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郑永年香港问题恶化不容忽视
我刚刚写了《普评制点评郑永年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这篇文章。文章说:
我很想看看 郑永年:谁主香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这篇文章,只可惜被澎湃新闻给删了。于是看到了下面这篇文章,知道了“断水就能终结香港乱局”是标题党的说法,只不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国家可以威胁断水,中国和香港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用威胁断水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乱上添乱。至于,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我认为,还将像占中那样收尾。
8月19日,我刚刚点评了《用心险恶临走前英国居然在香港埋下这么多雷》文章说: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撰文写道,英国人在1985到1997年之间,对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内(1992—1997年)。
熊玠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香港的立法局,有史以来就不是民选的。由于它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所以才叫‘局’,意即它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立法会’。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观之,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凡此种种,俱是证明了英国人临行前蓄意在香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的确见效了。”【这个结论无比正确。为什么?首先,你们看看普选产生的巴黎公社。
恩格斯在1871年4月11日当时就说:“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所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就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马恩全集17卷672页)。什么叫只讲不做了?即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只议不决。因此,到5月28日,巴黎公社就彻底失败了。我们再看看苏联是怎么解体的?
1989年1月,苏联开始采用戈尔巴乔夫的办法,选举产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然后
那些能让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才能通过竞选,当上人代会代表、苏维埃主席、加盟共和国总统。具体表现在
1989年3月,萨哈罗夫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生效,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
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
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
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戈尔巴乔夫最终决定迎合。【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果,符合他新思维的本意,而绝不符合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本意。】
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3月12—15日在莫斯科举行,20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设立总统制、修改宪法和选举总统。经过几天激烈的辩论,大会通过了设立国家总统职位和规定总统一系列权力的苏联宪法修正案。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届总统,选举阿·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席。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基本法)中规定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条款,从而开辟了在苏联实行多党制的道路。因此,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才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性和有竞争的总统选举,有数名竞选者参加大选。在经过几十天的激烈选战和宣传活动之后最终叶利钦以高票当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同一天,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表《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由于
我们都知道,苏联虽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但作为苏联支柱的则是俄罗斯。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70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约占整个苏联面积的76%,也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39亿人口,约占苏联人口的52%,而且还因为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具有绝对的优势。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而且,“6·12”事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巨大效应还不限于俄罗斯这一个加盟共和国自身,而是构成了苏联解体多米诺骨牌效应系列中一个强大的加速器。在这一事件的推动和示范下,至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相继发表了独立宣言。这9个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戈尔巴乔夫在谈到“6·12”事件的历史效应时,不无形象地说道:在这一事件之后,在苏联境内,“开始了‘主权国家大检阅’”。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也宣布“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断言:“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苏联的频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离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6·12”事件界定为苏联解体一系列事件中事关全局的中心事件。【看明白没有?普选制是苏联解体的唯一祸害。】再看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
1990年7月当选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并成为苏维埃联邦委员会成员。
1991年12月1日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991年12月12日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
1991年9月19日,白俄罗斯政坛上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事件,学者出身的舒什克维奇当选为白俄罗斯独立后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举登上了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元首的宝座。【看明白没有?没有普选他们怎么能成为苏联解体三巨头?】
1991年12月21日,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字加盟了独联体,苏联彻底被宣判死刑。叶利钦发表讲话时说:“我曾经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冥思苦想苏联的未来,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大家看好了,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到事实上的苏联解体才1年半多几天!!!由此可见,普京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果断取消地方领导的直选方式有多么重要?要不然会不会至今还暴乱不断啊!
“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请注意:占中是发生在议员半普选之后而不是这之前。之前吃肉砸锅党也有,但是,在立法会还没有形成政治气候!)
陈冯富珍称,香港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然而离港十几年再回来时,“真是不认识香港”。(2012年:立法会议席总数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所以叫议员半普选。)
原全国政协常委九龙仓首席顾问 吴光正 我都七十几岁了,我有感触是不是?对我来说好大感触,在香港我七十几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出来发声。所以第一,暴力很恐怖,很惊人的,但如果你不出声,沉默的话,你会引发更多暴力。来源:直播港澳台 2019-08-18】
什么意思?那说明现在的情况还不如回归前!为什么?因为
熊玠:“第二个例子:有两个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期,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的人群,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在以前的‘社团条例’之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今日回头来看,英国人将这两个法律取消,其用心凶狠恶劣,实无以复加。”还有
港英时期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它们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属于判例法系,法官的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这与中国内地实行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法官的任免也沿袭了英国的终身制,一旦港督任命,除非死亡或主动退休,法官可以终身任职。在港英时期,任命的法官绝大多数为英国国籍。这一问题遗留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也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警察捉人、法官放人,司法不公,暴乱难平。解决办法是选出优秀的工、农、警、商、企、科、教、文、卫、等各界代表组成评判罢免法官委员会,每半年评一次,彻底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
张俊义还提到一点:“英国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的高级公务员。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香港一些人从心底里认可西方价值观,不认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陈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秋后算账,开除港籍。】另外,
千万别忘了这样一个事实,
前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进行的政制改革中,提出在1995年立法会选举中新增9个功能组别,即“新九组方案”,并更改功能组别选举方法、法团选票改为个人选票;最后功能组别符合选民资格增加至270万人,实际登记人数115万人(见2003年美国人权报告第三节、香港政策研究所报告PDF第43页)。彭定康的这次改革被北京政府批判为钻《基本法》漏洞,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鲁平在1993年3月公开骂他是“千古罪人”。
8月11日,我刚刚点评了《香港被捕年轻人错把无知当热血是最大的愚蠢》
文章说:不知道还有谁记得这个老人。
他是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他叫贾法里。
在他的国家被轰炸、全是焦土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联合国向美、英、法三国辩解,三个国家的代表直接离席,直接不和他谈。
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坐在一个角落一边流泪,一边叹息。
你讲理,别人不讲理,只有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了,你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你才能和他们去讲一讲理。
弱国无外交。今天的香港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来庇护,现状可想而知。
那些闹着要独立要分裂国家的年轻人,把他们丢到一个战乱的国家,被饿过,被打过,被羞辱过,怕了,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和平、稳定到底有多么重要。
一个人命运是和自己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请记住毛主席所说的这一段话: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8-1099页。
这就是人们长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同样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什么会出现文革全面内战?那就是因为实行了直接民主制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所造成的。全民公投、全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全民普选,人手一票都是直接民主制。】
文章提到贾法里让我想起顾维钧,
1919年1月28日,中国代表团曾向巴黎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全被否决。巴黎和会最终引起中国的民众抗议,爆发了五四运动。
顾维钧单靠一己之力,他在外交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仅仅是代表中国对列强说了一个“不”。这是弱国仅有的一点权利;而弱国无外交,才是中国所要面对的现实。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天必将被视为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的历史上。”
我记得那时,中国实行的就是普选制。各个党派内斗严重,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四分五裂的中国还想不让列强干涉中国内政那可能吗?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什么缝?裂缝啊!没有裂缝,苍蝇怎么下蛆?没有普选就没有两派恶斗!没有两派恶斗何来裂缝?没有裂缝哪来外国干涉?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普评制寄语台港百姓
普评制发表于 2010-5-4 14:52:44 查看: 3057|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0&fromuid=1763
这篇文章2005.5.22草,最早发表在我个人付费的《百姓论坛合建网》, 2006.12.7改 12.12二改之后,最先发表在
【人民网两岸论坛】 寄语香港百姓 ( mayc53 2006-12-13 17:43:02 ) 12019字 ( 0/64/0 )
2008.12.21三改,这是因为通过央视海峡两岸、天津今晚报、以及网上的相关报道,使我对台湾实行普选的具体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才被改为现在这个题目。2009.4.30四改,内容就现在这个样子了。文章指出:
在香港搞不搞普选,最没发言权的就属英国。英国统治香港那么多年,哪一年开始搞普选不行?!为什么非得等到中国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才突然醒悟,要让香港搞普选?!!居心何在?!!!
原来在普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干涉政治,甚至是别国的政治。陈水扁就深谙此法,他不但买通美国的议员、咨询公司,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花钱贿买象巴拿马这样一些小国的领导来支持他搞台独,……
只要你们国家实行普选制,美国想干涉你们国家的政治就一定能干涉成。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克兰,远一点的就是智利,其前总统阿连德虽然是民选总统,有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还不是死于非命……
普选是个双刃剑,美国总统也怕它。里根在大选期间公开反华,上任之后又亲华……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犹太人,如此这般……“全是大选惹的祸”。
人们的善良愿望,总是想通过大选获得民主、和平、统一和稳定的发展。然而结果却总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
…………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又特别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动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选》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三卷第284-285页)假如,
今天的香港硬要实行普选制,那就犯了齐白石晚年对其关门弟子许麟庐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大忌。虽然不会像台湾那样产生大的麻烦,但是小的麻烦也还是会不断产生的。结果怎么样?
2010年6月下旬,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议案。修改内容包括:立法会议席总数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仅仅普选一半议席,香港就乱成什么样了?如果落实双普选那还了得?!!!】
李光耀曾说,最羡慕香港背靠内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但香港这些年的发展却不如新加坡。最大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可以主导经济政策,上下一心谋求发展。香港政改不过,国家当然还是坚定实行“一国两制”政策不会变,但香港如果内部继续虚耗,竞争力持续减弱,未来能否搭上国家发展的“高铁”,令人忧心。【和台湾一样普选之前是四小龙第一,普选之后是倒数第一。普选之前苏联的GDP是1.9左右,普选之后是-2。
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台湾立法会上演全武行,比巴黎公社更进了一步。香港才普选一半的立法议员,街头政治就让全国人大关于双普选的决定落空,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最近让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就是十足的坏事了。全世界发生了那么多的颜色革命,全是卢梭直接民主制惹的祸。这话要是让卢梭听到,一定会气的蹦起来!“你们没长脑袋啊!我当初可是说直接民主制适用于小国寡民,没让你们到处乱用。还说‘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民众说: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哪能知道那么多?
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确确实实代表了最底层最广大劳苦大众最高度的政治理想,在推翻封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当人们推翻封建统治,实现直接民主之后,老百姓淂没得到幸福生活?巴黎公社失败了、文革失败了、苏联解体了、那么多的颜色革命发生了、村主任普选30多年,农民生活幸福吗?台湾民主、香港民主严重的弊端就摆在那,人们为什么就不深刻反思反思普选制科学可行吗?!!!】
我写《寄语香港百姓》的目的就是不想让香港搞普选从而乱港。只可惜,人微言轻,十二三年过去了,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
下面请看
郑永年:香港问题恶化不容忽视
郑永年 · 2015-10-26 · 来源:联合早报
全球化尽管也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都被既得利益所获取,普通人民并没有带来多少的好处。但社会没有办法来对抗资本,因为资本是可以跑掉的,因此民众就把矛头对准了政府。
从法律上来说,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香港已经和大陆统一。但是,法理上的统一,并不是说统一的过程完成了。相反,香港近年来不仅仅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分歧巨大,和大陆所希望的相去甚远,更为严峻的是在发展出一种“独立力量”。这种“独立力量”尽管是绝少数,但却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如果处理不好,这些所谓的少数人的问题就会随时演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或者说,少数人的“独立运动”可以为整个国家制造出“颠覆性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花大力气把香港问题解决好。
1997年,香港的顺利回归并不容易,表明回归之前有关香港的工作做得很好。回归过程中,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中国方面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而实现了顺利回归。这里有很多因素,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香港回归始终是最高领导层的最高议程之一。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是以一种高度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不过,九七回归之后到今天,香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并且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甚。实际上,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挑战。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里,在很多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考量的。
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香港问题很快在最高领导层的日常议程中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很多人认为,九七回归一结束,香港问题就解决了。香港问题从最高领导层的议程中拿掉之后,马上就落到了各级政府和官僚手中,也就是说,开始用一种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问题。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权力被分散在不同的官僚机构手中,而官僚往往是不具备解决香港问题的能力的。2003年,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特区政府。这个之后,香港问题再次回到了领导人的议程。但即使这样,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并且在恶化。
香港回归后没有“去殖民地化”
大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大陆和香港对“一国两制”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大陆方面强调的是“一国”之内的“两制”,但香港方面尤其是民主派方面则倾向于强调“两制”而非“一国”。也就是说,香港人的“中国意识”越来越淡薄,甚至完全没有中国意识。发展到现在,一些香港人不仅不认同中国,而且以做中国人为耻。尽管这部分人是少数,但这部分少数是具有话语权的少数,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整体。这种强烈的非中国认同,甚至反中意识是目前香港问题的核心症结。出现这种情况更表明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失败的话。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香港回归之后没有经历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将近一百年,但回归之后,什么东西都原原本本地被留下来了。这种主权移交方式当时被称颂,但现在证明是个大问题。二战之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出现一波反殖民地运动,民族国家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独立出来。回顾历史,人们不难看到至少有三种“去殖民地化”的方式。
第一种表现为简单的更换统治者。在反殖民地统治过程中,运动的领导人往往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们通过反殖民地运动,把作为统治者的殖民者赶跑了,而自己变成了统治者。而在制度层面,他们不仅往往继承了原来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经常把原来的殖民者不曾实行的西方制度也引进来。这种方法表面上“去殖民地化”了,实际上反而强化了殖民制度。这种方式并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倒不少。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原来殖民地宗主国所拥有的所有制度,包括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只是作为摆设,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第二种是彻底更换制度。一些国家在反殖民地主义之后,完全脱离和改变了原来宗主国所遗留下来的制度,而实行一套不同于殖民制度的制度体系。一些国家返回到殖民地之前的更为传统的制度体系,例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另外一套“进口”的制度体系,例如那些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越南、古巴,就是这种类型。
第三种是通过制度改革,在去殖民地化的同时保留殖民地制度中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本地社会的一些制度有效结合起来。新加坡是个很典型的案例。在独立之后,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可以说是采用了“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李光耀“自主创新”的巨大能力来自其深懂历史和世界事务。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所拥有的“工具箱”(知识体系)使得他能够把他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制度实践。
香港在回归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地化”的努力。这使得香港的体制很难适应大陆的体制,也就是说,“一国”之内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过大,很难互相适应。原来人们认为,大陆的体制也在变化,并且会变得和香港的体制差不多。但现在看来,大陆体制的变化并没有往香港的方向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体制要互相适应,就需要香港的体制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说香港的体制要完全变成大陆的体制,而是说香港的体制至少不会直接去挑战大陆的体制。但是,在没有任何去殖民地化的情况下,香港和大陆的体制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当两种体制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冲突的机会也增多。
再者,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具有了政治空间。在港英时代,香港没有政治空间,一切政治归于港英当局,香港所有的只有行政。有了政治空间就表明,香港人具有了政治话语空间。因为没有去殖民地化,新发展出来的话语必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香港话语不仅要凸现香港与大陆的不同,而且具有很大的雄心要改变大陆。香港的民主自由话语的发展就是如此。要意识到,具有浓厚香港地方意识甚至反中意识的是香港九七回归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越是年轻人越是反对大陆,这个事实本身就需要大陆有关方面深思。
国家认同教育推行不当
在强化“一国”的方面,大陆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努力。但这些努力都出现了重大问题。第一,在推行“国家安全法”,即23条方面不当。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通过23条非常合理。但问题是如何推行。现在看来,推行方式缺乏专业精神。大陆推行的是整体推行方式,即通过23条。在没有去殖民地化的情况下,香港人的反对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如果采用“分解方式”,效果可能会好得多。例如,香港可以对收取外国资金出台法案或者条例。包括西方民主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并不难制订。第二,国家认同教育推行不当。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早就应该推行国民教育。在任何国家,国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方法。但这方面迟迟没有作为。直到后来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才这样去做。不过,做的方法又过“左”。把一大堆很左的东西放在一起变成了国民教育的材料,并且强行推行。这种方法即使在大陆也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更不用说是长期接受殖民教育的香港了。国民教育引起了港人的强烈反弹,这不难理解,失败也是预期之中的。
其次,香港的基本政治体制设计存在很多矛盾。在港英时代,人们说“行政吸纳政治”。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成立,并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港英时代不是行政吸纳了政治,而是根本就没有政治。政治归于英国,香港人并没有任何权利参与政治。但回归之后,香港不仅出现了政治,而且政治是属于港人的。同时,香港也发展出了现代政党政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所有的政党政治,政治首脑必然要由政党政治产生。不过,很显然,香港并没有理顺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党政治和特首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首脑,特首并非由政党产生,而是通过另外一个政治途径产生的。在立法会中,特首要面临通过政党政治产生的议员,而特首并无任何政党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特首的合法性就成为大问题。
再者,香港的政治是谁的政治呢?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搞清楚。就立法会来说,有地区直选议员,也有功能界别议员。两种议员都是政治过程产生,但政治的含义是不同的。香港很多人对功能界别议员很有意见,这不难理解。功能界别实际上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但直到现在,功能界别并没有多少民主,其所产生的议员并没有多少民主味道。如果功能界别也引入民主,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就会产生美国上下两院的情况。
再次,如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也面临资本的问题。全球化造就了社会的分化和巨大的收入差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香港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是少数利益集团主导的。随着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大陆,而新的产业并没有发生,经济结构的畸形性越来越显著。全球化尽管也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都被既得利益所获取,普通人民并没有带来多少的好处。对民众来说,无论是收入差异还是社会分化,都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对抗政府成为不可避免。尽管资本要负很大的责任,但社会没有办法来对抗资本,因为资本是可以跑掉的,因此民众就把矛头对准了政府。大陆在这个过程中也俨然成为了牺牲品。每当香港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大陆方面就通过各种政策例如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自由行等等输送经济利益。不过,同样,这些经济利益大多数走向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结果也导致了香港很多人的不满。
今天,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政治立场看,香港呈现出了两个极端政治,一个是亲大陆的建制派,或者左派,一个是亲西方的反建制派,或者民主派。因为恐惧于香港问题的恶化,大陆就只好全力支持左派;同样,因为恐惧于被大陆化,民主派就拼命抵抗,并和西方靠近。这种对立的状态越来越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香港也很快发展出少数“独立力量”和“独立话语”,要从中国大陆独立出去。一些海外香港人也开始加入独立力量。尽管在大陆看来,这是匪夷所思,但这是确实的事情。这种对立的情形一直下去,独立的力量会继续扩展。尽管独立力量是很少数,但这些关键的少数可以通过国际化而发出巨大的声音,不断制造政治危机。直到今天,人们只看到种种反应性的应付危机的方法,各方仅仅纠缠于例如政改那样的细节问题,而看不到具有大格局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这使得人们非常担忧香港的未来及其“一国两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