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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如何评价社会非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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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如何评价社会非毛现象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如何评价社会“非毛”现象？
2013年10月16日 08:16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一哲
大约是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正在散步的习仲勋突然转过头来对同伴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文字来源：《长江日报》2012年6月21日第16版，作…[详细]
核心提示：习仲勋说，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喜欢别人盲目吹捧他的人，他很有自信心，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毛泽东并不是像一些人传说的那样。我们要正确评价毛泽东，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很重要。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2月6日AA18版 作者：许黎娜 原题为：《“李一哲”：习仲勋为我平反冤案》
李正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很可怕。民主与法制，这个饱含着“血和泪的命题”一定要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书。
习仲勋：“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李正天简介
山东临沂人。1942年12月24日生于湖北恩施。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1974年11月，以“李一哲”为笔名，与人合著《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1977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1979年2月平反。这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平反的一宗极有影响力的冤假错案。李正天致力研究哲学，并创作了大批油画。在美术教学上提出“强化基础，重在引发”。他也是日本爱知世博会中国馆创意方案的提出人。
现在年龄在50岁以上的广州人或许还记得1974年11月10日，一张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出现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口。大字报署名“李一哲”。
这张大字报从头到尾67张白报纸，长达2.6万字。因为围观的人太多，交通堵塞。夜黑了，还有许多人打着手电筒、划着火柴读完它，抄录上面的句子。
读过这张大字报的人或许也还记得：1975年，广东全省上下动员，批判这张大字报。上百场万人大会上，批判者与“李一哲”的“李”―――那个个头矮小、面庞瘦削的年轻人各占一台，拿着扩音器，面对面大辩论。
“当时听省委传达：不批倒‘李一哲’，就不准毕业。”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子健当年在中山大学读书，亲历了辩论会，“大字报里有一段批判林彪的‘天才论’。‘一个人的脑袋代替八亿人的脑袋’，这些话振聋发聩、石破天惊，让我对‘文革’中盛行个人崇拜从此产生怀疑。”
这张大字报迅速流传全国及海外。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李一哲事件”成为了广东“文革”后期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与法制诉求。这一民间异端思潮成为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极有影响力的事件。
当年的“李”、今年66岁的李正天，大光头、大胡子，一年四季穿长袍，冬天时还会戴一顶圆毡帽，样子古怪。其实，也不奇怪，他是艺术家、哲学家。
“‘文革’中，说谁反对毛泽东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很可怕。”这是李正天与人合写那张大字报的动因。
刚到广东的习仲勋主持了“李一哲案件”平反工作。事情虽然不是出在他手里，但他仍然主动承担了责任，“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
“最反动的文章”
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轰动广州，迅速传遍全国。美院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大字报中讲的“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是谁？我直言不讳：就是江青他们。
第二天，我们给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一是要求平反大会改在广州最大的中山纪念堂举行；二是希望习仲勋也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2月3日晚上11点多，习仲勋再次见我们。他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大革命时给党委下紧急通令”。我气头很盛，我们被打成“反革命”和平反要对等，现在对我们的平反处理是“大会里批判，厕所里道歉”！
习仲勋再三强调，为我们平反是省委的一致决定。他解释说，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不是有意缩小影响，平反的消息要见报，要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他不能出席，是因为要赶着去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开时间。
习仲勋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坐牢是戴过脚镣、也被捆绑的。难道我也要求“对等”吗？他还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
习仲勋答应我们第三条要求。4日下午，他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与“李一哲集团”30人见面、握手。习仲勋说，我不是官僚主义者，与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了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钟头。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见吧！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解决他们的案子，和他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我不民主，不出席你们的平反会。
见面会上仍然有人强烈要求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平反大会，要习仲勋出席并讲话。习仲勋又反复做工作，他的诚意打动了我们。
2月6日下午，省委在友谊剧院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平反决定。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他说，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我也在会上发了言。
平反后，我们几个对前途考虑有很大的分歧。而我认为自己不是从政的料。中国社科院的人想调我去北京工作，我谢绝了。我还是想多读点书，独立研究哲学。
2月25日，习仲勋单独约见我。我跟他说，我们四个人几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实，我们对民主与法制的认识深浅与侧重不尽相同，老是组合在一起也不一定好。“李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要写什么，也以我个人名义去写。习仲勋表示同意。
接受习仲勋批评
我对“文革”中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留下的毒害一时没有清除干净，还没有进一步反思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对民主与法制的危害。
那段时间，整个社会思潮活跃得不得了，我们接触了海外一些极端民主主义者，他们想借“李一哲”平反之机，把我们称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但我极力否定这个称号，我既反对独裁崇拜，更反对将民主运动化。
但我当时头脑也发热过，行动上出现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四五运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就想在四五运动三周年时，搞个理论讨论会，继续发表对民主与法制的看法，用“李一哲”的影响，把这个会搞得痛快一点。
3月15日，我们以“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张贴《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在4月5日上午在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我们还给香港的一个杂志寄去这个启事，写信要求在该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讨论。第二天，我们还写了一封联名信给习仲勋，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并提供物质保障。
习仲勋对我们的做法很气愤。3月17日下午，他专门找我们谈话。
“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革命’中搞的那一套……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你们要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如果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
“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
1979年初，邓小平出来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习仲勋是担心这个理论讨论会会被极端民主主义者和海外敌对势力利用，他要考虑全局影响。
而我当时站在民间角度上，没有考虑这些后果。“文革”初期，我迷信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迷信所谓的“大民主”；20世纪70年代初，我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在法制的保障下实现民主，那是针对“文革”中无法无天的社会状态；但是，平反后，我对“文革”中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留下的毒害一时没有清除干净，还没有进一步反思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对民主与法制的危害。当年习仲勋及时提醒我，对我的影响很大。
那次谈话后，我们接受了习仲勋的批评，写信认错，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贴出《再启事》，取消原定的理论讨论会。
不久，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3月28日，这个学会在广州几处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点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风雨不改。他们准备发表有关民主问题的演说，出售“学会”办的油印刊物。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等领导又约见我谈话。习仲勋很气愤，批评他们那样做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他征求我的意见，看看对4月5日的集会该怎么妥善处理。我建议说，对青年的这种热情不能压抑，只能疏导。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研讨会，邀请他们以及对纪念“四五”的热心者们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尚昆同意了我的建议。第二天晚上10点多，习仲勋、杨尚昆见了“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主要成员。我也参加了。
经习仲勋说，你们搞这样的集会是不能允许的。广东是南大门，比较开放一点。大家要爱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啊！我们的安定局面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前途不堪设想。林彪、“四人帮”把国家破坏到什么程度？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国家不能保，个人还保什么？
习仲勋还说，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是民主，说你们拥护党中央、拥护党委领导，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也劝这些人，没必要自己组织这样的会。
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反复劝说，“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最终撤销4月5日集会的“公告”，改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我在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还被习仲勋推荐到《南方日报》、《广东青年》等报刊上发表。
（旁白：据《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载，1979年4月25日，习仲勋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讨论“真理标准”
我认为，在特殊历史时期，这种提法对当时纠正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我也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说，这个命题本身不严谨。
习仲勋为人开明，理论素养很高，他是把我当成朋友。他把家里的电话告诉我，与我热线联系。有时，他在深夜派车接我到办公室长谈。
我和习仲勋也谈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我们在大字报里提出过，“谁反对毛泽东，就打到谁”是个错误口号。习仲勋很支持这个观点。他说，相信毛泽东本人也会支持的。他给我举了例子，延安时期，有个农民说怎么打雷不把毛泽东给轰死，这人就被当作反革命绑起来交付法办。毛泽东却把他放了，说我们是为人民的，老百姓有意见，骂了我们有什么了不起，骂了就是反革命？
习仲勋说，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喜欢别人盲目吹捧他的人，他很有自信心，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毛泽东并不是像一些人传说的那样。我们要正确评价毛泽东，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很重要。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和习仲勋也讨论过。我承认，在特殊历史时期，这种提法对当时纠正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对毛泽东已经认可了的冤假错案的纠正是一个好处。但我也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说，这个命题本身不严谨。实践本身正确与否也是需要检验的。比如，把习仲勋打成反革命，这也是一种实践。但是这个结果造成了以文制罪。我们能根据这个错误的实践来检验真理吗？我历来认为的“实践”是实效―――实际的社会效应。
反对搞民主崇拜
搞极端民主很可能导致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出现另一种专制，甚至导致用民主压制自由。当一个国家是由亿万缺乏自主意识的公民构成的时候，这个国家注定要走向不幸。
1978年到1980年，我的《共和论》、《民族心理必须更新》酝酿出基本框架，这是我对民主与法制思考的深化。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在经济上大发展，在某些方面过分求稳，特别是在思想方面，不够解放。
习仲勋曾积极主张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说，我做不到党章的要求，还是在党外好。我从来不想进入政界。我认为，哲学家应对所有影响社会的公共话语持清醒态度，但不要轻率转入政治。
我反对搞民主崇拜，一时的多数是否真理，要经受时间的考察、实效的验证。搞极端民主很可能导致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出现另一种专制，甚至导致用民主压制自由，这是我多年来坚持民主法制、共和论哲学研究的原因。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谨慎地进行试点，有效实施，在世界政治文明中有独到的建树。
我一直认为，坐在车上看不到车跑，脚踏实地站在地上才知道车该怎么走。中国就像一部太大的车，转弯要小心，不能转得太快。不要把民主当成政治舞台上的喧嚣闹剧。中国千年君主政制，国民太缺乏公民意识和共和意识，好走极端、好一窝蜂、好窝里斗，善破坏而不善建树，喜欢怨天尤人。对待古今中外的东西，缺乏冷静的清醒的态度，那曾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正是以封建法西斯大横行和举国上下大迷信为其成果的吗？
当一个国家，是由亿万缺乏自主意识的公民构成的时候，这个国家注定要走向不幸；当一个时期，亿万人虔诚地高唱《东方红》时，岂能将一切责任归咎于大“救星”呢？有怎样的群众，就会从中生长出怎样的领袖。应该把对个人的责难，转化为全民的心理反思。振兴中华，必将伴随着全民心理更新的艰难历程，并将通过完善与健全我们的制度得以保证，使我们的共和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治和谐的社会。
“李一哲大字报”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抨击“文革”中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指出江青一伙搞所谓的“反复辟”、“反回潮”的一些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严重缺陷。
大字报里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或“期望”：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六、实行“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李一哲”在序言中称，他们的“体系”“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及所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
习仲勋：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通过了“李一哲”案件平反，总结了经验教训。其中谈到，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该允许人民说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评论：
发表日期：2013/10/18 21:23凤凰网海南省 - 电信网友：万泉河畔
“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在现实中，总得考虑饭碗、前程、后果等利害关系，“明哲保身”是为至理。与官方立场不一致的话，那些吃俸禄的党政官员、专家学者、公务员等人，私下议论可以，但在公众场所大声疾呼，或者上书唱反调，又有谁做得到？！
发表日期：2013/10/18 10:05凤凰网北京市 - 蓝汛通信网友：手机用户
在习老一百同年时，他的思想，他的道德情操，值得当代人学习。
附录：
1984年习仲勋：毛主席说文革要三七开 七好在哪里？
2013年10月21日 10:0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习仲勋传》编委会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人，他们率先投身历史的洪流，谱写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篇章。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详细]
核心提示：当有人谈到经过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习仲勋说毛主席过去讲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是对形势估计错了，运动发动错了。
本文来源：人民网，文章摘自：《习仲勋传》（下），作者：《习仲勋传》编委会，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十二日，习仲勋先后到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就整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地，都仔细听取当地党委的汇报，深入基层，与基层党的工作者座谈、交流、了解情况。习仲勋对各地在整党中的好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耐心细致地做出解释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他们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习仲勋在上海召集了三个区和三个郊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当有人谈整党要贯彻自上而下的方针时，习仲勋说，整党是要自上而下的，但有一个地区不要限于这一规定，也可以先搞一些试点，哪个区、县委具备了对照检查条件的，就可以先搞，这也是正常现象。
当议论要对照检查问题时，习仲勋说，对照检查有集中的和个人的，重点应该放在集体，集体对照检查是在个人对照检查的基础工作的，也就是集思广益。个人对照检查，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有问题的要检查，没有问题的也可以不检查，靠学习、靠自觉，不要人人过关。我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批评要试试求是，自我批评也要实事求是，要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谈心过程中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可以不伤和气，又能解决问题。整党追解决任何人和事的问题，都要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有利于开创新局面。如果违背这一点，就是不成功的。
当有人谈到经过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习仲勋说毛主席过去讲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是对形势估计错了，运动发动错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形式的两大派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但是也许都有不好的，有“三种人。“三种人”进了班的，就要先调整领导班子，把好人选上来，然后再整党，对犯有严重错误又至今不改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对“三种人”要坚决清理，又要防止扩大化，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什么样的事实。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在整党中就不要再折腾了。上海是重灾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都是以上海为根据地的，上海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复杂性，处理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具体政策，你们要研究一下，上海搞好了，对全球很有好处，对国外也有影响。
当大家谈老在“两案”审判、审理中，是否对犯错误的人进行重新处理时，习仲勋说，除了对那些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和表现恶劣的，要重新处理外，一般的不要再作重新处理。
当谈到对犯有一般错误的统治要有一个政策意见时，习仲勋说，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各区问题也有差别，区、县都可以自己拿方案，请市委批准。不要什么都等市委拿主意，市委意见也不可能很具体，不可能把各区、县的具体问题都写上，这也是一个领导方法问题，就是要你们动脑筋，想问题，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在实践中培养你们健康成长。
选拔干部是大家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习仲勋说，亲疏之别可以由，但亲疏之分千万不能搞。要任人唯贤，光明正大。
评论：
凤凰网海南省 - 电信网友：万泉河畔
三十多年来，对于毛泽东本人，对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抹黑、丑化、攻击、诅咒、诋毁之声浪，充塞于耳，充斥于途。但是出乎发动者、追随者意料之外的是，这种旨在全盘反毛非毛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企图，并没有获得中国社会各阶层绝大多数人的广泛认同和引起共鸣。反而在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对文革的意义、作用、影响，对中国目前的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社会现状、民众呼声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万泉河畔
发表日期：2013/10/23 10:58凤凰网海南省海口市 - 电信网友：万泉河畔
好就好在：人民可以监督政府、监督各级官员，防止权力滥用，确保政权不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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