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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外国人控制香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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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外国人控制香港权力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黄卫东：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外国人控制香港权力
2019-08-05 14:08:5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黄卫东
第一，外国人控制香港司法权力
香港绝大部分法官都是外国人。法官权力是国家主要权力之一。港人治港变成外国人治港，致使分裂势力做大，他们要搞乱香港，破坏香港发展。
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掌握司法权的现象，很多人以为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在中国的土地绝迹了。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司法权独立。旧中国中国主权不独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司法权不独立，存在着治外法权现象。没想到，回归中国二十年之久的香港，还让一帮老外掌握着司法权。
怪不得占中反华分子那么有底气。虽然要面对警察的执法行为，但背后有法院系统的充分“理解”。香港警察行使的行使权，不仅仅要受司法权的制约，而且在香港引以为豪的法治体系里，法院的司法权地位是在行政权之上的。法院可以判定行政权的行使是否具备合法性，而行政系统无权确定法院的职权行使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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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辩护词。
第二，香港货币发行权力交给了美国人
这是因为香港实行依据美元发行货币，而且按照固定汇率，也就是按照固定比例。在这种发行制度下，发行的港币与发行银行储备的美元是按固定比例一一对应的，港币实际成了美元代用券。这与过去西方国家依据黄金发行货币，货币成了黄金欠条，是类似的。这等于交出了货币主权，尤其是货币发行主权。
按照依据美元发钞的实际操作过程，有两种方式向市场投放港币。第一种是香港企业出口物资到国外赚到美元，再拿美元到银行兑换增发的港币，这种情况也可视为外资拿美元到香港银行兑换增发的港币，到香港市场购买产品;在这种方式下，香港市场上物资减少了，货币反而增多，从而在两方面推动物价上涨;另一种是外资拿外汇到香港商业银行兑换到增发的人民币，用于投资，例如购买工厂等，单纯在香港增加货币，从而推动物价上涨。这两种方式都是依据美国购买香港产品和工厂的需要来发行港币，而不是依据香港市场需要来发行港币，必然导致港币的发行失去控制，要么过多、要么过少，这是造成香港物价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实施各种支持反对派，以及收买培养洋奴活动，都只需印钞到香港兑换港币，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资金，从而可以长期不断地进行文化侵略活动。
第三，美国和西方长期在香港实施文化侵略，培养离心离德的文化思想，影响民众
优于香港上层的大都是英国培养的，把持香港教育领域，实行倾向西方的教育。此次有年轻人宣称香港是一个民族，应该独立，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授以“可悲”、 “不幸”来形容，认为这是因为香港过去十多年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导致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认识，未能建立与中国的感情所致。丘教授直指，回归后教育政策制订者难辞其咎，在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识教育都是一个灾难!“教改大错特错，不教历史是绝大错误，所谓通识教育是假的，真正的历史内容学生是必须知道的!” 对比文革时代，香港同胞积极响应，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公开要求英美离开香港，香港回归祖国，形成鲜明对比。参见：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的前前后后
黄卫东 06-30 17:48
刘炳峰 · 2018-08-29 · 来源：党史纵横
1967年“文革”狂飙波及到了香港。这年5月，香港民众效仿大陆红卫兵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高举毛主席画像，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之久的“反英抗暴运动”，成为香港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使港英当局遭到自殖民统治香港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缜密思考，巧于运筹，积极声援和支持香港人民反英抗暴斗争，同时尽最大努力防止事态复杂化，继续对香港提供民生援助，保持和维护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文革”影响渗透香港，港英当局惶恐不安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溃败，面积仅1000余平方公里的香港，很快成为一些偷渡客、国民党遗老遗少、外国间谍、港英当局获利者等大多对共产党心怀不满者的聚居地。同时，港内也存在并逐渐分化出一些亲共产党人士。港英政府对左右两派一直采取超然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但对左派打压更甚，有些左派曾被以“不受欢迎的人士”名义，遣回大陆。
随着外来人员的急剧涌进，香港人口从50万激增到200万。小小香港开始在居民房屋居住、就业和饮水等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尽管进入香港的民族资本很快就开始了投资活动，西方对大陆的禁运也有助于香港的转口贸易，但仍无法消化吸纳大量过剩的劳动力，港英政府也没及时制定行之有效的房屋政策，大量新增移民不得不靠临时搭起的木屋栖身居住，不仅卫生环境很差，就连水电也无法保证。这种状况自然冲击和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引起香港市民尤其是左翼人士对港英政府的不满情绪。
但这一时期，港英政府依然采用老式的殖民手法进行统治。华人在政府中只能做基层工作，几乎没有发言权。民意也只能通过港英委任的少数太平绅士反映，法律及政府文书也只有英文本，一般民众既不理解，也无法争取自身权利。执法高层更是清一色的英国人或从其它英属殖民地招来的白人，大都有着很重的歧视华人心态。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式统治手法外，港英政府还沿用“以华制华”模式，依靠华人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导致港府中存在普遍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进入上世纪60年代，在港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社会充斥着种种不安定因素。
1966年，随着“文革”的爆发，香港民众中也逐渐兴起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一现象，使得港英当局惶恐不安。后来，有的香港民众甚至因私藏毛选而受查处，甚至被法办。
不仅如此，港英当局甚至还以不许进行“政治宣传”为由，严禁反映大陆革命战争内容的影片在香港放映。各类文章中凡是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或在影视中出现毛泽东的镜头，都要被删除、剪掉。歌星在演唱电影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时，只好将“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改成“爹娘的恩情比海深”。
那时，尽管为了继续维持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在西方社会中率先承认了新中国，但中英关系发展迟缓，除名义上的“承认”外，两国间基本没有实质性交往。相反，在当时冷战背景下，英国政府长期一方面配合美国越战的升级，把香港变成美国侵略越南的后方基地;另一方面庇护、纵容和利用美国特务，对中国进行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尤其是“文革”爆发后，为了抵制和削弱“文革”对香港民众的影响，压制香港同胞迅速增长起来了的爱国热情，英国更是积极配合和勾结美、苏，充当反华打手，一面在我国南大门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悍然对我耀武扬威;一面又在香港加紧迫害爱国同胞，向中国人民发起挑衅。新蒲岗香港人造花厂的“五.六血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爱国同胞奋起抗暴
香港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早在1967年4月13日就已发生了。当时工人们只是派出代表，要求资方废除新订立的加重压榨工人的苛刻条款，却遭到资方的拒绝。为了打压相关人员，资方开除了92名工人及工人代表，并通过关闭九龙分厂注塑机部等手段，加大对工人的报复力度。在劳资双方20多天的交涉中，人造花厂工人始终坚持说理谈判，没有出现任何过激行为。
这本是一场极为普通的劳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但港英当局却没遵守早就制定的“警察绝不卷入劳资纠纷”规定，不仅支持资方开除大批工人，而且出动大批军警“维稳”。
5月6日，港英当局收买一名工人，在人造花厂制造了一起“打人”事件。借此机会，港英当局派出大批军警介入，当场打伤100多名工人，拘捕18人，史称“五·六血案”。接着，他们又把前往警署提出交涉和抗议的港九树胶塑胶业总工会主席冯金水等3名工人代表也扣压起来。此时，港九各界开始出现同情支持工人、抗议警方暴行的呼声，工会也向警方提出了惩凶、赔偿、释放被捕工友等四项要求。然而，港英当局一概不予理睬，相反于5月11日又派出6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进一步对新蒲岗实施血腥镇压。
为了表达对港英当局的极大不满，工人们开始走上街头，将矛头直接指向英国政府。他们仿效大陆的红卫兵，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中国人民不可侮”“英国人滚出香港去”“强烈抗议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坚决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等口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12日，港英警方用棍棒和催泪弹等驱赶镇压示威者，结果又有100多名工人和前往慰问的各界人士被打伤，另有127人被捕。
港英当局的新暴行，引起了香港全社会的强烈愤慨。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对工人表示同情，对警方的施暴行为表示义愤。工人们也毫不畏惧，继续坚持与警察对峙。鉴于事态越发严重，12日晚港英当局宣布对九龙实施“宵禁”，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候命。
13日，抗暴斗争蔓延至黄大仙东头村和木瓜湾，大批群众不断走上街头聚集，有些气愤至极的群众开始放火焚烧汽车与房屋，并闯进了新区办事处。
16日，香港左翼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任主任。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和组织香港各界爱国人士，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抗议。很多人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并用大字报将港督府的大门及围墙贴得严严实实，港督府成了示威抗暴的主要聚集地。与此同时，香港各行各业甚至郊区农民、渔民，都加入到了斗委会，参与到反迫害斗争中。不久，香港的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和一些大中小学校等，也出现了定时的罢工、罢课，以表达对工人正义行为的支持和声援。
反英抗暴如火如荼，中国总理发声支持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一发生，立刻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密切关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支持。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当局在美国指使下进行的一系列反中国图谋;严正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英当局立即接受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这一血腥暴行的凶手，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当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的评论员文章，宣布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坚决做香港同胞的强大后盾，决不允许港英当局肆意迫害近在咫尺的香港爱国同胞。随后，北京、广州等许多大城市，开始举行群众大会或示威游行，拥护我国外交部声明，支持香港同胞的反迫害斗争。其中，北京举行的大规模活动有十多万人参加，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等亲自参加了活动，并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美军必须立刻离开香港;二、港英政府必须彻底清查台湾蒋介石当局以特务杀害香港进步人士的罪行;三、绝不允许英国干扰香港同胞学习毛主席思想活动。
中国政府的声援与支持，大大鼓舞了港九爱国同胞的斗志。从那以后，到“港督府”抗议的群众成千上万，一连数日，不绝于途。抗议的大字报贴满了“港督府”的大门及围墙，使港英当局深感震撼。
面对一再愤怒抗暴的香港民众，此时英国政府也公开站了出来。但他们对港英当局的一系列野蛮暴行并无悔罪之意，而且发声“全力支持”港英当局“履行其法律及秩序的责任”，公然教唆港督戴麟趾将镇压进一步升级。同时，英国政府还派出英联邦事务部首席次官加斯华到香港，会同戴麟趾等港英政府主要头目密谋应对之策。
5月22日，港英当局出动大批警察、便衣特务和数以千计的“防暴队”，分别在香港和九龙对前往“港督府”和法庭抗议的群众队伍发起突然袭击，又有至少200名爱国同胞身负重伤，轻伤更是不计其数，横遭逮捕的达300余人。
港英当局不断升级的暴力行径，激起了香港爱国同胞更为激烈的反抗。参加抗暴的工人学生以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猛烈回击施暴警察。每当防暴警察赶来用催泪弹和警棍等驱赶示威群众时，示威群众便迅速撤回据点，接着又在另一处举行示威抗议。港英警察四处防范，疲于奔命，十分狼狈。于是，港英当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在港岛北岸也实施宵禁。这是香港岛在二战之后的第一次宵禁。
面对香港局势的恶化，6月24日，周恩来借卡翁达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发表重要讲话，表示：“香港和九龙历来就是中国领土。香港爱国同胞的一切正当权利，特别是他们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权利，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如果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执迷不悟，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警告，继续对香港爱国同胞进行残暴镇压，硬要同中国人民为敌到底，那么，他们就必然要受到更大的惩罚，他们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港英政府怙恶不悛，中英军人武装对峙
然而，面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警告，港英当局依然执迷不悟。就在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的同一日，即1967年6月24日，港英当局再次出动600余名“防暴队”、200余名英国军人及两辆装甲车，向我深圳沙头角正在开会的居民发起袭击，施放催泪弹，打伤我方群众30余人。
自此以后，我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农民，经常受到对面港英警察的无故挑衅和责骂。面对港英当局的强盗行径，当地农民怒不可遏，挑选出一些青壮年社员，开始故意过界耕作，以示抗议。当港英军警野蛮逞威时，社员们就挥起手中的锄头、扁担应对。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他们以头戴红帽为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就可自由进出边界)，竟将几个在边界巡视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
香港警察、防暴队及英国军人以此为由，开始大量向我边界地区集结。一时间，从元朗落马洲到沙头角一带，集结驻扎起了大量英国军人。同时，英国海军还集结航母等军舰在我南大门附近海域举行军事演习，对我耀武扬威。
面对这种情况，我当地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遵照上级指示开始进行紧急应对准备工作。
6月26日傍晚6时，部队领导接到群众报告，称在沙头角镇有一民兵被英籍军人开枪打死。获悉此情，团部领导迅速成立了由参谋长石长福等6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于当晚8时带领部分武装民兵赶往沙头角，并制定了紧急行动方案：1、严密监视英方举动，不主动挑起事端，坚持不打第一枪;2、如果对方首先发起进攻，也不急于反击，要诱敌深入，多捉俘虏;3、对于因我方群众故意越界引发对方开枪，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拟采取两个办法应对：一是对方如果进攻，我军便换上便衣予以反击;二是将我军武器发给当地民兵，由民兵参与实施抗击。
上述方案，由当地驻军“越级”直接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并得到军委首长的同意。
沙头角是香港与大陆的分界线，一块界碑将沙头角的中英街“一分为二”。分界线香港一侧的居民，历史上就有着反英抗暴的光荣传统，英军、英警镇压香港爱国工人和在边界地区制造事端的行径，使这些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香港同胞怒发冲冠，因此这里的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结队地到防暴队驻地抗议，并在中英街附近地区游行示威。一旦他们发现英军英警有什么新的动向，便派人过来向我方报告。
为了阻止两方群众的汇合聚集，英警将中英街街口用铁丝网封锁起来，但双方群众经常派人扒开铁丝网。每当此时，英警就会施放催泪弹并用警棍追打群众。
7月5日下午，英军开始大量增兵，沙头角及附近的村庄住满了英国军人。他们的武器大多是轻、重机枪和炮。同时，沙头角一带的港英警察和防暴队也增加到了200余人，并配备有几十挺机枪。
为预防不测，我军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我野战部队立即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实施增援。二是处在边境一线的我7085团第2、3营和机炮连官兵及武装民兵，在沙头角镇的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起沙包，架起了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
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不巧，7月6日傍晚我方一农家小孩得了急病，按当地人习惯，需到附近的香港医院去医治。为此我方派人与英警接触，恳求他们放行。但港英军警无动于衷，不屑一顾。农民群众怒不可遏，立即派出十多个青壮年用镐头去扒障碍物。英警见状，随即施放催泪弹。气愤的我方民兵张天生从商店取来一桶柴油浇湿棉被，冲破铁丝网要焚烧英军驻守的炮楼。可正要点火时，却引来英警的机枪扫射，张天生立刻倒在了血泊中……
反击子弹一经射出，颗颗命中英军胸膛
面对英警的残暴行径，我方军民极其愤怒。但没有上级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枪。
随后两天，中英街两侧农民纷纷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港英当局的血腥暴行。他们不顾英警施放的催泪弹，一遍又一遍高呼：“打倒港英当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
就在两侧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我方几个民兵从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插到距英军驻扎的炮楼四五百米处的稻田侦查敌情，不料被英警防暴队发现。对方立即用机枪进行扫射，民兵们不得不趴在稻田里，数小时不敢动弹。
当地驻军领导获悉民兵擅自行动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命令他们不要继续自作主张，等到天黑后再悄悄撤回。
但到下午4时许，敌方可能担心天黑后遭我民兵偷袭，并想活捉几个俘虏做证人，决定进入稻田从两面包抄民兵。
此时，香港境内英军驻扎的大楼里的窗户前站满了看热闹的英国军人。不一会儿，从大楼里走出一队持枪英军抵近稻田，开始向稻田内疯狂扫射。
千钧一发之际，为保护我方民兵安全，我军作战部队立即下达了“开火”命令。一时间，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愤怒的子弹一面射向英军驻扎大楼的窗户，一面射向正向我民兵隐蔽地点射击的两路敌人。轻重机枪足足扫射了15分钟后，敌人仓皇撤退隐蔽，藏在稻田里的我方民兵迅速撤回，无一伤亡。当晚我方获悉，这次共击毙香港防暴警察和英军共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于是，香港民众逢人就夸：“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此后，英军英警彻底老实了。在随后的几天中，他们再也没敢对示威群众耍威风，英警也不敢再到中英街上去巡逻了。而我军在警惕注视了一段敌人的动静后，见无新的情况发生，便于8月9日撤销了临时指挥部。从此，沙头角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各行各业联合罢工，镇压与反抗不断升级
沙头角中英街附近的事态尽管过去了，但香港境内仍不平静。
早在6月10日，港英机构和英资企业的万余名爱国群众，便开始了全行业的联合大罢工。从24日开始，港九海运、水陆交通、公共事业、船坞、仓库、纺织等20余个部门的5万余工人，也开始加入到联合大罢工行动中来。弹丸小岛上，26支罢工大军浩荡进行，使港英当局的经济部门和财政收支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各界的联合大罢工，受到香港各阶层各行业爱国群众的热烈欢呼和积极支持。
为了配合各界工人打击港英当局的嚣张气焰，港九粮油、百货、食品、土产山货、南北药材、建筑材料等63个单位，从6月29日到7月2日，举行了连续4天的联合大罢市。投入大罢市的职工、小贩和工商业者，共计达20余万人。
与此同时，青年学生也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罢工、罢市斗争。6月27日，港九32所各类学校联合决定停课一天，以表达对各界爱国人士反对港英残暴镇压的支持。
另外，在沙头角中英街武装冲突发生后，为了对付港英当局的武力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开始用罐头罐及汽水瓶制造的土制炸弹和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即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路过的警察、警车，很多学校的实验室也成了制作炸弹的场所。
进入7月份，随着边界地带局势的紧张，香港内地局势进一步恶化。7月12日港英政府在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这是自抗暴行动发生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
7月至8月，港英警方开始动用武力，攻击各个左派据点。8月4日，甚至还出动了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与地面警察一起，上下夹攻示威人员在北角的据点及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处的侨冠大厦。警方攻入大厦后，除搜出各式各样的炸弹武器外，还发现了设备完善并配有手术室的当地示威群众的“战地医院”。香港爱国同胞的抗暴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港英警方封闭了多所参与暴动的学校及多家发出支持抗暴言论的报社，同时大肆逮捕左翼人士，并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白屋的政治部囚室。后来，他们中有的被逮捕，有的则被驱逐出境。
而此时，以香港左翼为首的示威抗暴群众则以升级炸弹的行动进行反击。一时间，港九各处闹市区都出现了大量真真假假的“炸弹”，甚至在电车、巴士、街道上也都发现了炸弹。多数炸弹上都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字样。由此，香港市民人心遑遑，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更由于这些炸弹有假有真，所以负责拆除炸弹的警方及英军拆弹专家，稍有不慎就会被炸死或炸伤。
据统计，这次反英抗暴斗争，不算沙头角被打死的42名香港军警，另有至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警察，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800余人受伤(其中有200名警察)，并有1936名各界爱国同胞被警方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颗疑似炸弹，其中有1167颗是“真家伙”。
《人民日报》措辞严厉，有人高呼“收回香港”
其实，对于香港问题，毛泽东很早就为我党制定出了“维持现状”“充分利用”的方针。在以后近30年的历程中，不论香港是“治”是“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恪守和遵循“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努力维持香港现状。
同时，毛泽东始终密切关注香港及其爱国同胞。1959年，当他在内参上看到题为《内地对香港食品供应量减少后所产生的影响》一文后，立即在旁边作出批示：“敦请大家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了香港同胞的足量食品供应。
1967年，香港的“五·六”“五·一二”“五·二二”血案相继发生后，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烈谴责港英当局的暴行，支持香港爱国同胞，其中有一句令港英政府胆战心惊的话：“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接着，在8月21日首都北京举行的声援香港同胞的群众大会上，
有人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8月22日，首都的红卫兵和一些群众组织头脑发热，采取了一些极端行为：他们首先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的权;接着又有一万余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了办公楼，批斗了英国代办。
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夺了外交部的权，并焚烧了英国的驻华代办处后，十分震怒，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这起纵火事件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惩。”【这件事当时我就知道，但是为什么？却一无所知。】
可见，就是在“文革”那种狂热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香港问题上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始终坚持对香港“维持现状”的既定方针。
1967年9月，鉴于港英当局对香港同胞的暴力镇压有所收敛，毛泽东明确下令“禁止香港暴力斗争”。直到这时，香港左翼势力才开始鸣金收鼓，反英抗暴斗争逐渐减少。到1967年年底，香港事态基本恢复了正常。
在此期间，由周恩来亲自主抓的大陆对港澳地区的供水、供菜、供食品和原料等“三趟特别快车”的运输工作一直进行着。即使在香港风暴发生期间以及整个“文革”10年中，特快列车的规矩也一直未改：每年除了大年初一外，364天，天天发车。3趟快车运往港澳的鲜活商品，猪牛羊鸡鸭鹅等活畜禽几乎占到香港市场的100%，因此港澳同胞将这3趟快车称为他们的“生命线”。正是由于大陆节衣缩食坚持对港澳同胞的援助支持，才保证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
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43%由内地提供，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原料约低30%，服装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当时就有国外学者发表评论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
香港局势动荡不定，英方打算提早归还
尽管港英当局残酷镇压爱国同胞，屡屡制造流血惨案，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其实内心却是十分虚弱的。在此期间，英国政府由于担心中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从一开始就有撤出香港的考虑，并准备提前30年将香港归还给中国。
据最新解密的英方档案材料披露，1967年香港抗暴斗争刚开始时，英国政府就出台了一份文件，称假如中国军队介入的话，英国就应“部分撤离”香港，即先把殖民政府中的相关人员撤出一部分。5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在发给时任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也明确表示：“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随后，由于香港局势不稳，并在沙头角一带发生枪战，很多香港市民担心发生不测，纷纷变卖财产逃离香港，由此造成了香港历史上的第一轮移民潮，给香港经济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1969年3月，英国政府“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尽快与中国合作，商议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报告称：“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报告认为，稳定香港的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明确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将在时机成熟时将香港完全交还中国。同时，报告还说：如果今年(1969年)中国的“文革”继续升级，英国就应在年内撤出香港。并建议：应迅速与中国大陆进行接触，争取在不晚于80年代初期，与中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共识。因此，这才有了1974年5月25日英国保守党领袖、政府首相希思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后，达成“1997年实现香港平稳交接”的意向。
需要提及的是，早在1967年1月，澳门也曾发生过类似香港这样的抗暴事件。
在澳门左翼运动的压力下，当时的葡澳殖民政府也曾一度提出“立即归还澳门”问题。正是受澳门爱国同胞抗暴斗争的鼓舞，香港左翼才发出了“英国滚出香港”的呐喊。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英国政府在上述那份绝密报告中说：“在当地共产主义者的长期精神压力下，我们或许不得不撤出。”同时报告认为：如果香港暴动有中国在背后的支持，则更应“严肃考虑”撤出问题。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办法使港英政府无法继续统治下去。如，可以通过发动罢工，或断绝香港的食物及水的供应，用“经济手段”搞垮香港。报告甚至还无端地臆测说：中国也会采取一些“政治行动”，如公开鼓励香港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暴力和颠覆行动。报告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国根本无法维持在香港的统治，不得不撤出。
为了在关键时刻能从香港安全抽身，尽量避免承担任何责任，英国人可谓煞费苦心。如对曾经帮助英国维护香港治安的“功臣”———中国籍香港警察的安置问题，英国人就很是费了一番心思。那时，香港约有3万左右的中国籍警察，包括家属亲属在内共计有约13万余人。对英国来说，安置这些警察及亲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报告建议，除了帮助他们在海外找一个安身之所外，将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这份报告甚至还怀疑在英国撤出时这些中国籍香港警察的忠诚问题，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人。
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英国政府其实已经到了诚惶诚恐的地步。他们甚至开始怀疑中国政府在香港的选举中会做手脚，并担心左翼在大选中获胜———这与1997年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的态度截然相反。按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话说，在香港举行的自由选举中，“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香港爱国同胞正义斗争的背景下，后来的英国政府为了防止香港再次爆发类似“革命”，下定决心治理香港的腐败现象。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宣布正式成立，随后在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强力推动下，将香港“大老虎”葛柏缉拿归案。香港廉政公署从此名声大震，成了香港人民所信赖的反腐机构，由此也使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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