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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修例游行的背后操之过急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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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修例游行的背后操之过急弄巧成拙
普评制为什么要点评列宁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因为香港迟迟未能止暴制乱，全国百姓全不满意！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头撞南墙，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十次八次还不行？为什么非得要在普选制这一棵树上吊死？列宁一看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多数人反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列宁就用士兵把立宪会议给驱散了。再看看我们的特区政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在出席记者会时表示，2019年区议会选举【明明可以以暴乱持续为由取消或推迟区议会选举。断了反对派的念想。然而却】是排除万难才得以进行的，感谢那些不惧挑战、甚至顶着人身威胁坚持参选的候选人。林郑恭贺当选人，称地区行政是香港政治制度中重要一环，与民生息息相关，希望当选人能够在未来四年担当重要责任，特区政府会与新一届区议会加强合作，共同解决地区问题。【爱国爱港的何君尧落选了，煽暴派、反对派成了区议会的多数派，他们会和特区政府加强合作？这和选前希望用选票教训反对派一样荒唐、幼稚、可笑！】
面对香港乱局，我不得不再次呼吁：
想想吧！没有驻港解放军，香港这一次真不知道要流多少血？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一个70岁老人已经被砖头砸死，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已经被差点活活烧死，黑衣暴徒的口号非常明确，那可是要玉石俱焚啊！
醒醒吧！一味地妥协和退让换来了什么？一味地怕怕怕又换来了什么？靠号召大家不要沉默，老百姓就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了？靠号召大家用选票教训反对派，那么多反对派区议员就不会当选？靠号召新当选的反对派区议员，配合政府警方尽快止暴制乱，香港就能尽快止暴制乱？香港的精英当权派们，不要再做白日梦了好不好？啊！啊！啊！…………
香港的区煽暴派议员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普选产生的？产生之后他们再用公帑tang3公开支持黑衣暴徒，还有，
香港煽暴派获美国政府支持 单次”活动经费“超1100万元_凤凰网
2019年10月29日 - 香港
你不想办法停止普选？你不想办法掐断香港煽暴派的资金来源？你不想办法成立评判罢免法官委员会？彻底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如何尽快止暴制乱？
邓小平在讲到基本法要为香港未来设计制度时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
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怎么就没人听？没落实呢？香港回归之后如果还是政府主导，没有司法主导，没有立法掣肘的话，董建华就有可能会把居者有其屋的问题给解决了，不至于到现在积重难返。归根到底，搞普选的国家或者地区内耗严重，发展速度就慢，就会被不搞普选的国家或者地区赶上来，四小龙是如此，苏联东欧是如此，中国更是如此，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的问题。
在《普评制论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这篇文章里，我已经把问题说的非常清楚：特别是在那众多、纷纭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大国的兴亡、命运？！！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邓选2卷27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迄今为止，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被外国军队所打败的？迄今为止，又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是靠普选制战胜敌人的？还有哪个国家的企业或跨国公司是靠普选制战胜竞争对手的？有吗？没有啊！
网上有人说：对于中国来说，香港就是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照搬西方的那套制度，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感谢香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还给我们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台湾，绝不能成为“大号的香港”！还说：有问题，找毛泽东思想。要我说：有问题找马列毛泽东思想。
2012年，香港立法会议席由总数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所以叫香港议员半普选，之后2013年3月27日，香港“占中”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之后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请注意：香港占中是发生在香港议员半普选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在这之前吃肉砸锅的香港议员也有，但在立法会还没有办法形成非常大的政治气候，在这之后就完全不同了，特别是占中失败之后，境外的反华势力，看到有机可乘，就加大投入，他们通过内外勾结，以反修例为名，有组织、有目的的打砸抢烧，将给香港造成多么大的经济损失？这怎么统计？怎么计算？真是很无奈啊！！！）还有
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候，如果有人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的原因。另外，以前的‘社团条例’，港督对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今天回头来看，英国人将这两个法律取消之后，后果实在严重，其用心之凶狠恶劣，实无以复加！
25年前，我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博客中国】普评制论人类社会各统治阶级护身符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比较（全文）
作者：普评制 时间：2009-06-02 09:45
文章指出：假如普选制是“真正的负责制”（马恩选集2卷414页），那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即，在实际当选的85名公社委员当中就有21名反动区长和资产阶级分子）和阻碍革命前进的名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银行代表贝雷）被选入公社委员会了。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普选制对无产阶级来讲，是”虚伪的负责制”（同上）。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和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相比．这就是普选制的第一大弊端：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看看香港立法会的现实情况，就知道我讲的这些道理正确不正确？深刻不深刻了。】
再说，普选产生的领导和领导机关必然还得委任自己的官吏。有官才有官僚机构，有官僚机构才会产生官僚主义．特别是公社所委任的军事代表和银行代表，他们官僚主义严重，不称职，渎职、甚至袒护反革命，可是由于他们是公社所委任的官，所以，其被领导者就无权也无法及时罢免他们。以至给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可以说，是导致最后失败的）重大损失。很明显，公社的第二大弊端就是：领导体制官僚化。
另外，一个由64人组成的议会式的领导、决策、执行机构公社委员会（大大超过了现代管理科学关于领导机构成员最多不能超过21人的规定），能不成为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吗？能不公开闹分裂吗？这就是公社的第三大弊端：领导机构不科学，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正是由普选制所产生的上述三大弊端，才致使巴黎无产阶级在有了政权、有了水兵、骑兵、工兵、好枪、好炮、兵工厂和坚固的城池又控制了法兰西银行，特别是在有了一个18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以后，也就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都比凡尔赛强的情况下，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迅速走向彻底失败的。【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搞普选，而不是迅速去消灭凡尔赛之敌，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3）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到了凡尔赛武装了凡尔赛的敌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说是致命错误，也一点都不为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这些领导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是通过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保障——护身符，选上来的。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所描述和所称赞的那样：“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连接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十九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二十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马恩选集2卷408页）所以，
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一个没有马列主义的革命领袖在现场亲自指挥的，一个没有马列主义的伟大政党作领导革命事业核心力量的，一个没有防备偷袭并举行武装起义思想准备的，一个在偷袭事件发生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还在家中睡觉的，（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在装备、训练、指挥上都明显不如政府军的民众组织——国民自卫军又被政府军偷袭成功，按常理，这可是五必败无疑了。
孙子早有断语：“以虞待不虞者胜”。古今中外的战例也无不证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以弱胜强的法宝。何况，这一次又是以强击弱。然而，巴黎无产阶级就是在这种“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可这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讲，胜利来的简直太突然了，也太容易了。他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才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政权是“从那些不配掌权的人手里掉落下来”的（《国民自卫军关于普选问题的公告》巴黎公社公告集第21页）。他们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领导干部，更不是社会名人，他们没有野心，他们随时愿意把权力交给像布朗基（只可惜他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甚至类似黎元洪、反动区长（当选之后逃跑了）这样一些人。因此在整个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资产阶级】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也不例外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普选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希望被别人认可，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夺取国家政权，他们只是一群本本分分的老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更不知道政治斗争有多么残酷和血腥，离开了隐形的无产阶级护身符，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被残酷镇压了。
恩格斯在1871年4月11日当时就说：“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所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就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马恩全集17卷672页）。什么叫只讲不做了？即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只议不决。因此，到5月28日，巴黎公社就彻底失败了。】
陈冯富珍称，香港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然而离港十几年再回来时，“真是不认识香港”。（陈冯富珍2003年8月因为要到世卫组织工作而离港，2017年7月1日卸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回港，正式离港将近14年。）
原全国政协常委九龙仓首席顾问 吴光正 我都七十几岁了，我有感触是不是？对我来说好大感触，在香港我七十几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出来发声。所以第一，暴力很恐怖，很惊人的，但如果你不出声，沉默的话，你会引发更多暴力。来源：直播港澳台 2019-08-18】】【普选产生沉默的大多数，当初在德国是这样，现在在香港仍然是这样。
《我没有说话》是德国著名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的一首诗（忏悔文）尽管他写的是自己，但这首诗令世人警醒，描述忽视与自己无关的团体所造成的结果。该诗后来常被引用，作为对不关心政治的人之呼吁。
这首诗被镌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新英格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石碑上。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
“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
“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
“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香港警方谢振中指出，起初暴徒堵路纵火，社会无出声，然后破坏中资商店，社会无出声，之后殴打持不同意见市民，社会仍然无出声，“最后当他们袭击你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为你发声”。
普选产生暴力，当初在德国有冲锋队，现在在香港有黑衣暴徒。
普选产生希特勒、普选产生陈水扁，那是在德国，那是在台湾，在香港不会，在香港只会产生反对派议员，可足够香港诞生出占中、诞生出反修例了。】
由此看来，香港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当初，我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和批判，现在用在香港身上，也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比普选制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用人为贤、更有凝聚力，所以，才更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在“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 第一版362-446页 北大国际政治系陈叔平编 内部发行）。同时，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否则，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没有办法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西方各国，永远没有办法“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23卷70页）。
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统治阶级的护身符进行历史比较，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因能授禄的委任制优于世卿世禄的世袭制；普选制优于世袭制与委任制的结合；真正负责任的间接（即层层）选举制优于普选制与委任制的结合。这篇文章，如果能使非研究人员也能对世袭制、委任制、普选制与真正负责任的间接（即层层）选举制，孰优孰劣？有个基本认识，那我就十分满足了。最后，恳请大家多提意见，以便今后更好地改正、完善此文。谢谢！
赵灵敏：香港反对派何以“任性”？
发表于 2015-7-17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反对派经常进行的论述就是，香港目前的贫富分化、教育、市政建设、空气污染等所有问题，都是不公平的选举制度造成的。一旦有了“真普选”，官员对人民负责，民生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这一套话语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却忽略了全世界大量实现了“真普选”的国家，却被治理得一团糟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
选出一个希特勒危害全世界，选出一个陈水扁危害全台湾。
选出反对派议员危害全香港！！！
普选选出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苏联才解体的。
普选制的劣迹斑斑
全世界的精英们为什么还要迷信它？
为什么一点儿经验教训都不吸取呢？！！！
总而言之，香港的长治久安还得靠香港人自己先觉悟起来！
下面请看
香港反修例游行的背后：操之过急弄巧成拙？
时间:2019-6-10
香港于2019年6月9日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组织方民间人权阵线宣布，有103万人参与游行，而香港警方则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游行。这是近些年来香港最多人参与的游行，由此反映港人对《逃犯条例》及港府的不满态度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
香港社会一连数月为修订《逃犯条例》争论得喋喋不休。议会内，泛民主派及建制派更因此而多次发生严重冲突。归根结底，《逃犯条例》的修订由具备道德正当性和司法必要性的正常法律行为，变为遭到许多市民反对的争议条款，其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林郑月娥及港府的无能和傲慢所致。事情发展至今，面对香港社会如此大的反对声浪，林郑及港府都需吸取教训，提升治理能力。
在修例这件事情上，林郑和港府的表现令人失望，弄巧成拙 (图源 : AP)
修订《逃犯条例》本是一手好牌
港人陈同佳于2018年3月在台湾杀死另一名港人后，潜逃回香港。由于香港的《逃犯条例》与台湾没有引渡协议，因此难以处理该案件。港府为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而无法处理，决定提交修订《逃犯条例》等建议，旨在希望能通过修例建立制度化的移交疑犯机制，范围则包括中国内地、台湾、澳门及未有长期安排的地区等。
2019年4月，陈同佳因洗黑钱罪成判监29个月，预计最快今年10月获释。部分市民认为陈同佳事件反映香港的法制存在不足，不仅担心陈同佳获释后能堂而皇之离开香港逍遥法外，更担心不同类型的罪犯藏匿在香港，令香港成为“逃犯天堂”。因此，社会亦涌现一股支持港府修例的声音，认为修例刻不容缓，应加快推行。
为赶在今年7月本年度立法会休会前通过修例，以及将陈同佳绳之以法，林郑及多位官员反复强调修例的重要性及迫切性。起初有社会舆论认为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出发点及原意都是有利于香港。短期内可处理陈同佳谋杀案，为公义发声；长远则有助完善香港的法制及打击窝藏于香港的逃犯，以确保香港社会及市民的人身安全。
未料港府提出修订建议后，商界及法律界团体立刻表示反对，认为修订建议过于草率，相关团体更发联合声明，担心修例将有可能破坏一国两制，但当时反对的声音亦未算扩大至社会各界。事实上，由于具备道德正当性，林郑及港府在处理修例问题上，只要能凝聚社会共识及求同存异，舆情普遍预料修例可在争议声中平稳通过。但是，林郑及港府由于无能和傲慢，弄巧成拙，让一些人利用港人的疑虑，扭曲和污名化了整件事情，越描越黑，竟将本具有司法必要性的《逃犯条例》演变为社会争议和分裂的中心点。
操之过急弄巧成拙
港府原本建议的修例共涉46项移交罪行，当中不少罪行引起商界人士忧虑。有商界人士认为，由于大部分香港商人对内地法规并不熟悉，或有可能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建议港府剔除当中的商业罪行。港府为加快修例的进度，以及沿袭一直以来偏袒商界的政治惯性，行政会议审议及通过修改《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草案内容，剔除最早版本中的9项有关商业类别的罪行，并把引渡罪行的门槛由公诉判入狱1年或以上罪行，提高至判监3年或以上罪行。
此举虽然令部分商界人士满意并转为支持政府修例，但同时引起社会大范围不满，亦是修例情况演变成胶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泛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不满港府的做法有偏袒商界之嫌。港府单方面向商界的让步，让市民看在眼内。
港府在推动《逃犯条例》修例的过程中急于求成，不懂得先易后难，亦是招致大范围反对的关键原因。多位港府高官及建制派议员也多次建议港府“放慢脚步”，分不同部分处理。例如月前履新中国国家禁毒委副主任的香港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建议，港府应先处理涉及暴力的罪行，而争议性较大的则再做商讨。鉴于港人对内地法治存在疑虑的普遍心理，这个建议是切实可行的。毕竟，不论任何社会和制度，在涉及暴力的罪行上，其实是有基本共识的。
本次《逃犯条例》附表所列举的谋杀或误杀、教唆他人自杀、恶意伤人、性罪行等，便是如此。陈同佳杀人案，亦属此类。而一些相对轻微、定义较为含糊、容易引起政治解读的罪行，“危害种族或直接和公开煽惑他人进行危害种族”、“方便或容许任何人从羁押中逃走”，以及“关乎出入境事宜的罪行（包括以欺诈方式取得或使用护照或签证）”，因为港人存有忧虑，理应逐步向市民厘清其含义，之后才择机纳入修例范围。
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亦指，《逃犯条例》分不同部分进行修订，能让港府有充足的时间向公众解释，形成“双羸方案”。可惜，港府未采纳相关建议，不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处理市民看得明白、不会争议、或者争议较少的严重罪行，在未进行充分咨询和解释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推动修例，唯独只偏袒商界，导致条例被部分市民误解、曲解甚至反对，令社会各界产生一股对港府不满的风气。民间人权阵线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先后发起两次游行。在第二次的游行中，游行人数达13万人（警方指最高峰时有2.28万人），创特首林郑上任以来游行人数的最高纪录。在第三次的游行中，不论是组织方民阵宣布的103万人，还是香港警方称高峰期有24万人，都是近年来香港最多人参与的游行，反映社会各界对修例的不满比近年的“国教”或“普选”等更为不满。
在不少市民眼中，社会混乱的源头在于港府未给予社会充裕时间去理解、讨论及消化修例。当两派在议会内发生冲突时，港府竟未做任何调停、平息或解救动作，如局外人“坐山观虎斗”般的态度更增添市民对港府的不满，对《逃犯条例》衍生出厌恶感。本是一手好牌的修例，就这样被打得稀烂。对此，北京要认识清楚林郑和港府的表现，不能再盲目和偏颇看待港府和公务员的能力。
港府管治失威信应及早反思
《逃犯条例》引发争议的原因在于三点。第一，陆港两地法制及环境不同，而港人由于不熟悉内地法制，及对内地有一定认知和意识形态偏见，导致港人不信任内地法制及修例。第二，港府修例时，既无能又傲慢，没有详细解释《逃犯条例》的修订其实与港人切身利益无关，而社会各界各有解读，终令不少人认识混乱。第三，港府在修例时曾对商界让步，导致泛民主派质疑港府偏私。由此可见，港府在推动修例时，若能开诚布公及向公众好好解释相关条例运作，或许阻力会大大减少，从而避免修例落入现时困局。
值得留意的是，建制派及泛民主派虽因修例的立场而不和，但两派同样认为港府的做法急进以及没有主动与各党派进行沟通。要知道，经过立法会审议财政预算案及收紧综援议案等之后，部分港人已对林郑的管治失去耐性。而在反修例的游行中，游行人数创新高及示威者多次高叫“林郑下台”的口号，反映港人对林郑的容忍度已积累到一定程度。
为了香港的长远发展，林郑及港府必须改善施政风格及提升治理能力，以平息“民怨”。港府是时候认清现实，承认在处理修例的过程中存在不足。为挽救林郑的声望及港人的信心，港府应该吸取教训，在积极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同时，将港人的疑虑及利益放于首位，把修例分成不同部分处理，先把重大刑事犯罪的罪名通过，加入各种司法保障，强调法院在过程中的重要，让修例增加民意基础及透明度。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要看到港府能力的不足，继续督促港府作出改变，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以面对今后挑战。 （来源: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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