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郭松民 香港回归的辩证法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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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香港回归的辩证法
2019-11-29 10:36:56 来源:高度一万五千米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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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香港的话题很热,很自然的,关于毛主席当年如何处理香港问题的历史,又再次进入了人们了视野。
一向具有战略前瞻性的毛泽东主席,对香港问题考虑得相当早。
1946年12月9日,解放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毛主席在延安接见哈默、罗德里克等西方记者。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主席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毛主席说的云淡风轻,但其实对香港问题早已心中有数。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再次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主席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相反,正确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原来的地位,对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倒是更为有利。
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后来被归纳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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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会确立这样的方针?
根本原因还是考虑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形势。
如果世界革命顺利发展,欧洲、北美都爆发了革命,那么维持香港、澳门的现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如果世界革命的前景消失,那就意味着新中国必须做好与西方世界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澳门暂时不予收回,显然更为有利。
1949年,中国革命正在凯歌行进,形势的变化可谓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毛主席仍然作出了极为冷静、正确、富于前瞻性的判断。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饮马深圳河。
香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几位解放军首长在河边用望远镜向香港方面眺望,竟在香港引发了“解放军即将进军香港”的恐慌。
在这种时候,香港总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三项条件”:
1、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
2、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正准备打包走路的葛量洪大喜过望,如蒙大赦,在此前的“紫石英号”事件中狼狈不堪的英国政府也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毛主席提出的要求照单全收。
由于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决策,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考虑到当年英国在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地位,英国的外交承认影响力是巨大的。
因为英国的态度,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被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甚至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新中国仍然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药品等重要战略物资。
同时,由于英国接受了通过葛量洪传递的“三项条件”——尽管英国出于老牌帝国主义的本性也会经常搞一些小动作——香港的爱国力量生长起来了,不仅影响了很大一部分基层群众,而且还掌握很大一部分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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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代,内地出现了意识形态转型,革命话语淡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积蓄已久的以“爱国”为主题的歌曲和影视等文化产品,如《我的中国心》、《霍元甲》、《陈真》等大量涌入内地,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段历史,我们会蓦然发现,在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主导下,香港虽然从法律上尚未回归,但几十年来对内地发挥的作用基本是正面的——没有回归,已经相当于回归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香港回归取实不取名,香港现状的维持,只许对中国有利,不许对中国有害——这就是毛主席战略设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香港回归的辩证法。
无疑,香港的正式回归,在本质上应该走向名实相符——香港由爱国力量管理,继续对内地发挥积极作用!
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决策,对今天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