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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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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钱昌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狂飚成因探
2016-04-05 17:23:1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钱昌明
前言
今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50周年!经过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再联系当今社会的现实和国家发展的命运，反思一下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应该是对共和国历史的尊重与国家发展命运的关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质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新的中央领导，1980年12月华国锋正式“辞职”，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1981年6月，曾向“全国人民”作过“永不翻案”庄严保证的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邓小平终于以党中央决议形式，否定了“文革”，彻彻底底地翻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从此，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这位“总设计师”的指引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告别革命，“改革开放”;各路复辟狂以“模着石子过河”的格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贪腐敛财的;有靠“改制”发家的;有靠里通外国，内外勾结发财的;有靠不择手段搞黄赌毒，直至黑道方式致富的;等等)向着复辟私有制的发展方向狂奔。
50年后的今天，面对私有制泛滥，金钱拜物教“深入人心”、弥漫神州，革命精神、民族精神荡然无存的严酷现实，人们再来谈对“文革”的认识，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们的冷静反思：
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历时10年，有亿万群众参加，其影响甚至波及世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一场“史无例的文化大革命”，难道真的如“决议”中所讲的，是一场“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内乱”吗?真的就凭那么一句话，“文革”就可以永远地被彻底否定了吗?
对“文革”的彻底否定究竟是对还是错?至少从哲学上讲，绝对否定的认识，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绝对化，肯定是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因而也就一定是错误的。
正如马克思所讲：认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如果说，在1981年作“决议”的时候，人们还认识不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合理性，这可能是正常的;那么30多年后的今天，当实践已经证明“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再有人要坚持认为发动“文革”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内乱”。那只能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要么，就一定是个丧失思维能力的“低能儿”、“白痴”!(当然，对那些在“文革”中遭过“冲击”、受过委屈的个人，即使他们至今仍持“否定‘文革’”的立场，笔者则表示谅解和无限的同情，笔者本人就是一个在“文革”初期被“资反”路线迫害致死后被救活过来的人!)
为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科学的认识，笔者试图对“文革”的动因，对“文革”的性质，对“文革”的失败原因，以及对“文革”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意义作一番探索性评价。欢迎提出批评指正。
5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堪称为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文革”狂飚在共和国的头28年的毛泽东时代里，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毛泽东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因此，正确认识“文革”的历史，无疑对正确评论共和国史和研究毛泽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命题，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不同的人们必然会站在不同立场上，对这一论题作出不同的回答。本文开宗明义，笔者是以一名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立场上，就“文革”的成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种流传很广的具有代表性的结论：是毛泽东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他“个人的权威受到威胁”，“决心对政敌加以无情的镇压”所致。(参见大型图冊《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序言》香港版)
这一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最最简单不过的事实是：毛泽东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直至1976年逝世，他一直是党的主席，在党内的大权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自1949年建国以来，直到“文革”，其在全国的威望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真正的最后决策大权始终掌控在他的手里。
人所共知，表面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焦点是毛刘矛盾，而刘少奇恰恰又是毛泽东自己扶上去的接班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刘少奇根本不存在公开挑战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有什么必要非得采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来解决他与刘之间的矛盾呢?为什么要通过自下而上砸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大民主”方式来“闹革命”呢?难道不能采取像处理“高饶”的方式解决吗?或者用像庐山会议那样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呢?
另外，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毛、刘之间的矛盾，那么当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把刘少奇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政治上已被彻底搞臭、打倒，特别是在随后中共九大胜利召开，毛、刘矛盾已经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还不结束文化大革命而要继续进行呢?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显然，“文革”决不仅仅是毛、刘个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把一场由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仅仅看作是两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这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庸俗史观。那种任何对“文革”原因作武断、主观的推断，或是用漫画、咒语方式所作的结论，显然都是肤浅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去深思与探索的问题。
向“走资派”夺权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自上而下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5月16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因此，从政治上打倒“走资派”，从他们手中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
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得力助手。在同王明集团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刘坚决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1943年1月12日，正是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得到任弼时等赞同，成立书记处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规定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明确书记是主席的助手，并赋于毛泽东个人以“最后决定权”。也正是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主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并得到通过。可以说，建国之前毛、刘关系亲密无间。
刘少奇是“驯服工具论”的始作俑者，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一段名言：
“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同时期毛泽东却提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建国后进入50年代，尽管在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速度等问题上，毛、刘之间都产生过一些分歧，但在遭到毛的批评后，他都很快主动地作了检查，并在具体执行上坚决按照毛所确定的步子走;在政治上，毛、刘之间继续保持着紧密关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53年、1959年毛刘共同进行反“高、饶”与反“彭、黄、张、周”的斗争。从某种角度讲，这两次斗争也都与维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密切相关。1959年二届人大，刘少奇顺利地接了国家主席的班。
据王光美回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一句话，无论是整风、反右，还是总路线、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刘与毛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那么，毛刘的分歧是何时产生，又是为何产生的呢?
1970年斯诺访华，曾与毛泽东作过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长谈。谈话中有这么一段对白：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对此，斯诺曾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人得到证实。
这就是说，毛泽东自己承认：决心要从政治上去掉刘少奇，是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分歧后。不过，据王光美回忆录的说法，毛刘开始矛盾似乎始于1962年。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以后，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毛泽东跟刘少奇围绕运动的性质与重点，在认识上产生了明显的对立，并最终将这一分歧公开化，这就是1965年1月那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毛认为：“社教”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则主张“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重点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鉴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有“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内容，应该是印证了王光美的说法。也就是说，毛刘矛盾开始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公开对立是在1965年1月(毛泽东决心要从政治上去掉刘少奇)。
那么，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与论争，究竟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是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之争?抑或是为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对这三种可能，不妨可作一些分析。
第一种系“个人权力之争”。
对此，毛刘对立双方的当事人或知情人都是矢口否定的。
据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记述，自1965年1月毛刘矛盾激化后，在一次政治局开会时，刘曾主动向毛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9年王光美在接受作家孙兴盛采访时，孙曾发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则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更何况，毛刘是中共领导层从1943年起共事搭挡的一二把手，刘是毛自己长期支持的接班人。1959年后，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仍是党的主席，继续掌控着党内最后决策大权，实际上分工明确，双方都不存在权力之争的问题。
第二种，属于“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之争”。
看来也不是。因为工作中正常的认识分歧，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交流，甚至党内思想交锋得到统一的(从毛刘共事的历史看，刘从来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事实上，建国以来，毛刘在许多问题上，都曾经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但都未造成他们之间的分裂。诚如王光美所言，“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诸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不少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第三种，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之争”。
既然排斥了第一、第二种，留下的就只能是：双方都认为是“大是大非之争”。正因为是双方都认为是“为国、为民”的原则问题，因而就谁也不能“相让”了。这里边的矛盾焦点有两个：
一是，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个“走什么道路?”的原则问题。因而在1962年7月的“游泳池边谈话”时，批评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按：毛担心自己死后刘少奇顶不住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滑向资本主义道路!可见其时毛尚未把刘当作走资派的“头”)
而刘少奇认为，“包产到户”是为民“请命”，需要力争。“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参见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二是，毛泽东认为，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因此，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与运动重点，是不能含糊的，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中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峻形势。
而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主要是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着眼点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
正因为毛刘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为国、为民”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从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才会出现了各不相让的问题。
此次公开争论后，由于毛是党的主席，且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刘少奇最后在表面上认了“错”(认为“对主席不够尊重”)，但这一次在认识上始终未能一致。此后，毛刘貌合神离，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通过在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上总爆发：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的专事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的领导机构)在刘的同意下发出的《二月提纲》遭到了毛的严厉批判，从而产生了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强调了文化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政治性质，认为《二月提纲》是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批判它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在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知》正式确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务，并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至此，毛(党主席)刘(国家主席)两元领导体制最终分裂。
毫无疑义，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刘少奇问题，也可称为毛刘矛盾。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国党内修正主义的总代表(由于他是“一线领导”，又是国家主席，例如彭真等一大批各级领导人都已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并确实对毛泽东的部署作了抵制)，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又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野心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象征着“文革”狂飚掀起。此后，毛泽东虽然掌握着“中央文革”，并凭借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通过发号召、发文件和国家传媒功能，可以发动与影响整个运动;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却掌握着党政“一线”的实际领导权(“派工作组是除毛泽东之外的整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的”——《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通过各级组织和派出“工作组”，更为直接地控制着整个运动的发展方向，把运动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推行着一条矛头向下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初期“文革”实实在在地变成为“又一场反右派运动”。
据统计，1966年仅北京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人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打击面高达23.4%!(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了“铁杆造反派”)
面对一片“白色恐怖”，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挑开了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刘邓“一线”中央，“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在大字报中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已是指着和尚骂贼禿了。
也就在这次会上，8月7日，全会转而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2日，又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刘少奇虽然仍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但已不是副主席了，只不过是11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而已。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随即掀起了一场批判、揭发刘少奇的运动，刘很快就被搞臭了。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中央文革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
群众与“官僚”矛盾的总爆发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有其内在的深刻的社会原因。那么，“文革”能让亿万民众积极投身运动的动力又是什么呢?为何会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总而言之，这就是建国十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改朝换代”的怪圈，或者也可称之为“兴勃亡忽”的王朝兴衰周期律。这就是新王朝初期，政治比较清明，各级官吏与被统治的百姓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吏队伍的腐败不断加速，逐渐发展到“无官不贪”的地步，最终把百姓逼上绝路，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和社会大动乱，完成改朝换代。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在其窑洞内作过一次促膝长谈，两人专门就此问题作过探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可以打破这个怪圈，他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废墟上，在全国人民拥护下，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也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江山”。尽管毛泽东曾经提醒过全党，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骄傲;更不能忘本，决不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决不能搞特权，甚至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未能改变，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员的制度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权阶层。尽管毛泽东采取一手严厉惩治(诸如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诸如搞三反运动、整党等)，但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对各级领导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中国的土地上，官僚特权阶层还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三大改造完后，怎样看待1956年以后、“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与社会矛盾?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中共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认为阶级敌人就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敌对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
毛泽东的看法则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尤其着眼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早在1960年，他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主张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该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后来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文革期间，毛则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曾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搞过一次私人生日宴请。在这次宴请上，他曾作过一席谈。其中特别谈到他对中国社会城乡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前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社会走向的分析也许有些过分(这是指就极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尚未感受到这种变化，因而也就成为大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似乎中国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从而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来触动、改造，直至粉碎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而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这一矛盾后来就发展、演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
比如在农村中，比较普遍的是群众因对干部的强迫命令工作作风不满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见而遭打击报复的，类似现象可以说各处都有。
在城市里，这种矛盾特别表现在：历次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人因个人好恶，甚或挟私报复而滥用权力，使一大批人蒙冤。仅以反右扩大化造成的恶果为例，它不仅伤害了上百万的直接受害人，更株连、影响到这些人的亲朋好友，那就至少是伤害了几百万人!
反右扩大化后，在政治上还形成了一个“反对党员或党的干部=反党”的思维公式，这在客观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党群矛盾。这些矛盾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就必然会爆发。
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直接在政治上制约“官僚主义者阶级”，消弭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矛盾。从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报这种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为内容(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对阿尔巴尼亚友人讲过：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广大人民群众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对各级领导人以“四大”形式进行揭发与批判，这就使他们的积怨有了宣泄的时机，于是干群矛盾、党群矛盾终于以狂飚的形式总爆发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因刘邓“一线”领导在“文革”初期推行的“资反”路线而得到进一步激化，运动初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又抓了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反革命”，由此，“造就了”大批的造反派。之后，“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再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在客观上进一步助燃“文革”的烈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谓“合理的”，就是指其“存在”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是由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的，只要有那么多的群众参与，就一定会有其内驱动力。文革的内驱动力，说穿了，就是建国十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后又因文革初形成的两派矛盾的激化而总爆发。
通向共产主义之路的探索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走资派”，创建社会主义大民主模式(后“四大”被写进《宪法》成为公民权利)，还必须改造“私有观念”，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党内走资派，归根到底是社会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但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资派以后，还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挖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继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再次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对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会实践。
毛泽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都是一些具体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其所以失败，如“撑开肚皮吃光饭”那完全是人们“私心”的罪恶，甚或有阶级敌人的破坏。这也就是他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1959年开始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196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同年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中苏论战”正式开始。此后，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逐一驳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历时一年多;期间毛泽东越来越坚信自己对“修正主义”问题的判断。
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人奉行了一条谋求苏美缓和，牺牲国际工人运动根本利益并以中国的战略利益作为筹码的外交战略;认定苏联共产党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由此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认为，受到这种国际性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修正主义，当前最大的危险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觉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苏论战强化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内容的思想，并进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这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増添了一个从实践中探索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课题。
1967年9月25日，通过《人民日报》报道，传达了毛泽东在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的谈话。其中在谈到“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提出“要斗私，批修”。
此后，《人民日报》又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人们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两报一刊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是一篇经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要文章，它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社会。然而，在马克思、列宁时代，它不仅只是一幅美丽的蓝图，而且还只能是谁也没有真正实践过的比较模糊的理论设想。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真的要走这一歩时，就必然要遇到对未知世界的艰苦探索。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法兰西内战》等有关著述，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描绘是：
1、成熟的“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进行统一的社会生产;
2、“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3、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4、工农、城乡和脑体三大对立，“也随之消失”;
5、“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结合”;
6、妇女解放;等等。
综观“文革”的全过程：红卫兵运动、社会主义大民主、向走资派夺权、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政权——“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教育革命、斗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说到底，所有这些，几乎每一个步骤，都可关联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应该说，整个“文革”就是一场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的伟大革命实践。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改造“人性”的革命，核心问题就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最终目标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一个打上毛泽东思想印记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结论
综上所述，正是毛泽东对党内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和高层领导变修的担忧，他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成了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七千人大会以来，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思想渐行渐远，逐渐发展到貌合神离，直至毛刘矛盾公开激化，这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原因;建国十七以来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总爆发，则成了文革的“燃剂”，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提出，宇宙万物中的任何一种运动过程都存在着“四因”，即：动力因、形式因、质料因和目的因。
如果以这一哲学原理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认为：
1、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为这场运动的动力因(根本原因);
2、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自下而上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权——“革命委员会”，推动“斗、批、改”等一系列的斗争，为其运动的形式因(表现形式);
3、触动“文革”前十七年干群矛盾、党群矛盾的总爆发，致使亿万群众的狂热参与，则为这一运动的质料因(直接原因，即基本条件);
4、最终要求人们“斗私批修”，开展“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改造人性，建立一个个“五七”公社，发展生产，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运动的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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