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普选产生的领导和领导机关必然还得委任自己的官吏。有官才有官僚机构,有官僚机构才会产生官僚主义.特别是公社所委任的军事代表和银行代表,他们官僚主义严重,不称职,渎职、甚至袒护反革命,可是由于他们是公社所委任的官,所以,其被领导者就无权也无法及时罢免他们。以至给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可以说,是导致最后失败的)重大损失。很明显,公社的第二大弊端就是:领导体制官僚化。
另外,一个由64人组成的议会式的领导、决策、执行机构公社委员会(大大超过了现代管理科学关于领导机构成员最多不能超过21人的规定),能不成为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吗?能不公开闹分裂吗?这就是公社的第三大弊端:领导机构不科学,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正是由普选制所产生的上述三大弊端,才致使巴黎无产阶级在有了政权、有了水兵、骑兵、工兵、好枪、好炮、兵工厂和坚固的城池又控制了法兰西银行,特别是在有了一个18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以后,也就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都比凡尔赛强的情况下,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迅速走向彻底失败的。【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搞普选,而不是迅速去消灭凡尔赛之敌,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3)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到了凡尔赛武装了凡尔赛的敌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说是致命错误,也一点都不为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这些领导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是通过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保障——护身符,选上来的。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所描述和所称赞的那样:“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连接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十九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二十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马恩选集2卷408页)所以,
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一个没有马列主义的革命领袖在现场亲自指挥的,一个没有马列主义的伟大政党作领导革命事业核心力量的,一个没有防备偷袭并举行武装起义思想准备的,一个在偷袭事件发生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还在家中睡觉的,(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在装备、训练、指挥上都明显不如政府军的民众组织——国民自卫军又被政府军偷袭成功,按常理,这可是五必败无疑了。
孙子早有断语:“以虞待不虞者胜”。古今中外的战例也无不证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以弱胜强的法宝。何况,这一次又是以强击弱。然而,巴黎无产阶级就是在这种“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可这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讲,胜利来的简直太突然了,也太容易了。他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才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政权是“从那些不配掌权的人手里掉落下来”的(《国民自卫军关于普选问题的公告》巴黎公社公告集第21页)。他们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领导干部,更不是社会名人,他们没有野心,他们随时愿意把权力交给像布朗基(只可惜他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甚至类似黎元洪、反动区长(当选之后逃跑了)这样一些人。因此在整个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资产阶级】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也不例外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普选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希望被别人认可,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夺取国家政权,他们只是一群本本分分的老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更不知道政治斗争有多么残酷和血腥,离开了隐形的无产阶级护身符,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被残酷镇压了。
恩格斯在1871年4月11日当时就说:“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所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就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马恩全集17卷672页)。什么叫只讲不做了?即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只议不决。因此,到5月28日,巴黎公社就彻底失败了。】
陈冯富珍称,香港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然而离港十几年再回来时,“真是不认识香港”。(陈冯富珍2003年8月因为要到世卫组织工作而离港,2017年7月1日卸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回港,正式离港将近14年。)
原全国政协常委九龙仓首席顾问 吴光正 我都七十几岁了,我有感触是不是?对我来说好大感触,在香港我七十几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出来发声。所以第一,暴力很恐怖,很惊人的,但如果你不出声,沉默的话,你会引发更多暴力。来源:直播港澳台 2019-08-18】】【普选产生沉默的大多数,当初在德国是这样,现在在香港仍然是这样。
《我没有说话》是德国著名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的一首诗(忏悔文)尽管他写的是自己,但这首诗令世人警醒,描述忽视与自己无关的团体所造成的结果。该诗后来常被引用,作为对不关心政治的人之呼吁。
这首诗被镌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新英格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石碑上。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
“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
“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
“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香港警方谢振中指出,起初暴徒堵路纵火,社会无出声,然后破坏中资商店,社会无出声,之后殴打持不同意见市民,社会仍然无出声,“最后当他们袭击你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为你发声”。
普选产生暴力,当初在德国有冲锋队,现在在香港有黑衣暴徒。
普选产生希特勒、普选产生陈水扁,那是在德国,那是在台湾,在香港不会,在香港只会产生反对派议员,可足够香港诞生出占中、诞生出反修例了。】
由此看来,香港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当初,我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和批判,现在用在香港身上,也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比普选制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用人为贤、更有凝聚力,所以,才更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在“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 第一版362-446页 北大国际政治系陈叔平编 内部发行)。同时,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否则,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没有办法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西方各国,永远没有办法“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23卷70页)。
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统治阶级的护身符进行历史比较,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因能授禄的委任制优于世卿世禄的世袭制;普选制优于世袭制与委任制的结合;真正负责任的间接(即层层)选举制优于普选制与委任制的结合。这篇文章,如果能使非研究人员也能对世袭制、委任制、普选制与真正负责任的间接(即层层)选举制,孰优孰劣?有个基本认识,那我就十分满足了。最后,恳请大家多提意见,以便今后更好地改正、完善此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