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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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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一、【五十年不变的核心是指实行开放政策而不是指其它政策。】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核心是指参与者必须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香港特区政府的特首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所以，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
8月22日，我刚刚写了《普评制点评郑永年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这篇文章。文章说：
我很想看看 郑永年:谁主香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这篇文章，只可惜被澎湃新闻给删了。于是看到了下面这篇文章，知道了“断水就能终结香港乱局”是标题党的说法,只不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国家可以威胁断水，中国和香港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用威胁断水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乱上添乱。至于，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我认为，还将像占中那样收尾。【什么意思？香港暴乱已成强弩之末，马上就完蛋了。】
8月19日，我刚刚点评了《用心险恶临走前英国居然在香港埋下这么多雷》文章说：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撰文写道，英国人在1985到1997年之间，对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内（1992—1997年）。
熊玠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香港的立法局，有史以来就不是民选的。由于它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所以才叫‘局’，意即它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立法会’。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观之，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凡此种种，俱是证明了英国人临行前蓄意在香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的确见效了。”【这个结论无比正确。为什么？首先，你们看看普选产生的巴黎公社。
恩格斯在1871年4月11日当时就说：“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所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就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马恩全集17卷672页）。什么叫只讲不做了？即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只议不决。因此，到5月28日，巴黎公社就彻底失败了。我们再看看苏联是怎么解体的？
1989年1月，苏联开始采用戈尔巴乔夫的办法，选举产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然后
那些能让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才能通过竞选，当上人代会代表、苏维埃主席、加盟共和国总统。具体表现在
1989年3月，萨哈罗夫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生效，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
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
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
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戈尔巴乔夫最终决定迎合。【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果，符合他新思维的本意，而绝不符合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本意。】
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3月12—15日在莫斯科举行，20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设立总统制、修改宪法和选举总统。经过几天激烈的辩论，大会通过了设立国家总统职位和规定总统一系列权力的苏联宪法修正案。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届总统，选举阿·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席。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基本法）中规定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条款，从而开辟了在苏联实行多党制的道路。因此，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才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性和有竞争的总统选举，有数名竞选者参加大选。在经过几十天的激烈选战和宣传活动之后最终叶利钦以高票当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同一天，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表《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由于
我们都知道，苏联虽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但作为苏联支柱的则是俄罗斯。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70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约占整个苏联面积的76%，也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39亿人口，约占苏联人口的52%，而且还因为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具有绝对的优势。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而且，“6·12”事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巨大效应还不限于俄罗斯这一个加盟共和国自身，而是构成了苏联解体多米诺骨牌效应系列中一个强大的加速器。在这一事件的推动和示范下，至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相继发表了独立宣言。这9个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戈尔巴乔夫在谈到“6·12”事件的历史效应时，不无形象地说道：在这一事件之后，在苏联境内，“开始了‘主权国家大检阅’”。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也宣布“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断言：“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苏联的频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离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6·12”事件界定为苏联解体一系列事件中事关全局的中心事件。【看明白没有？普选制是苏联解体的唯一祸害。】再看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
1990年7月当选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并成为苏维埃联邦委员会成员。
1991年12月1日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991年12月12日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
1991年9月19日,白俄罗斯政坛上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事件,学者出身的舒什克维奇当选为白俄罗斯独立后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举登上了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元首的宝座。【看明白没有？没有普选他们怎么能成为苏联解体三巨头？】
1991年12月21日，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字加盟了独联体，苏联彻底被宣判死刑。叶利钦发表讲话时说：“我曾经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冥思苦想苏联的未来，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大家看好了，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到事实上的苏联解体才1年半多几天！！！由此可见，普京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果断取消地方领导的直选方式有多么重要？要不然会不会至今还暴乱不断啊！
“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请注意：占中是发生在议员半普选之后而不是这之前。之前吃肉砸锅党也有，但是，在立法会还没有形成政治气候！）
陈冯富珍称，香港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然而离港十几年再回来时，“真是不认识香港”。（2012年：立法会议席总数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所以叫议员半普选。）
原全国政协常委九龙仓首席顾问 吴光正 我都七十几岁了，我有感触是不是？对我来说好大感触，在香港我七十几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出来发声。所以第一，暴力很恐怖，很惊人的，但如果你不出声，沉默的话，你会引发更多暴力。来源：直播港澳台 2019-08-18】
什么意思？那说明现在的情况还不如回归前！为什么？因为
熊玠：“第二个例子：有两个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期，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的人群，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在以前的‘社团条例’之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今日回头来看，英国人将这两个法律取消，其用心凶狠恶劣，实无以复加。”还有
港英时期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它们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属于判例法系，法官的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这与中国内地实行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法官的任免也沿袭了英国的终身制，一旦港督任命，除非死亡或主动退休，法官可以终身任职。在港英时期，任命的法官绝大多数为英国国籍。这一问题遗留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也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警察捉人、法官放人，司法不公，暴乱难平。解决办法是选出优秀的工、农、警、商、企、科、教、文、卫、等各界代表组成评判罢免法官委员会，每半年评一次，彻底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
张俊义还提到一点：“英国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的高级公务员。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香港一些人从心底里认可西方价值观，不认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陈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秋后算账，开除港籍。】另外，
千万别忘了这样一个事实，
前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进行的政制改革中，提出在1995年立法会选举中新增9个功能组别，即“新九组方案”，并更改功能组别选举方法、法团选票改为个人选票；最后功能组别符合选民资格增加至270万人，实际登记人数115万人（见2003年美国人权报告第三节、香港政策研究所报告PDF第43页）。彭定康的这次改革被北京政府批判为钻《基本法》漏洞，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鲁平在1993年3月公开骂他是“千古罪人”。
8月11日，我刚刚点评了《香港被捕年轻人错把无知当热血是最大的愚蠢》
文章说：不知道还有谁记得这个老人。
他是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他叫贾法里。
在他的国家被轰炸、全是焦土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联合国向美、英、法三国辩解，三个国家的代表直接离席，直接不和他谈。
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坐在一个角落一边流泪，一边叹息。
你讲理，别人不讲理，只有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了，你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你才能和他们去讲一讲理。
弱国无外交。今天的香港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来庇护，现状可想而知。
那些闹着要独立要分裂国家的年轻人，把他们丢到一个战乱的国家，被饿过，被打过，被羞辱过，怕了，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和平、稳定到底有多么重要。
一个人命运是和自己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请记住毛主席所说的这一段话：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8-1099页。
这就是人们长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同样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什么会出现文革全面内战？那就是因为实行了直接民主制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所造成的。全民公投、全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全民普选，人手一票都是直接民主制。】
文章提到贾法里让我想起顾维钧，
1919年1月28日，中国代表团曾向巴黎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全被否决。巴黎和会最终引起中国的民众抗议，爆发了五四运动。
顾维钧单靠一己之力，他在外交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仅仅是代表中国对列强说了一个“不”。这是弱国仅有的一点权利；而弱国无外交，才是中国所要面对的现实。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天必将被视为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的历史上。”
我记得那时，中国实行的就是普选制。各个党派内斗严重，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四分五裂的中国还想不让列强干涉中国内政那可能吗？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什么缝？裂缝啊！没有裂缝，苍蝇怎么下蛆？没有普选就没有两派恶斗！没有两派恶斗何来裂缝？没有裂缝哪来外国干涉？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普评制寄语台港百姓
普评制发表于 2010-5-4 14:52:44 查看: 3057|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0&fromuid=1763
这篇文章2005.5.22草，最早发表在我个人付费的《百姓论坛合建网》， 2006.12.7改 12.12二改之后，最先发表在
【人民网两岸论坛】 寄语香港百姓 ( mayc53 2006-12-13 17:43:02 ) 12019字 ( 0/64/0 )
2008.12.21三改，这是因为通过央视海峡两岸、天津今晚报、以及网上的相关报道，使我对台湾实行普选的具体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才被改为现在这个题目。2009.4.30四改，内容就现在这个样子了。文章指出：
在香港搞不搞普选，最没发言权的就属英国。英国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哪一年开始搞普选不行？！为什么非得等到中国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才突然醒悟，要让香港搞普选？！！居心何在？！！！
原来在普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干涉政治，甚至是别国的政治。陈水扁就深谙此法，他不但买通美国的议员、咨询公司，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花钱贿买象巴拿马这样一些小国的领导来支持他搞台独，……
只要你们国家实行普选制，美国想干涉你们国家的政治就一定能干涉成。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克兰，远一点的就是智利，其前总统阿连德虽然是民选总统，有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还不是死于非命……
普选是个双刃剑，美国总统也怕它。里根在大选期间公开反华，上任之后又亲华……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犹太人，如此这般……“全是大选惹的祸”。
人们的善良愿望，总是想通过大选获得民主、和平、统一和稳定的发展。然而结果却总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
…………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又特别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动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选》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三卷第284-285页）假如，
今天的香港硬要实行普选制，那就犯了齐白石晚年对其关门弟子许麟庐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大忌。虽然不会像台湾那样产生大的麻烦，但是小的麻烦也还是会不断产生的。结果怎么样？
2010年6月下旬，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议案。修改内容包括：立法会议席总数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仅仅普选一半议席，香港就乱成什么样了？如果落实双普选那还了得？！！！】
李光耀曾说，最羡慕香港背靠内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但香港这些年的发展却不如新加坡。最大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可以主导经济政策，上下一心谋求发展。香港政改不过，国家当然还是坚定实行“一国两制”政策不会变，但香港如果内部继续虚耗，竞争力持续减弱，未来能否搭上国家发展的“高铁”，令人忧心。【和台湾一样普选之前是四小龙第一，普选之后是倒数第一。普选之前苏联GDP的增长率是1.9左右，普选之后是-2。
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台湾立法会上演全武行，比巴黎公社更进了一步。香港才普选一半的立法议员，街头政治就让全国人大关于双普选的决定落空，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最近让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就是十足的坏事了。全世界发生了那么多的颜色革命，全是卢梭直接民主制惹的祸。这话要是让卢梭听到，一定会气的蹦起来！“你们没长脑袋啊！我当初可是说直接民主制适用于小国寡民，没让你们到处乱用。还说‘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民众说：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哪能知道那么多？
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确确实实代表了最底层最广大劳苦大众最高度的政治理想，在推翻封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当人们推翻封建统治，实现直接民主之后，老百姓淂没得到幸福生活？巴黎公社失败了、文革失败了、苏联解体了、那么多的颜色革命发生了、村主任普选30多年，农民生活幸福吗？台湾民主、香港民主严重的弊端就摆在那，人们为什么就不深刻反思反思普选制科学可行吗？！！！】
我写《寄语香港百姓》的目的就是不想让香港搞普选从而乱港。只可惜，人微言轻，十二三年过去了，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最近，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重温邓小平同志有关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
来源：新闻联播 / 发布日期: 2019-8-24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表示，近期，在香港发生了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暴力活动，且长时间地持续。如果任其蔓延发展，香港就有沉沦的危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是要守护“一国两制”，还是要毁掉“一国两制”的决战。当此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从中汲取辨析问题的智慧，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开拓前行的动力。【那想当初，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他英明指出：“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你看，邓小平的讲话，是不是具有高度的预见性？还有，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邓选2卷27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当谈到港人治港参与者的条件时，邓小平果断地说：“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首先，你们看那些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吗？再看，那些警察抓，法官放的法官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吗？那些煽动支持暴乱的港媒、“香港记协”、学生会、基金会、等等团体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吗？香港特区政府不出来监督把关谁又能代表中央政府出来监督把关呢？！！！香港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坚决彻底贯彻邓小平关于只有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才有权参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指示。】
下面请看
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
张家康 2017年07月18日07:1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曾五次踏上过香港这片土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处理香港回归的历史重任又落到了邓小平身上。他以伟人的智慧，提出了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与撒切尔夫人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了艰难谈判，坚持香港驻军，主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与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会见希思时说，“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说着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邓小平在谋划香港回归时，曾经表达了在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很多人以为他从未去过香港。其实，他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曾经五次来到香港，尽管来去匆匆，可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9月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和84名四川籍学生，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开始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9月14日，邓小平和同船的同学抵达香港。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香港。同行的冯学宗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香港“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之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完全属于英国人，英人自得此地后，订立了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近已成为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了”。这想必也是邓小平对香港的最初的印象了。
1929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妻子张锡瑗，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赴广西开展革命工作，这是第二次到香港。次年1月，邓小平因向中央汇报工作，取道香港来到上海，这是第三次到香港。1月底，他取道香港回到广西，这是他第四次到香港。1931年 2月，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到达广西。他奉命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由韶关经广州到香港，再由香港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五次到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维持现状。
197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与客人纵论天下大事。当希思谈到英国可以给中国提供技术和技能方面的帮助时，毛泽东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说着，他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的事情了。”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恢复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被罢免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他第三次被起用。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可拨乱反正、恢复经济才是最紧迫的工作。10月2日，他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在这里明显地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海外关系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中国经济建设离不开海外关系这个“好东西”。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便开始重视香港问题，思考“香港主权”的事情。1978年4月，国务院成立港澳事务办公室。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和召开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对一些错误的极左的政策，进行正本清源，旨在改善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廖承志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香港客人保证，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
1978年12月，外贸部长李强前往香港，主要任务是考察香港怎样能为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帮助。李强在香港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经邓小平同意，正式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特殊地位。”
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香港回归，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麦理浩访问北京和邓小平的会见，给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已正式把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著名的九条方针政策，又称“叶九条”。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把“叶九条”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能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邓小平正是以“这样的气度”缜密地思考香港回归的问题。4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他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勾勒出“香港回归”的基本路径。希思回忆起1974年与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所谈香港回归的往事，他问：“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二十四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
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如果中国那时（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让，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邓小平在会见国庆35周年港澳同胞观礼团时说：“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也就是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会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金庸一直是邓小平的仰慕者，他为邓小平1976年的不公鸣不平。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金庸又通过《明报》予以报道，使海内外更真实地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金庸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邓小平时，躬身行礼，谦恭地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迎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査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练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邓小平和金庸畅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 “重出江湖”的邓小平对未来中国充满信心，给金庸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金庸作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虽身在香港却对祖国统一充满热切的希望。早在1981年2月，他就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表示：有关香港的未来，中英双方的想法相当一致，维护香港现状，对各方都有利。他提出三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政府。金庸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出居住在香港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良知和底线，自然也为中国政府所接受。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金庸立即作出反应，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天才的设想”，超越了英国人的预测，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之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1982年3月20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济民，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这件事已经定了。一切文章都在这个前提下做。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文章怎么做的问题。”在查济民谈到香港一百多年来都是英国人统治，香港人没有机会参政，香港回归后培养管理香港的人才是个很大的问题，建议成立几个政治性团体，以便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时，邓小平指出：“这个建议很重要，为了培养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团体。”
同年4月27日，邓小平访问朝鲜，他在与金日成谈到香港问题时说：“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一点上的。这不行。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岛、国际金融分中心的地位。我们设想，那时香港收回，维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
在这里，邓小平把香港回归的时间、主权回归的范围和回归后的香港的未来，提出了一个明晰的构想。可是，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仍然很大，目的只有一个，给香港顺利回归设置障碍。霍英东撰文回忆说：
十五年过渡的历史是艰巨的，英国的某些人是不甘心让统治香港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打出了“经济牌”“民主牌”和“国际牌”等，妄图继续控制和影响香港的事务。人们不会忘记1983年港元汇价狂跌的“九月风暴”引起香港市民经济生活的大动荡；人们也不会忘记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后抛出的“政改方案”引起的政治上的轩然大波。他们还刻意培植和支持一些反华乱港的力量，极力抹黑香港，唱衰香港，鼓动外国势力插手干涉香港事务。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思，正是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其根本点在于尊重香港人民，相信香港人民，一切为了香港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如邓小平所说这“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现实出发的”。他反复向世界尤其是香港同胞阐述“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期得到更多香港人的理解、支持和执行。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重点阐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指出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他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向香港各界人士说，香港平稳回归祖国，实现“一国两制”。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香港仍搞资本主义。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郑重地再次承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他针对一些人担心中央政府的干预时说：“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来，香港人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分析。”
香港回归进程中出现的大多问题都被邓小平预测而言中，可见其思想的远见和谋划的缜密。在谈到港人治港参与者条件时，邓小平果断地说：“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些。”
他还以极为包容的胸怀谈到了在香港的国民党的一些机构。他说：“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香港回归所要直接面对的就是英国政府，邓小平为此多次会见英国政要。最早是1979年3月29日，他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后来又陆续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而和撒切尔夫人的会见更是香港回归谈判中的“浓墨重彩”。这位在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闻名的政治人物，虽然是位女性，由于其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被前苏联媒体称为“铁娘子”。她在外交上更是力主强势外交，故而“铁娘子”的称谓可是名实相符。
1982年4月，阿根廷军队发动突袭，一举夺去英国守备力量单薄的马尔维纳斯岛（简称马岛）。当时，英国朝野震惊，包括军方在内，都认为孤悬万公里以外的马岛无法恢复，只有从未当过兵的撒切尔夫人力排众议，坚持不惜一些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最终，英国军队远涉二万多公里，越过南大西洋，从4月2日至6月14日，打败阿根廷军队，夺回了马岛。从而在以后英阿争端中，英国一直占据强势地位。马岛战争使撒切尔夫人名声大噪，也使她更平添了骄横傲慢之气。
9月22日，撒切尔夫人带着马岛战争胜利的骄矜之色来到了北京，以为只要手段强硬，香港问题的解决便会如马岛一样。他的顾问尤德等对此有点担心，凭借他们对邓小平的了解，撒切尔夫人把香港等同于马岛，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他们作为专家，在来中国前做了大量的功课，十分清楚中英最高层次的对话所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具有传奇色彩，在中国政坛“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他们知道邓小平也有一雅号：“钢铁公司”，这一雅号还是毛泽东所赐，毛泽东称他是“柔中寓钢，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撒切尔夫人来北京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就曾对香港记者说，中国当然要收回主权，主权交接不会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撒切尔夫人恰恰在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判断错误，没有在意中国政府有关国家主权的原则和立场。尤德曾提醒过撒切尔夫人注意中国政府向香港媒体透露的有关主权的信息，可她根本没有注意这一重大的信息，仍然坚持“有关香港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的观点，以回应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主权的立场。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邓小平对于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之前已对她了解透彻了。会谈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也不是阿根廷。”9月24日上午9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两人先是一番寒暄。撒切尔夫人说：“我作为现任英国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邓小平嘴角一抿，微笑着答道：“是呀，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都下了台。欢迎您来呀！”
友好气氛中的闲谈结束了，记者被请离场，会谈转入正题。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主张。显而易见，这是对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公然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毫不含糊地回应道：“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接下来，邓小平逐一解答三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又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不收回，“人民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说：“中英两国应该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坚持。”
在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邓小平回答：“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
这个“另做考虑”的回应斩钉截铁，是中国政府应对过渡期内的大的变故的严正态度。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当然清楚撒切尔夫人的内心深处，刚刚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铁娘子”志得意满，神采飞扬，她的思维仍然没有跳出香港类比于马岛的错误的逻辑。在撒切尔夫人访华前，邓小平曾对李先念说，中国要准备把使用武力作为保卫香港的最后手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当撒切尔夫人提出以主权换治权，提出香港将会因此而出现“严重的波动”相要挟时，邓小平才做出如上铿锵有力的回答。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有理有利有节，对方这时才领略了邓小平“柔中寓钢，绵里藏针”的风采，再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撒切尔夫人同意了邓小平建议。
会谈结束后，“铁娘子”十分落寞，怀揣一肚子的丧气，脸色凝重地从福建厅走出。噔噔作响的高跟鞋在与石阶接触时，不幸被绊了一下，以致身体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下，皮鞋和手袋也被摔在一边。幸亏身旁工作人员眼疾手快，及时把她扶起，才不致摔得过重。这一幕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并被媒体传播。尽管撒切尔夫人受丘吉尔首相影响极深，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邓小平对着记者们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豪德访问北京。邓小平于18日会见了他，在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便直奔主题香港问题。他说：“一九九七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会见结束后，外交部整理成《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他在审阅时，特意在驻军问题的一旁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可就是在这个十分敏感也特别为中外关注的问题上，一位高层领导人的一句话，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时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也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焦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正是在这种连珠炮似的提问下，一位高层领导回答不慎，被传到了香港的媒体上，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不会驻军。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激动地说：“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时值全国两会，5月25日，邓小平会见两个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要借这个机会讲清楚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周南回忆说：“本来按照规定，邓小平接见各界人士，前边拉着一条红线，记者站在那里拍照，也不许说话，拍完了就退场，然后宾主就谈话了。这次他们拍了照，正退场的时候，邓小平把他们叫住了。”邓小平对着记者们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你们给我辟个谣。”他说：“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利，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似有不吐不快的感觉。在记者退场后，他又以平和的态度说：“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后来，他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在会见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他再谈驻军问题，他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
邓小平关于在香港驻军的讲话，当天就被中央媒体播出了。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的通栏大标题，重点发布了这一消息，挽回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实报道的负面影响。英方谈判团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再次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很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伊文斯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并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五十年不变的核心是指实行开放政策而不是指其它政策。】
1989年2月2日，被邓小平称之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公之于世。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有序而正常地进行。4个月后，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又使英国政府改变了香港问题谈判的合作态度，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甚至利用港人的“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0年1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来京的李嘉诚。他先和李嘉诚谈论稳定对中国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谈到香港问题，他说：“几年前我讲过，从一九九〇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去。动乱平息后，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放出触角，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难不倒中国人的。”
邓小平讲到这儿，加重语气说：“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
1990年4月4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三个附件。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这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996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12月1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董建华当选为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择的最高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高悬在中国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国旗颓然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自此，中国正式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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