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叮咛李德博古警惕毛泽东注意周恩来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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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叮咛李德博古:警惕毛泽东 注意周恩来
2019-11-05 09:38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项英叮咛博古、李德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他们谈到,是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毛泽东对战友的生死去留挂怀于心,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建议。
博古等人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说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身负重任,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
事后证明:王稼祥参加长征,是对党的集体领导的有力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长征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一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相当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命运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就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
据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记述:带不带毛泽东长征,博古、李德和项英还颇费了一番斟酌。1934年10月7日夜晚,三巨头交换了对苏区中央分局的工作和去留的人事安排。项英叮咛博古、李德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
他们谈到,是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李德、博古本来不同意毛泽东随军出发,他们怕毛泽东难于驾驭,怕他在红军中施加影响,夺回失去的权力,但他们反复权衡,认为带毛泽东长征利大于弊。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离开他的“共和国”后也毫无实际意义,他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把毛泽东留下,项英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就可能当不稳,毛泽东很可能在苏区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李德、博古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出现,宁愿冒着风险带毛泽东踏上长征路,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
如此看来,毛泽东差一点被取消长征资格!
事实的确如此。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回忆道:
他们(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作者注)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后,“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留守名单是:由项英、瞿秋白、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办事处主任,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留下的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16000余人,以瑞金、会昌、雩都、宁都四县之间三角地区为最后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坚持阵地,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红军主力撤离后不久,国民党军就占领了瑞金,中央苏区全部沦陷。留下坚持斗争的许多人都相继英勇而悲壮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瞿秋白,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时,与敌遭遇,不幸落入敌手,6月18日英勇就义。临刑前,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用俄语高唱《国际歌》。
何叔衡,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最年长者。他是与瞿秋白一起转移时,落崖受伤,被敌人发现后枪杀,实现了他“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贺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率部向粤赣边突围,在江西会昌地区被敌军重兵包围,战斗中身负重伤,高呼“革命万岁”的口号,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头部,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刘伯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丰与敌军作战时受伤被俘,临刑前写下著名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当月21日英勇就义。
毛泽覃,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与敌军作战中壮烈牺牲,成为第二个为中国革命献身的毛家人。国民党军得知他是毛泽东的弟弟后,便将毛泽覃的尸体运到瑞金示众,并在报纸上刊登照片,大肆宣传。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和失踪的还有许多许多……
文章选自《湘江血泪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纪实》 作者:李涛 出版社:长征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