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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当代中国外交-70年的探索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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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当代中国外交-70年的探索与启示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大国外交】金灿荣 王赫奕 ：当代中国外交-70年的探索与启示
2019-08-15 11:44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都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场合提到最频繁的外交词汇，而且都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稳步拓展。随着国家身份定位的改变，中国外交内容发生了诸多改变，具体包括：国家定位、指导思想、外交风格、外交理念、国际战略、外交方式、实践内容以及全球治理哲学的继承与发展。这八个方面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十八大以来外交的新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突破了以往零和博弈的理念与霸权思维的惯性，其目标是双构建，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合作共赢关系，以更高的姿态参与国际全球治理。
1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内部向度的新变化
外交活动是由内而外的动态实践过程，外交主体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外交活动的变化。内部向度的变化针对中国外交自身观念与定位的改变，主要包括：国家定位、指导思想、外交风格与外交理念四个方面。
（一）新的国际定位：由区域大国到全球大国
在定位国际角色时，国家通常会合理地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判断，国家在认同自己的国际社会地位中具有主动性，主要表现在国际社会中塑造有能力且希望扮演的角色与身份。国家外交理念的建立受到国际角色定位的直接影响。只有在准确、合理地对国家角色进行定位之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制定以及调整国家的外交策略。以往中国通常会将自身定位为区域大国，但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角色逐渐转变为重要的深度参与者，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全球大国角色定位的确立以及认同需要循序渐进。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能力显著增强。201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1–2014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a中国的全球实力不断提高，同主要大国的实力差距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国际权力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为中国重新定位自己提供了良好契机。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多方面的强大压力，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作为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际影响力不言而喻，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都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事务中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声，引导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更加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
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在时代主题为战争与革命的大背景之下，在美苏两国争霸的过程之中，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仅仅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对亚非拉开展一系列的援助活动，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等等。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主要思想是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将重心放在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上，注重国内发展效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更加有能力在国际领域之中解决问题，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逐渐开始认可中国对地区以及国际事务的贡献水平，中国因此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责任得到大幅度扩大，在国际事务各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以及规范作用，凸显了中国的国际责任意识。
在中国的综合实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得到大力增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也受到国际格局结构性变动的直接影响，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外交不同于其他世界大国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定位，即中国从地区大国转变为全球大国。
（二）新的指导思想：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成为中国一段时间内外交的实践原则，在充分结合中国当时的经济以及军事实力之后，展现出相当的外交姿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为中国改革开放赢得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作为一套复杂的策略思想，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首先，它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多数学者也认同，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绩十分瞩目，但是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上出现了不合理的问题，城乡以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水平逐渐提升各种压力日益增加，体现在能源、环境以及资源等领域，需要深入完善与改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民主化以及建设法治化也同样需要得到大力发展，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上涌现出多种受到激化的社会矛盾，社会道德失范的行为增多，“不和谐”剧情也时常上演。这一时期，中国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内在矛盾，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打造健康的发展模式。
其次，它反对外交上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将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利益过程中存在高度的主观性。国家领导人只有在充分对时代特征合理判断之后，才能够客观公正地分析出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危机，同时按照轻重缓急正确处理好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因而坚持韬光养晦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时期，中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亟需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在外交领域需要“韬光养晦”。
最后，它要求不主动介入矛盾，不自找麻烦。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投入与其他几个重要国家相比要少很多。“中国常常在一些涉及到他国的重要问题上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样子，其保持缄默程度和低姿态与实际的国力情况相比实在让人吃惊和费解”。如此观点虽然片面，但也间接说明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若即若离的姿态略显被动。
“韬光养晦”在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加的过程中逐渐无法充分满足当前的外交需求。其他国家开始怀疑中国“低姿态”外交战略背后所蕴含的意图，认为中国只是想搭上利益的“便车”，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韬光养晦的核心是营造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将服务经济的发展目标逐渐转移为服务民族复兴的发展目标，给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新的能量。中国在适应国际环境变化时由于韬光养晦政策而处于被动状态，所以新时代中国的奋发有为战略更加强调主动性，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出更加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国领导人提出“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比较为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来说，为民族复兴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显然更难。妥协虽然能够有效地避免冲突，但是并不一定能够获取有利的复兴环境，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适应外部形势发展状况。在重新判断中国国际地位之后，新时代中国外交展现出“奋发有为”的新基调。以前考虑到“他强我弱”的因素而选择坚持“韬光养晦”，从而低调地实现自我发展。当今的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已经远不是从前的地位，因此外交工作主基调也要随着中国自身以及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科学有效的调整，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应抱有积极的姿态。在解决涉及利益问题时，奋发有为、坚持底线。近几年针对南海以及东海问题，中国坚持底线思维，同时采用具有“后发制人”思维的战略措施，有效维护了中国主权利益，同时稳定了地区局势。
（三）新的外交风格：由反应式外交到积极进取型外交
从反应式外交开始向积极进取型外交转型，这也是大国成长的重要表现。反应式外交通常指，当出现突发状况后才做出后发被动的回应，缺乏主动性的措施和长远计划。
在总体实力不强的前提下，中国外交主要遵循“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以反应式外交为主。多数时候在面对国际动议以及行动时，中国只是采取回应政策。这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力的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的基本判断直接相关。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认为自己的外交姿态在中国综合国力以及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态势发生改变时需要进行有效的调整，强调外交政策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更加具有开拓的事业心以及自信的姿态，使中国声音和中国智慧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十八大之后，中国外交政策一方面注重政策与实践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提倡与重视自主谋划以及努力进取。中国在大力强化对外安全领域的统筹协调力度后，在国际场合中提出了多种新的提议。同时，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中国开始摆出较为强硬的姿态，大力增强海洋权益的维护力度。
回顾十八大之后的外交政策可发现，其主动进取的风格十分明显：第一，捍卫核心利益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第一前提，保障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第二，将当前外交基准定位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式，保障国际格局结构化调整进程中所必需的战略均衡；第三，加大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力度，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统一步伐；第四，在紧抓经济一体化发展潮流主旋律基础上，提出并制定以促进共同发展为主基调的外交战略；第五，讲究原则、谋求公平、注重道义，在原则问题上坚持底线，不因为一己私利伤害到其他群体；第六，坚持和平协商是化解矛盾的根本立场，与此同时加快国家综合实力发展速度，充分有效地保障中国自身利益，保证中国捍卫和平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中国正在努力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进行有效调整。在国际规则游戏中，中国已经从以前的“学习者”逐渐发展成为“倡导者”和“制定者”。在长期学习国际规则的基础之上，中国成功地融入到国际社会，愈加关注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问题。
（四）新的外交理念：规划与实践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外交理念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规划和构想，主要包括构建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关系以及构建全球伙伴网络。这四个理念在具体内容上相互支撑、相互交叠，在核心含义上互为补充。
合作共赢的对立面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思想常常会出现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之中，它主张通过遏制、威慑等手段得以实现国家安全，零和游戏为国家之间斗争的常态，竞争具有讨价还价的特征。对于参与博弈的各方，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传统国际关系由于受到零和思维的影响，常常演变为大国之间的对弈，各大国都在追求霸权。新型国家关系更加注重“正和博弈”思想，希望博弈各国通过一系列和平的渠道保障安全，不以牺牲第三方利益为前提，从而达成互利共赢的目标。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允许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给予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帮助别人过得好。这表明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治理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所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以合作共赢为起点，希望各个国家之间平等互利、彼此尊重。中国领导人指出，“国际关系之中的首要准则是保证各国之间主权平等，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所有国家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份子，都有资格参与国际事务并且分享发展成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对彼此的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予以基本的尊重。
近年来，由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受阻，对于该问题，开放型世界经济关系理念与全球伙伴网络的提出能够针对克服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新路径，推动全球化进入更高的发展层面。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但是经济增长期由于增长动力的缺失而长期处于徘徊阶段。虽然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断趋向繁荣，但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虽然发达国家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然而其他市场主体的作用以及地位已经开始得到明显增强。实际上，开放型世界经济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能够实现有效统一。此外，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能够通过“开放型世界经济”得到一定的继承以及弘扬。通过深刻分析当前世界宏观经济形势，中国提出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兴理念。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力求通过“开放型世界经济”充分维护相关外交原则，在对全球共同治理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之中，努力发挥中国作用，并力争在新时期的全球社会中扮演和平的建设者与秩序的保护者角色。在全球伙伴关系的理念中，核心思想就是“结伴不结盟”。针对“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战略，中国在制定以及实施的过程中提出了不会针对第三方的重要主张；在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项目时，更加注重合作的友好型。
第二个层面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路径，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践性。一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领导人与奥巴马于2013年6月在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2014年11月访华时，中国领导人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问题又提出了六个重点的突破方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体现出国际关系的全新理念，需要采取全新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性要素在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二是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念。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访问非洲国家时提出了义利观，为中国外交指时了新方向。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国坚信中非合作必须要坚持发展各自的优势，紧密结合中国和非洲的实际情况发展合作关系，以此实现共同的发展。“义”在正确义利观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需要在交往和合作的过程中将道义放在首位，追求利益的过程必须要满足道义的标准和要求。与非洲交往时，中国将“讲信誉、重情义”时刻铭记于心，交往中必须做到平等、友好和守信，保障非洲同胞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时刻将义放在首位，利益的追求不会超越义。
2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外部向度的新调整
国家定位、指导思想、外交风格和外交理念属于中国外交内部向度的范畴，其调整意味着外部向度的外交实践活动同样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后者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新战略、新外交方式、新实践与全球治理的中国哲学第四个方面。
（一）新的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以中国与其他合作国家固有的双边、多边机制为基础，中国创造出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并积极主动地同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发展路径。“一带一路”发展的前提是开放和包容，中国不会走排他和封闭的老路。如今的世界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中国相信只有通过开放的发展道路，才能够发现发展机会、创造机会并抓住机会，以此来保障国家发展的需求。“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将世界和中国的机遇进行互通。根据这种需求，中国以“一带一路”作为导向，积极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推动经济要素合理流动、高效的配置，促使市场进行深层次的融合，促使区域合作更为广泛和深入，建造区域经济合作构架，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多元化合作倡议理念，这也是它能够区别其他发展理念的关键之处。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能有效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是社会总生产远远大于社会总需求，进而使得供求关系不均衡，物价水平发生变化，经济危机很可能随之产生。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不仅是因为受到全球经济实体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因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各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便是其中主要的因素。市场经济的根本在于市场，一旦市场体量无法承担产能的巨大压力，就会出现极大的消极影响。为了有效地处理过剩产能，首先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范围，将现存的产能进行转移与耗用，例如进一步发展海外的市场。其次是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发展多元的行业同样可以处理产能过剩的情况，“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对周边市场保持开放，能够帮助其他国家有效地处理问题，同时帮助本国产业进行升级和发展，进而实现双赢。
（二）新的外交方式：双轨制外交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致力于追求与全球体系一体化的目标。中国积极追求融入世界体系，同时促进国家体系的对外开放。如此一来，中国在未来长时期内能够在体系的一体化中获取重要的利益回报。中国不仅已经加入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而且也加入了大多数主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签署了《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加入而消失，即便中国满足美国声称的所谓西式民主标准，两国的矛盾也并不会消失。中国之所以选择加入国际体系，不单是为了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还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展现有的朋友圈，更好地平衡美国的影响，提高中国的能动性。
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背景来分析，虽然中国的经济力量足以影响到国际经济，然而对于国际体制的构建，中国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能够选择的策略也较少，只能在接受了大框架之后才能选择拒绝明显的不利因素。总而言之，经济接受远远大于政治接受。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再加上自身的市场经济持续迅猛增长，在经济层面上势必要与国际接轨。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接受世界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规则，并对自身的经济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政治层面上，中国虽然已经签署了联合国所提出的两项权利公约，但是中国的制度建设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中国国内体制的变革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内部所提出的,主要不是迫于外部压力的结果。
中国一方面融入美国领导下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也致力于国际旧秩序改革。国际秩序能够有效地保障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形成，二者密切关联，互为补充。现有的国际秩序如果没有理论层面的内容进行指导，是很难推进变革的。中国也形成了许多跨区域的合作论坛或区域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些无一不有效地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程度，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构建了全新的合作平台。此外中国还十分重视参与全球性国际组织，包括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峰会、“金砖五国”合作机制等等。
（三）新实践：海外利益保护、软实力建构与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实践基本上稳定在四个领域：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国际组织外交。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传统的四个领域中，扩充了新的实践内容。
第一，海外利益保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同美国等诸多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出境人次不断增加，日益重视应对海外公民安全问题，客观上推动了海外公民的利益保护机制建设与发展。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以及国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对于海外公民利益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中国出境的人次不断攀升；其次，中国公民由于缺乏维权意识，频频被侵犯利益；最后，保护海外公民利益的内容繁多。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的观念发生变化，“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成为外交的主要观念之一，海外公民的利益保护成为重点内容之一。2014年12月5日，华春莹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走出去”规模的快速增长和日益严峻复杂的海外安全形势，外交部将继续做好领事保护与服务这项“海外民生工程”。这是中国首次将领事保护工作纳入民生工程的范畴，从国家层面予以保障，在中国梦的蓝图中添加了保护海外公民利益这一要素。
海外利益的另一层面就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维护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保证了中国高质量发展。70年的外交实践证明，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贯彻落实同他国发展友好合作的观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人民生活的需求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始终不会改变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全球化促进了中国获取更大的海外利益。中国在加强国际合作以及促进全球发展目标的背景下，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新思路。中国极为重视国际组织在海外利益维护中的作用，为了保障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国将持续投身国际组织的工作中去，并且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多边外交资源保障中国的海外公民权益。
第二，软实力建构。软实力是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较为重视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以此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相比之下，对于文化等软实力的发展投入不够，造成软实力发展不足。对此，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需要关注全面综合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但需要继续保障硬实力的发展，同时还要积极构建软实力。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更加关注软实力建设，加大推进人文交流及公共外交，同时兼顾国内外两个舆论场。中国领导人强调要时刻展现中国形象，必须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这使得政府公共外交的方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较大的改革与创新。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代言人，中国领导人非常注重在国际场合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引导和促进外界对中国国情及政策的深入认识。从路径角度上来看，有公开演讲、接受采访等多种不同的有效路径；从内容角度出发，中国领导人常常引经据典作为立论的根据。中国领导人于2014年在中南海赢台与美国总统夜话期间，向奥巴马讲解了赢台的历史变迁。为了使奥巴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当今中国领导人所秉承的执政理念进行深入了解，中国领导人向奥巴马介绍了当今中国治国理政的一些符合国情的具体措施，使奥巴马理解了中国人民对国家稳定及统一的珍惜与重视。2017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访华，中国领导人在故宫向其介绍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此外，外文出版社于2017年11月7日出版中英文版的《谈治国理政》第2卷。截至2018年2月2日，《谈治国理政》第2卷中英文版全球发行量已突破1300万册。中国理念在世界上的反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众所周知，软实力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概念。在政策认知层面上，不能将非规范的一个描述性的软实力概念弄得太复杂。简单来说，理念制胜、人心所向是软实力的具体表现。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其目标就是让周边国家都能分享到中国当今的发展成果,展现中国外交政策的善意和诚意。在整个进程中，如果不对软实力构建的方式与手段加以重视的话，很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麻烦。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自身软实力建设。
第三，全球治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把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制作为学习的主题。201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把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为学习的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把全球治理作为学习的主题，足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决心和作为大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担当。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在多边国际舞台上积极阐发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张。从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到2017年11月11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多边国际舞台上就全球治理理念、加强国际合作等发表演讲46次，积极阐发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四）全球治理的中国哲学
中国领导人在2015年9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这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起点。此后，中国开始构建理论，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治理哲学。
第一，尊重联合国，注重联合国外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不断攀升，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由对发展中国家适当权益的维护转变到对全球公共问题提出官方解决办法；由争取相对应的权益转变到推动对制度观念的改革与创新。这表现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逐步趋于成熟与完善，更加注重在联合国里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联合国创立以来，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发展，成为国际多边合作及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与威胁的重要舞台，在全球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经历了逐步适应、全面有效地参与其中并发挥大国作用等几个重要阶段，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联合国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多边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还是中国向全球展现负责任大国风范的重要舞台。当代中国领导人清楚，国家威望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是依照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参与国际事务。
第二，发展与共赢。在全球化不断在挑战与机遇交替中深入发展的今天，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适合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资源及经济条件，才能为促进世界的稳定、共同发展产生巨大的能量。这不仅需要在贸易往来等方面进行深度广泛的合作，更要利用国际项目驱动的有利条件，实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相互联系，从而进一步实现实体公司往来投资的灵活、便利。中国建议全球伙伴共同坚持明确合作方向，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让“五通”这个共同目标逐步实现，并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和互谅来解决矛盾争端，进一步有效地维护国际局势的健康稳定。各个国家都应联起手来应对人类共同合作框架内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挑战，通过开创历史发现新机遇、扩展各国经济发展空间等有利条件，形成各国互惠共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朝着有利的方向逐步发展。在抛弃并改变以往只顾各国自身利益的“零和博弈、你输我赢”和“单边主义、彼此对立”的旧思路，树立不同与以往的全新发展观念，才能实现“真发展”与“共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三，平等的伙伴身份。过去大国的国际关系大多数对第三方具有排他性和针对性，这种关系给他国的发展和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安定的因素，这种“盟友”关系不利于长期合作。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为不少国家带来了“春天”，具有责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意义的长期国际合作关系是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中国倡导的在不结盟的前提下广交朋友的实际表现及理论依据。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在处于多样的共生性网络中，还需要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发展。虽然各国之间仍然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及竞争出现，但从实际来看，已经形成了相互依靠、相互联系的命运共同体。
第四，不干涉内政。主权国家具有绝对的独立性，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则，不能强迫、胁迫他国接受别国意志。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都曾被霸权国家压迫及侵略，所以新中国在成立伊始就格外重视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一直是中国外交活动的前提。中国一直是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实践者与维护者，不仅赢得了全球的尊重，而且还奠定了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
3结 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富有特色的新时代大国外交时代，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日增，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已处于关键位置。国际身份的新定位，以及当今国际形势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的外交内容从理念、战略、方式、实践等八个方面都做出了相应调整。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战略指导，中国更加积极进取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方案，体现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责任担当。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独特内容,准确把握了当代国际局势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有效弥补了国际结构中现有机制的短板与不足，使全球治理的格局更趋公正合理。相较于其他国家传统的全球治理方式，中国独特的外交革新根源于中国制度内核的先进性，中国一系列的外交革新突破了现实主义困境，超越了以往的零和思维及霸权模式，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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