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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包淳亮 香港政争的主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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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包淳亮 香港政争的主权思考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包淳亮：香港政争的主权思考
包淳亮 2014年10月08日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思维空间
“一国两制”是什么？中国政府对香港高度自治，是不是能够做出限制？答案其实都是很明确的。在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下，主权无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都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表、以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中国共产党为里。
现在一些香港人围绕着特首普选展开与主权者的对抗，但是主权者甚至能借由对《基本法》的修订，将自治范围缩小到北京感到安心的程度，包括收回香港的铸币权、终审权、警察权等等，甚至将香港的所有税收全部上缴，所有法律全部废除，都属于中国主权的行使范围；虽然如此一来“一国两制”就不再存在，但由于“一国两制”是中国主权下的高度自治，主权者倘若改变心意，当然可以调整政策，其内外冲击则是另一回事了。如此一想，北京对于特首选举方式“说三道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分享主权的宪政机关感到奇怪，可以看看英国与美国。英国虽然号称“国会主权”，但在法理上其国体仍是君主制，英国王权所拥有的领土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部分南极洲，名义上所拥有的领土超过俄罗斯，堪称世界最大。美国的主权为国会两院、联邦与州，以及分立的三权所割裂，由修宪过程仍可以看到州权对于主权的限制；此外选举总统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州的作用，各州以同一个声音支持某位候选人，致使选民票数较多的戈尔败给了选举人票较多的小布什。
如果说英国王室作为一个宪政机关可以被理解接受，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不等值也可以被理解接受，当前中国由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似乎也并非不能理解与接受。于是，香港的主权不属于香港人民，而属于中国，甚至属于中国共产党，更不足为怪。关键在于，究竟中国多数人民、香港多数人民对此是否接受？
回到英国王权，现在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都有更改其国体为“共和国”的声浪，澳洲更已准备在现任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驾崩之后，正式举行变更国体的公民投票。中国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改变由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享主权的现状，中国主权又是否能在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做出新的安排，都并非不能思考与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些思考与讨论，都尚未改变现在的体制现实。
若从美国建国先贤在《联邦党人文集》的阐述加以引申，则当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之间权力分工的安排，以及任期制、中组部的干部甄拔筛选机制等，作为一种对不理智的暴民民主的拘束力量，被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一如其扮演了美国的两院制、州权与三权分立拘束党派作用的角色，并由于其在客观上一如美国的看似拘束民主，但与自我论证成立的联邦体制一般，发挥了正面作用，则其长期存续下去，甚至具有外溢效应，不仅并非不可想象，很大程度上也已是当前在大陆的现实。
在香港目前的局势中，中国共产党的主权者角色，乃借由“提名委员会”这个“白手套”发挥作用。这个制度设计的问题在于，提名委员会终究不是“党”，它的形成过程与中组部的层层稽核、中纪委的严密监督差距太大。简言之，提名委员会的形成没有说服力。在当前的制度设计下，若由提名委员会代表中国的主权机关，进行参选人的筛选无法改变，则关键就在于提升提名委员会的公信力。同时，让更多香港人民可以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体系中力争上游，也是必要的安排。
与此相对，香港的反对派所希望看到的“一国两制”，可能与台湾所期望的一国两府、大屋顶理论更为类似，其将中国主权上升到虚拟的“大屋顶”，让中港或两岸之间可以平起平坐。不过对此方案，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尚且以拖待变而不愿接受，在中港关系上更不可能接受对主权者的莫大限缩。倘若西式民主真不可欲，而统一又必不可免，则迟早大陆也得思考如何让更多台湾人成为中共党员，以使作为主权的“党”与受治的“人民”之间，形成鱼与水的关系。
如果在作为主权者的“党”与受治的人民之间不是鱼水关系，那么有可能是什么关系？可能是某种“天高皇帝远”的犬儒心态，甚至吾与汝偕亡的“自然状态”。这种心态或状态既不利于个人政治能力的养成，也不利于政治的良好运作。套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术语，则中共在香港的“阵地战”远远没有打赢。究竟能否打得赢呢？这是政治理论家如王绍光、潘维等人，正努力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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