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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1989年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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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1989年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退下来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揭秘：1989年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退下来？
2019-11-28 10:05 星岛环球网 来源:中国网
核心提示： 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么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是一次灾难。
提要：“为什么退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很稳定。退就要的真退，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是邓小平的“战略安排”。临别时，江泽民与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89年，北京城在风风雨雨中度过。11月9日清晨，当长安街旁电报大楼报时钟声沉稳有序地响过之后，沉寂一夜的京城醒过来了。这时，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个住所里，有一位老人按时起了床，同往常一样准时吃过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报，阅文件。
女儿领着小孩走进来，老人问：“还下雨吗？”显然，他起床后已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细雨，湿润了深秋大地。女儿答道：“开始下雪了。”老人听罢，立刻站起身来，把窗子用力推开，可能感到兴致未尽，索性打开大门走到室外。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他忘却了寒冷，禁不住信步走到庭院，融进了飘飘扬扬的风雪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他要了结一个夙愿——退休。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表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这一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么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是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任务，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
1982—1992年，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设置到十四大撤销的10年存续时期。中顾委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下来。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
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说一部老同志退出合适岗位，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能干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略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同志一下子将工作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的人不适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东西，提拔干部没他们的份儿。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
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说一部老同志退出合适岗位，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能干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略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同志一下子将工作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的人不适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东西，提拔干部没他们的份儿。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意在为退休做铺垫。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开进去后，大门又轻轻地关上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几棵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上已经长出了果实。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美，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淳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个月，大家还希望他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开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目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0月，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美国前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1月9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服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实际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进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负重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上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央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发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代表5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2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四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四个角上别着四个蝴蝶结，分别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表达了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正地写有一行充满真诚的字：
“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
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轻松的微笑。
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时间，邓小平又坐在电视机前。这个节目他每天必看，因为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他知道，今晚《新闻联播》的内容与自己有关。
果然，播音员那准确、抑扬的音调传了出来：“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大江南北，传遍了五洲四海。消息传开，人们从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又来到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之间，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时，军委领导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感到，最近一段时间，自己讲的话很多，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之时，在自己领导下的这些将军们面前，还是应该讲点话。
于是，邓小平手拿话筒，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他再一次充满希望地表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将军们目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仰呢！
最后，邓小平满目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袒露着肺腑之言：‘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前面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邓小平说：“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你们这个团可能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我已经85岁了，再不退，不知到哪天就变成终身制了。”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到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60多年的政治生涯。
他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和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会见开始前，记者就把想和邓小平合影留念的愿望和陪同会见的邓小平的女儿讲了。他的女儿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说：“等会儿会见外宾结束后再说，好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好！”福建厅内，友好会见正在进行；大厅外，大家已经准备着和邓小平合影。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谢。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您最后一次会见正式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站靠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受最后一批记者采访。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岗位，正式退休了。
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回答提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说：
“我对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正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使他无私无畏，无怨无悔。
最高实权人物把一切职务让给后来人，这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功高身退的邓小平，虽然告别了他那辉煌的充满传奇色彩政治生涯，但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思想和理论，永远钦佩他高瞻远瞩的伟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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