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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给电视剧《中国1921》挑个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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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给电视剧《中国1921》挑个错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给《中国1921》挑个疵
2011年06月29日 08:43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文热心
《中国1921》剧照。本报记者 文热心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国1921》第27集有一段旁白：“十年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大举攻克长沙，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后悔不已。他说，早知今日，还不如当时派兵杀了他。何劳今日，兴师动众。”
旁白对应的剧情是：1920年9月9日，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正式营业。时任湖南省督军的谭延闿题写匾额，亲来道贺。
根据有关史籍记载，谭延闿当时不仅题写了“文化书社”的牌匾，而且亲临现场剪彩。《中国1921》作为历史“演义”式文艺作品，当然可以根据剧情需要对史实进行艺术处理。但是，“旁白”就不一样了。旁白是指“戏剧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对观众说的话。也指影视片中的解说词。说话者不出现在画面上，但直接以语言来介绍影片内容、交待剧情或发表议论”。按这个解释，这段旁白带有“此是后话”的性质。既然如此，“后话”就得真实。遗憾的是，此“话”与史实有出入。
一、毛泽东没有率军队攻克长沙
查有关史料，红军攻打长沙有两次。
第一次，为1930年7月。当时，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平江、浏阳地区工农群众支援下进攻长沙。7月25日，战斗打响，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两军，从两面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反复冲杀，26日突破敌军防线，夺占了长沙门户金井，27日晚9时攻占长沙城。这次战役共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
第二次，是从1930年8月开始。8月23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和党的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共计4万余人。24日，总前委根据中央意图，作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随后，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这时，湖南省主席何键大大加强了长沙的防务，在长沙城周围修筑了3道封锁线，派重兵把守。8月30日，红军发起攻坚战……双方自9月4日起，便陷入僵持状态。10月，红军再次发起强攻，予敌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很大，且弹药给养日益缺乏。同时，国民党军队援兵入湘，抄平江、浏阳后路，企图包围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主动撤出战斗，返回赣南根据地。
由此可见，红军第一次进攻长沙并攻克长沙，不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而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此时，毛泽东在哪里呢？因为反感立三路线的盲动性，率部做出进攻南昌的姿态，却是“在南昌郊外停留了几个星期”。
第二次打长沙，毛、朱亲自指挥。但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红军因形势不利而主动撤退。
二、“十年后”的谭延闿不是国民政府主席
谭延闿确实当过国民政府主席。
一是从1926年4月16日开始。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谭延闿被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这个广州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职务，一直当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1927年3月10日。
二是从1928年2月开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等议案，并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政府由行政、立法等五院组成，设主席1人，委员10至12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谭延闿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首任行政院长。
可见，“十年后”的谭延闿不是国民政府主席，而是行政院长，卸任前职已近两年了。而且，在红军尚未撤出长沙的9月21日，他突发脑溢血，于22日去世。
三、谭延闿送匾的价值
谭延闿作为督军，他题写匾额、亲为剪彩，等于为文化书社提供了政治保护“符”。谭系民国时期高层人物四大书法家之首，其颜体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谭氏身在宦海，没有卖过字，我们也就不知其字价格在当时的行情，但名气比他小的同胞泽闿为国民政府大楼（即后来的总统府）题写的“国民政府”四字，润笔费是四千银元，一字千“银”。如此，谭氏的“文化书社”四字的价值之高可想而知了。为一个并不很熟悉的青年“布衣”的书店题字、剪彩，也算是重礼了。
四、毛泽东与谭延闿的一场对抗
毛泽东与谭延闿在文化书社营业前是否有过直接接触，笔者没有找到有关资料。
真正引起谭延闿对毛泽东的关注，恐怕是后者在报刊上经常露脸、组织驱张运动时期。
毛泽东与谭延闿的直接冲突，则是在谭搞的“自治”运动中。对于省内“自治”，谭是“首倡者”，毛却是先行者。谭在1920年7月第三次主政湖南时，发出“祃电”，认为“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而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的1919年9月，就于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主张湖南独立，呼吁“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然而，他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谭为的是解决南——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北——北洋军阀执掌的中央政府之间冲突对湖南形成的压力，“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即以“自治”为挡箭牌，抵拒南北势力对湖南省政的干涉、甚至是挟持，以维护自己在湖南的统治。毛泽东设计的则是建立湖南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表示“‘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反对……我们所主张欢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语。”后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打了许多口水仗和笔墨官司。但随着谭延闿上任半年便被赵恒惕挤出湖南，毛谭争论也就结束。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认识了谭（包括后来的搞“联省自治”的赵恒惕）的本质。
五、毛泽东和谭延闿曾是“同事”
毛泽东和谭延闿又做过“同事”。谭延闿后来追随孙中山，做了广州革命政权的建设部长、内政部长、秘书长，也赞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
在广州东山地区，有一片别墅群，人称“东山花园洋房”。其间，有一栋房子叫春园。1923年，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一直设在这里。中共“三大”期间，包括国际代表马林和出席代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住在春园24号二楼。春园不远处有一座建筑叫简园，是谭延闿的公馆。据史料记载，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到简园找老乡谭延闿，争取他支持国共合作。好客的谭延闿也就经常接待毛泽东。
在1924年1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到了1925年10月则出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此时的谭延闿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后来做上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与毛泽东可谓“同朝为官”。
北伐军打下武汉后，作为“溶共主席”的谭延闿，在国民党二届中执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一开始，谭延闿宣布应补毛泽东、董用能等六位候补执行委员，并享有表决权”。为什么要补选毛泽东？说明毛一个时期离开了这个职务。后来，谭延闿倒向蒋介石，参加“宁汉合流”，成为“反共主席”，而毛泽东则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
六、毛泽东对谭延闿的一次刺痛
毛泽东对谭延闿的刺痛是1928年的事了。那时，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与谭延闿老家茶陵高陇挨着，双方的冲突就难免了。
在井冈山的毛泽东想得到一部《三国演义》，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遍，从中吸取智慧来指挥红军打仗，可一直没有得到。而让毛泽东实现这一心愿的，是红军打下高陇后。毛泽东的资料员龙开富到谭延闿的老宅——谭家大屋收集书刊报纸，果然在谭家找到了一部《三国演义》。龙开富后来回忆，毛泽东看到书时，简直欣喜若狂，不禁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谭延闿的老家让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抄了，自然心被刺痛。
七、毛泽东对谭延闿的评价
1920年，青年毛泽东称谭延闿为“乡邦英俊”。16年后，毛泽东仍评价他是“一个聪明的官僚”。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举了几个例子——“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毛泽东明明白白指出：“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谭延闿当然说不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名言，但他统兵的经历说明他很懂这一真理，所以他“总是抓着湘军总司令的印把子，不肯放手”（胡汉民语）。
八、这段“旁白”该怎么说
对于《中国1921》这段“旁白”，该怎么表述？
刘建强在《谭延闿大传》中的表述是：“十年以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从报纸上看到……攻打长沙的消息时，不禁向身边的孙科等人一声长叹：‘唉，早晓得会这样，当初我去剪什么鬼彩哟？派两个兵去把毛泽东一抓，何至于今日劳师动众！’”
应该说，这种表述是准确的。《中国1921》也如是表述，毫不影响其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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