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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毛泽东的较量撕去无限忠诚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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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毛泽东的较量撕去无限忠诚的面纱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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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毛泽东的较量:撕去"无限忠诚"的面纱
2019-11-12 09:5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后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动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 行队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楼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或许这次没穿绿军装而是灰色中山装的缘故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
以前我拍林彪镜头不多，大多是他穿元帅服的照片。可是我再次进中南海，林彪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干瘪瘦弱的躯体里藏着强悍的野心。在一次外事活动拍摄时，我无意看见他在毛泽东旁边摇动“红宝书”，外宾不知怎的先向他伸出了手，他眼睛里忽闪出一种惊喜得意的锋芒。尽管这锋芒倏亮即逝，立即卑谦地退到后面。但这一瞬间的感觉在我脑海里萦回了许久。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和林彪一直没有见面，我也没有接到拍摄他们会见外宾的任务。直到197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节日之一，每年这个节日，中央领导人都要上城楼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共和国的生日。
这天，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
城楼下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按惯例毛泽东如果要出席某一个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提前来到，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都要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要坐的椅子。
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来也接着回忆说。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泽东握住斯诺的一只手，走向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的人海挥手致意。我安排城楼下的记者用长镜头拍摄下这一历史的瞬间。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将城楼下记者拍摄的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了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可是一向精明的美国人却忽视了中国发出的信号，直到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对美的态度。中美关系才开始有了起点。
如果说林彪那次在城楼隐藏了自己内心的不快，那么到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就撕去唯唯诺诺的面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可当时人们对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不敢有任何联想和猜测。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管察觉有些不对头，但绝然不敢多说半句。
争权、暗杀、叛逃、摔死……谁也不会料到的。
难怪中央向全国人民传达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会场上竟有人吓疯了。有人还把尿撒在裤裆里。
“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毛泽东也来了。当然，只要有毛泽东在场林彪也一定会在场，这已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既定模式。我站在城楼的露天台子上，靠着大殿的门口静静等候，第一个从大殿门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禁不住掠过一种遗憾：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
镜头里第三个出来的是周恩来，他仍然从容自如……这是属于他特有的风度。
后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动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 行队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楼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或许这次没穿绿军装而是灰色中山装的缘故吧?
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道游园。
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我整整跟在后面奔波了一天，拍了十几卷胶卷，派社里的记者送回照片制作车间冲洗印制，要赶当天上机印刷，明天就能见报。
离开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又立即赶到天安门城楼。晚上还有更大的盛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放焰火。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盛会，这之前我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我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我仰头看了看天，似乎不作美嘛。阴沉沉的一团乌云好像托着雨水，随时可能从天而落。刚才我给领导人拍照片时还为有这样的天气暗暗欣喜，拍人就需要光线柔和的天气，而现在却担忧起来，晚上的观礼活动可别叫老天爷搅黄了!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我们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跟了总理10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他的严要求我是熟知的。我觉得我应该做些应付下雨的准备。到大殿的休息室打电话，让社里备些雨具。我的手刚触到话筒，蓦然，一道淡黄色的光射在我的手背上，像个吻印。一抬头，乌云不知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街道，华灯初上，在没燃尽的晚霞里像一团团小黄球，洒出微弱却很顽强的光。红霞愈来愈深沉，愈来愈热烈……
我异想天开，想永久留住热烈绚丽的晚霞，举起相机描向红彤彤的世界……刹那间，我的希望受到致命的一击。相机里的胶卷全是黑白胶卷!
晚霞像嘲笑我的“色盲胶卷”，将最后的余晖涂抹得更加肆无忌惮。
这几年，外国趁中国“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彩色胶卷将他们的生活曝光得有声有色的。黑白?黑白胶卷连小孩也不玩，可我们这些堂堂的中国摄影记者，拍摄中国的最高领袖，用的竟是黑白胶卷!就这还前呼后拥，威风得不行。
记不得是哪个国家的，好像是比较发达国家的来宾，他们到游泳池拜会毛泽东后，我将他们每人和主席握手的照片，交给外交部礼宾司，由他们转交给外宾。
外宾一看照片，皱起了眉：怎么是黑白照片?为什么不给我们彩色的?他们还以为彩色照片让我们中国自己留下了。
礼宾司的人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有彩色照片。
当时我心里真酸涩!完全可以想像外国人瞪着蓝眼睛看我们中国伟人的黑白照片，心里是个怎样的惊诧。可我能和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们只有黑白胶卷，那不是给中国人丢面子吗?我只好说：“黑白照片拍出来层次丰富，立体效果好，而且便于长时间保存。一般拍这样永久性照片都是黑白胶卷。”
谁都知道蛋糕好吃，却硬说窝窝头养人!
我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与其说糊弄莫名其妙的老外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酸楚的情绪。
我一想到晚上天空里五彩缤纷的礼花，而手里只有黑白胶卷，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城楼，见我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一般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规矩。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才参加活动的，晚上还能来吗?”我心里琢磨着，似乎有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去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北京后，好像精神状态不佳，几乎都在北戴河养病。我们工作人员私下里悄悄嘀咕，说林彪其实没什么病，主要是和主席闹意见。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真是的。
夜幕终于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光线像笔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跌落起伏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装，连帽子也是灰色的。他微笑地到屏风后面坐下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到主席的身边。
1970年10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着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哟!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老总的手。
刚开刀不久的陈毅，一点儿也不像身患绝症的人，除比以前消瘦了些，还和以前一样精神饱满，潇洒爽朗。当主席问他身体怎样时，他用大巴掌有力地在胸口上拍了几下，“一切正常!主席。”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么?过去炮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眼前微妙复杂的局势?
城楼上，碘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了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我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质?好像非要证实自己的预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我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我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测，我心里滚过一阵阵的不安和惊恐，林彪究竟上哪儿去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简直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人们中间要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的头由右侧扭向左侧，目光扫过对面的空座位，没有停留，没有疑问，没有寻究……是否以为那空位子就应该空着?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总理跟前，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我一见，心里暗暗叫到：不好!连忙跑去问林彪哪儿去了。林彪早就回家了!我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跟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我们也不知道啊。”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视不就都砸了吗?我又想起我的相机里那张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史无前例的窝囊，窝囊透了!
我茫然地回到主桌旁，毛泽东望着绚丽多彩的天幕，微微张着嘴，露出亲切和善还带有童趣的笑容，眼前变化无穷的画面，使他忘记烦恼，愉快地沉浸在色泽、光束、跳跃的遐想中。
闪烁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那样地剜目!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最好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为。
当时城楼上还有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惊恐地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记者围着大殿的圆柱，雪亮的灯光下，由于惊诧、惶恐、愤然，他们的汗颜由苍白向通红变化。
“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我们还没有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他不辞而别，肯定是赌气。”
敏感、胆大、刨根问底是记者要命的职业习惯。马上就有人问：“和谁赌气?和谁?”
“还不是和主席呗!”
“嘘——”立即有人制止嘴上没门槛的记者。
我不由得望了望手里的相机，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惟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填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礼花仍在不断地“噌噌”地往天上蹿，漆黑的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着自己多姿多色的肢体。
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天安门城楼……大地仿佛置身在瞬息万变的彩色光环中。
夜色多华丽!
毛泽东忘情地瞅着一个又一个轰然而炸的巨大“花朵”……周恩来却烦躁不安，不时地望望这边的空位子……我也受了影响似的，一边拍摄照片，一边担惊受怕望着空落许久的椅子。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担惊受怕，就好像看别人争吵，争吵的人并不害怕而在一边看的人却在担惊受怕。
在礼花和礼花相衔接的霎时，我突然发现天空怎么这样漆黑幽深，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没有一点亮点，我可从没有觉得天空有这么黑，像泼洒了一整版的浓墨!
大概这是对比、反差、光激引起的视觉效果吧!
周恩来用心良苦，努力维护党中央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团结的形象，想法弥补正副统帅之间显而易见的裂痕，他向新闻负责人发了少有的大火。
终于，礼花结束了她千折百回的变化和重复。
月亮、星辰渐渐地从浓墨底层浮了出来，铺在大海般的天幕上。我又寻回了我所熟悉的星光月色，心灵的震动和害怕似乎平淡了许多。
“老杜。”
我又一震，是总理叫我。我原地转了个圈，也找不着他在哪儿叫我。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过人影缝看见总理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我。
他着急地朝我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人这么多，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我嘴上叽叽咕咕，脚却大步地跨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我刚想说没有，见总理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我见总理神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
我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随我走进休息室，总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我悄悄地擦着总理背后，隐到旁边的屏风后面。当时见总理气恼的样子，心里发虚，就萌生了个小小的“计策”：先躲在总理的身后，如果他点到我的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视线中，如果不点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我在屏风后面听到总理一个个挨着点名，心怦怦差点从嘴巴里蹦出来，好像下一个就会点我的名似的。最后他没有点我的名字。是忘了还是没叫我?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总理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后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着坑，在自己的裤缝上摩挲出皱褶。
……屏气凝吸中似乎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沉默需要有特别的承受力!
我跟总理这么多年，头遭见他发这么大火。吓得窝在屏风后面一动不动。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这时总理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的身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嘶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总理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我也轻轻地从屏风后面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我的天，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我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我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我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此时我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说实话，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筒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
车灯又一次划破夜幕，在宁静的马路上疾驶。沙沙……偶尔一个颠簸，我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困倦迅速席卷全身……渐渐地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机把我从梦中推醒。
下了车，双脚像踩在棉絮上，走了几步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已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我，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我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我坐，我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我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我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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