，在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当了老师。她和许多人赶去大沽口码头迎接：“我记得他是和出国考察参观的严范孙老先生同船归来的。”
三、
写下面这段内容，我主要参考了韩咏华的自述以及梅贻琦的弟弟梅貽宝先生的回忆文章：
梅貽宝（1900—1997），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燕京大学，历任注册课主任、教务处主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成都燕京大学代校长；1948年赴美定居，先后任美国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长、台中东海大学教授等职。著有《大学教育五十年》一书。其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建树，民间比照他的兄长梅贻琦，尊称他为“小梅校长”。
梅貽宝在梅家五兄弟中居末。 他曾用12个字形容自己与梅贻琦的关系：五哥（梅家按照家族大排行，梅贻琦被弟妹们称为“五哥”）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庚子之乱，梅家逃亡回津，所有家业，被洗劫一空。梅家诸子女原来每人都有一位奶妈，到了庚子年出生的贻宝，没钱聘奶妈了，而母亲又奶水不足，只好佐以糕饼喂养。那糕饼就是米面粉搅拌放一点糖。每天抱着小幺弟，细心给他喂食糕饼的正是十一岁的“五哥”。
梅貽宝在1965年3月所写的“五月十九念五哥”一文中说：
由喂糕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最艰辛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
五哥回国，家人欢欣逾常。父亲自认他那一套旧学旧识不合时宜，命诸子唯五哥之命是听。五哥立即把我送进南开学校。学费每月叁元，交付不出。张伯苓校长因为是世交，而且五哥又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亦不催促。
梅贻琦还有三个弟弟：梅贻瑞（1893—1971）、梅贻琳（1896—1955）、梅贻璠（1898—1967），因家中生活拮据，学业时断时续。梅贻琦在放洋的四年中，经常把节省下来的膏火，五块、十块地寄回家来，补贴家用。这次回国，他看到二弟贻瑞为挑家庭重担，过早地中断学业，心中不忍。遂退掉了出国前家里定的一门婚约，单身工作好几年，担起大家庭的支出，诸弟的教育费用也全由他一人负担。
不过，刚回国的那一年，梅贻琦并没有马上到清华任教。从10月至转年的9月，他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为教会服务了一年。 也正是在这一年里，他与韩咏华再度相遇。韩咏华在回忆文章中说：业余时间我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到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梅贻琦还被韩咏华请到女青年会演讲。他的一个妹妹，也被韩咏华拉去参加了女青年会的活动。
梅贻琦是在美留学期间皈依基督教的。曾经与梅贻琦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同住一室多年的同学杨锡仁回忆，梅贻琦学习成绩优秀，性极温良，并且笃信基督教。他说：“梅很少错过周日的礼拜。有时，我们同马歇尔一家去协会的教堂；有时，我会在星期日和周去邻近的波士顿参加1910级同学会，他则和张彭春一起去南吴斯特作礼拜。1913年春天，梅、张和我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基督教青年会北美联合会组织。”
至于韩咏华何时信奉基督教的？据韩家老一辈人说，可能就是在天津基督教会的时候。外婆高珍那时还没有进韩家门，她也是听说：韩四姑、韩五姑结婚前在天津以文明开化出了名的，都是上过一程子班，又有一程子在女青年会工作，挺活跃的，不是在家里呆着的妇女”。我们小辈对五姑婆韩咏华的印象，则是在1970至80年代她回国定居之后了，她每周都要去西四缸瓦市教堂作礼拜，平时在家里手边不离一本圣经。我的妹妹徐溶多次翻过这本圣经，看到上面留满了眉批：“都是五姑婆读圣经的感想。”
四、
话题回到梅贻琦与韩咏华的婚事上，梅貽宝在回忆文章中说：象五哥那样的人品，那样的资历，当时保媒说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的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渐渐的听说常往韩家坐坐。
天作地和，旧式婚姻总还需要一位月下老人牵红线。韩家的世交严范孙老先生看出端倪，他亲自出面，先和韩咏华的父亲韩渤鹏谈，又和她的哥哥韩振华（诵裳，即我的外祖父）谈。韩咏华在《我与梅贻琦》一文中写道：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写回信。不久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 “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我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竟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
这段故事传播很广，这次我在引用它时，出于好奇，还是考证了一下其中一个细节：韩咏华的表哥是谁？当看到1918年梅贻琦韩咏华举行订婚仪式，两个介绍人为严范孙和卞肇新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她的表哥就是卞肇新。前文已经讲过，韩咏华的母亲卞珩昌，出身于“天津新八大家”之首的卞家，卞肇新正是她的侄子。再查，卞肇新还是梅贻琦在严氏私塾与南开学堂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我还好奇韩咏华的同学是谁？应该是一位女士，她不仅和卞肇新出面撮合饭局让两位相亲，而且两次在中间为梅贻琦传信。开始以为是陶孟和的妹妹陶履辛，但看到下文，知道是猜错了：
我记得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和沈默寡言的梅贻琦四十三年的共同生活”。
那么究竟是哪位同学呢？留下一个谜待解吧。
婚礼上最有意思的是：清华年轻的同事们，把送的几幅喜联上款 “月涵”都改为“悦韩”，大家纷纷拍手称妙。不苟言笑的梅贻琦，点头会意，笑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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