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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已有 995 次阅读2019-4-24 15:12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中国哲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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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兆成新浪个人认证

中国哲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一、先秦诸子阶段（前770——前221年）

（一）儒家

　　先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孟子，第三是荀子。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先秦之后，后世儒家著名代表人物还有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

儒家经典一般被称为“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中庸》和《大学》以前是《礼记》中的两章，后来被独立出来，跟《论语》和《孟子》并列，变成了四书。五经是《诗经》《尚书》《礼经》《易经》和《春秋》，《春秋》是孔子所做的鲁国历史。据说，五经原来是六经，其中包括《乐经》。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大概把《乐经》烧了，所以《乐经》没有流传下来。东汉时，五经和《论语》《孝经》一起称为“七经”。到了唐代，“七经”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尔雅》，合称“十二经”。到了宋代，《孟子》也被列为经，从宋代开始，这些儒家经典统称“十三经”。也就是说，儒家“十三经”就是指《诗经》《尚书》《礼经》（记载周礼）《易经》（也称周易）《论语》《孝经》《周礼》《礼记》（西汉戴德、戴圣解释《礼经》的文集）《尔雅》《孟子》《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儒家经典又有所谓的“经”“传”“记”之分。其中《易》《诗》《书》《礼》和《春秋》称为“经”，《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为经书《春秋》而作的注释，称为“春秋三传”。《礼记》《孝经》《论语》和《孟子》被称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学学者的训诂之作。

　　儒家一直被各朝各代统治者重用，堪称中国传统的官方学说。现在还有人管儒家叫儒教。其实儒家不能称为宗教，儒家的实质是伦理学。儒家伦理思想很复杂，概括起来就八个字：仁、义、礼、廉、耻、爱、忠、孝。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弟子们自创门派，教授自己的学说。其中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

　（二）墨家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派别。其创始人墨子（约前480年前400年）是春秋末战国初的思想家，本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做过大夫（相当于司局长或省里的厅长）。墨子精通手工艺，由此可见他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据说他曾经用木头做了一个“木鸢”（有人把“木鸢”解释为全世界最早的飞机），在空中飞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掉落。他还擅长筑城防守技术，当时每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大城市都要筑城墙。而构筑城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既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又是高深的建筑艺术。和平时期，城墙要让外头的人们能够顺利地进来；战争时期，又要能御敌防守。《墨子》里有很多篇幅讲的就是怎么去筑城，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建筑艺术的始祖之一。他的弟子把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21篇。

　　墨子曾经师从儒学，非常崇拜尧、舜、禹，刻苦学习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弃儒学，形成墨家学派。

　　墨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其学生整理的《墨子》一书中。西汉刘向收录71篇，现存53篇。墨子的主要思想概括起来有十点：

　　第一，兼爱。基督教也呼吁兼爱，任何宗教看上去都呼吁兼爱，问题是呼吁归呼吁，等碰到异教徒的时候它们就不这么想了。墨家主张要兼爱，就是人人平等，互助互爱。

　　第二，非攻。非攻不是完全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侵略战争。非攻就是否定进攻，即不要主动去打别人；但是别人要来打你，你当然要自卫，要不然为什么要写21篇《城守》呢？

　　第三，尚贤。墨子主张以贤能来区别有识之士，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第四，尚同。墨子推崇上下同心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而不是你想你的、我想我的。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不完全是儒家的思想，先秦的思想家们很多也有这个思想。

　　第五，天志。就是要掌握自然规律。

　　第六，明鬼。鬼就是前人。明鬼，就是要明白前人的东西，就是要尊重前人的智慧和经验。

　　第七，非乐。墨子特别不喜欢儒家的烦琐礼乐。儒家崇尚周礼，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什么等级的人应该听什么音乐，都进行了特别详细的规定。非乐就是要摆脱区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编钟制造和演奏。这简直就是跟儒家对着干。

　　第八，节用。即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所以墨家的人每天都参加劳动，拒绝奢侈享乐之风。

　　第九，节葬。就是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

　　第十，非命。就是不相信天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对比一下，儒家说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告诉人们要相信天命。在这一点上，墨家也是跟儒家对着干的。

　　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节用和尚贤，也就是我们要互相爱护，要节约，同时要以贤能来拔擢任用人才，而不是世袭贵族地位或者用钱买官。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来说，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墨子死后，“墨离为三”，分为了三个别派。

　（三）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有人说他通过相对主义走向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其实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我们可以立此存照。我个人认为，若论中华文明的原创性和中华文明对世界哲学的贡献，道家是大于儒家的。儒家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国家治理的学术，也就是伦理学。什么叫伦理学？伦理学就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对的，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善。而道家则是真正的哲学，是我们中华民族原创的哲学。

　（四）法家

　　法家先驱为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奠基人也就是最后使之成为完整学说的是战国时期的李俚、商鞅和申不害等人。

　　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前475年前221年）。他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同时，他兼收并蓄，部分继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学，自成一派。

　　韩非，战国后期的韩国王族，口吃、不善言辞，可是非常善于写作。韩非的学说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攻击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推崇君权神授。反对复古，就是不要厚古薄今，不要觉得古代啥都好，今天不好。他一说君权神授，皇帝肯定都喜欢听他说这个话，所以后来韩非的学说红极一时。

　　韩非写作勤奋，主要著作为《韩非子》，有55篇，约10万字，其中有很多名篇，如《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

　　秦始皇看了《韩非子》后，非常喜欢。听说韩非是韩国人，就动用大兵攻打韩国，索要韩非。韩王就派韩非去秦国求和，秦始皇就把韩非留下来并准备重用。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是韩非的同学，李斯知道韩非有多么厉害，觉得韩非一来秦国，自己宰相的位置可能就坐不稳。所以李斯经常向秦始皇进谗言，说韩非一心一意向着韩国，老劝你别打韩国而去打别的国家，等你跟别的国家打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韩国一出兵，不是把秦国就占了嘛，所以韩非是个奸细。秦始皇听信了李斯的谗言，最后将韩非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虽然韩非因李斯陷害而死于非命，但是秦国采用了韩非学说，最终一统天下。

　（五）名家

　　名家也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以专门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而著名，代表人物是惠施（约前370年前310年）和公孙龙（约前325年前250年）。这两个人后来都出现在道家著作中。惠施是战国中期宋国人，后来成了庄子著作中的反面典型。比如在《庄子》中，惠施跟庄子讨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公孙龙是战国末期赵国人，他的著作叫《公孙龙子》。名家讨论的名和实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讨论概念是怎么组成的，也就是追究这个概念和那个概念为什么不同？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枯燥，实际上却很有意思。

　（六）其他学派

　　除此之外，先秦诸子还包括阴阳家、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等学派。因为有一些人哪一派都不算，后来为了方便，就将他们归到一个门类，叫杂家。

　　先秦诸子时期是辉煌灿烂的。我认为只有古希腊哲学才可以跟先秦诸子的思想相比，古罗马哲学都不行。先秦诸子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层出不穷、百舸争流，真是蔚为壮观。很可惜的是后来没有延续下来。中华民族的文明，绝大部分都可以归根到先秦诸子。

　 二、两汉经学阶段（前206年——220年）

　　秦王朝用法家思想多，以至于秦始皇后来焚书坑儒。汉朝（前206年220年）建立以后，一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成为使儒家思想变成国家学术的最重要时代。因此，继先秦诸子之后，中国哲学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两汉经学阶段。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主要思想是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两汉经学代表人物是西汉的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

　（一）董仲舒

　　董仲舒认为，天与人相互感应，因为天与人皆有阴阳。阴阳消长的原因，在于五行的“相生”和“相胜”。阳体现天的恩德，阴体现天的刑罚，天“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春秋繁露?基义》）。

　　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说，认为祥瑞或灾异是上天对皇帝的希望或谴责。按照他的学说，如果哪里出现了祥瑞，那就是上天对皇帝的表扬；如果哪里发生了大洪水或者下了大暴雨，刮了龙卷风，皇帝则是要下“罪己诏”的就是说皇帝当得不够好，招致上天警告、处罚，所以皇帝要对自己责罪并诏告天下。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认为，皇帝就是上天的儿子，是上天派他来统治天下的，所以后来皇帝就叫天子。在儒家人物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比孟子还厉害，因为没有董仲舒，就不会有汉朝的“独尊儒术”这一历史大事。

　　董仲舒还提出“性情”说，认为性是先天的素质，包括贪仁或者善恶，情是“人欲”；性和情是不一样的，性是先天的，情是后天的。他认为，人性中包含了很多的善。既然人生下来是善的，怎么会有人变成恶人，怎么会有罪犯呢？董仲舒说，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天生的善要变成现实的善，还需要严格的修炼。这种修炼必须遵照“三纲五常”进行，这种善才能够修炼成功。

　　“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即君是臣的纲，父是子的纲，夫是妻的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将这“五常”立为全体中国人修身正己的道德要求。从孔子、孟子开始，儒家的理想就是要给社会设定一套道德规范，就是说你怎么做才算对，你怎样才是一个好人，你怎样才是善。董仲舒给这个理想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操作模式，这就是“三纲五常”。夫为妻纲，就是说当老婆的必须要老公的话，听老公话的老婆就是好老婆，不听老公话的老婆就不是好老婆。“三纲五常”为封建社会树立了一整套社会道德规范。君为臣纲，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为子纲，就是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你这个当大臣的，如果皇帝让你死，你马上就得死，要不然你就属于坏人；你马上死了就是好人，虽然你死了，但是你是好人。今天听起来这很愚蠢吧，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么想的。对于皇帝来说，当然是太好了：我的大臣要都这么想的话，这事不就好办了嘛，工作就好做了，队伍就好带了。所以皇帝理所当然就支持“三纲五常”。

　　董仲舒还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说的这个道不是道家那个道，而是指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其实他就是说，只要是天不变，皇帝就不变。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天子，是天派他来统治大家的，你是大臣就老老实实当你的大臣，你是农民就老老实实当你的农民。“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把皇帝神圣化、绝对化，大家不能推翻皇帝。这也就是说，董仲舒将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了。

　（二）两汉经学的地位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其“天人感应”论给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其“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其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因此，儒家思想在两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儒家从此和封建专制皇权结合成一体，所以就有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以后，虽然后来在唐朝时有一段时间经受了佛学的冲击，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起来，没有什么其他家的思想能威胁到儒家的地位。

　　 三、魏晋玄学阶段（220年——419年）

　　魏晋玄学的“玄”，出自于老子《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实际上，这也是道家比较兴盛的一个过程。魏晋学者当时研究的主要是三部经典《老子》《庄子》和《易经》，通称为“三玄”。

　　魏晋玄学以“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儒家封建礼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也就是说，它以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的哲学尝试。

　　也可以说，魏晋玄学主要是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衰微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在“清谈”中，虽然也有人（如嵇康等）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儒家的伦理观念。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四月），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易》，皆提倡“贵无”，认为“名教”（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其后魏晋之际向秀和晋郭象注《庄子》，也认为“名教”和“自然”一致，封建秩序是天理的自然；但认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裴Q作《崇有论》，更明显地与“贵无”说相对立。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张湛《列子注》，显然受佛学影响；般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于是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四、隋唐佛学阶段（581年——907年）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叫隋唐佛学。事实上，隋唐是佛学真正对儒家学说产生冲击的时期。唐朝皇帝李渊（唐高祖）非说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因为老子姓李，唐朝皇帝也姓李。他找了几个学者一研究，说往上追溯多少多少代，他就变成了老子的后代，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既然唐高祖是老子的后代，他当然就要尊道家学说，唐朝有一段时间非常尊崇道家。后来，随着佛学流传，皇帝也开始信佛。所以，那时候道家和佛学的流行，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但是因为儒家学说对于统治者实在是太有利了，所以它一直没有被废除。后来，道家和佛学就不占统治地位了，儒家卷土重来。

　　佛教入华是在两汉时期的公元前后。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道家玄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晋大和尚道安。道安创立了佛学中的“本无”一派，以绝对的“无”来解释佛教经义。佛教入华，首先依附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使得佛教传播迅猛。这也是后来出现中国本土佛教教派禅宗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看佛教的禅宗，其实有很多道家的痕迹。

　　到了南北朝（420年589年），佛学开始独立发展。来自西域的大和尚僧肇、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他们用严格的逻辑形式论证佛学经义，标志着佛学真正开始在中国独立流传。佛教中国化完成于隋唐（581年907年）。其代表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和唯识宗的唐僧玄奘。

　　慧能的师傅是禅宗五祖大满禅师弘忍。有一天，弘忍在湖北黄梅山寺院让弟子们作诗，选拔继承人。大家认为继承人非大弟子神秀莫属，他写的诗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大家纷纷赞：“妙！”那时候慧能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弟子，从来不显山不露水的。慧能也作了一首诗，是直接针对神秀的。慧能的诗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佛学角度看，慧能的立意比神秀高多了，因为佛学本身讲的就是无。慧能的诗让众人无语了，但得到弘忍首肯。五祖弘忍后来就把衣钵传给了慧能。但是神秀不干，所以有一段时间两人争得很厉害，神秀的弟子甚至对慧能展开追杀。后来，禅宗就分为北宗和南宗，北宗领袖是神秀，南宗领袖是慧能。

　 五、宋明理学阶段（960年——1644年）

两汉经学奠定了儒学的基本架构，隋唐时期儒家地位有点动摇，但是到了宋明时期，又回到儒家来了。这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五个时期宋明理学。

　　理学是一种对儒家经典的新解释。它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

　　理学主要兴起于北宋（960年1127年），嘉佑治平年间（10561067）获得极大的发展，兴盛于南宋（1127年1279年），宋理宗赵昀时成为官方哲学，后经金（1115年1234年）、元（1206年1370年）、明（1368年1644年），至清朝（1644年1912年），逐渐衰落。

　　（一）理学大家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1017年1073年），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号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写了《太极图说》和《通书》，成为理学经典文献。他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以“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了非常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

　　南宋朱熹（1130年1200年）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程颢和程颐兄弟）学说，吸取其他理学家著作精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这也就是说，二程兄弟把理学理得很清楚，而作最后总结的则是朱熹，宋明理学因此也叫“程朱理学”。朱熹很推崇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和周敦颐，将这六个人尊称为“北宋六先生”。

　　（二）理学的衰落

　　在元朝的时候，元成宗铁穆耳提倡“理学”，以朱熹等人疏纂的五经为科场考试标准，“定为国是”，使理学成为官学。所以理学在元代的影响超过宋代。

　　明末清初至清中期，中国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潮。王夫之和颜元、戴震等对理学展开大批判，引入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终结了理学。李光地等编纂《性理精义》等书，成为理学衰落的标志。

　　（三）理学的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二程提出的理学的认识论。后来，朱熹把它发展为“即物穷理”。明代王守仁（1472年1529年）提出“致良知”，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就是把自己内心的良知反映到身外的万世万物中去，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格物致知是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格物致知”这个词就是出自这一段。这一段其实是说要平天下，首先就要格物。

　　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对于格物的做法，程颐说：“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程颐还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程颐认为，“格”就是要通过研究来彻底弄清楚道理，具体做法实际上就是科学研究，你今天去研究一件事情，明天又研究一件事情，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朱熹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即格物才能穷理。物之理穷得愈多，知也就愈广。他认为，从格物到致知是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所以必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笃行之”（礼记?中庸），而且“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因此，“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致知”就是达到真知灼见，找出正确答案，增长知识，找到人生和生命的正确答案。

　　 六、清代朴学阶段（1644年1912年）

　　（一）朴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清王朝（1644年——1912年）的建立，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满清王朝还是异族文化。因此，满族文化和汉文化在清朝初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虽然从武力上清王朝灭亡了明朝，清王朝统治了中国，但是一大批人尤其是文化人认为满族是少数民族，内心不愿意服从清朝统治。清政府强力打压汉族知识分子，顺治、康熙、乾隆年间文字狱层出不穷。什么叫文字狱呢？它是清朝时因文字犯禁或以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是满清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为了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清朝文字狱“株连极广”，不仅须灭九族，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我们常说康乾盛世，从人口发展、财富增长、版图扩展上，这些都能算盛世，但是在学术上，康乾时代却非常惨淡，出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残暴终于让文人都不敢谈国事，只好逃避于考据学问中以远祸。于是，学术领域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代著名经学家），有时治学完全成了“为考证而考证”，纯粹以音韵、训诂为主导的考据学大兴，成为学术主流。在这种背景下，清代学者继承汉儒学风而治经的考据训诂之学，称为朴学。

　　（二）朴学特点

　　我们今天有很多做学问的标准，实际上都是奠定于朴学。比如梁启超概括乾嘉学派基本特点，其中有“凡立一义，必凭实证”，就是说做任何学术，都得有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就是说提出的证据越古老越好；“孤证不为定说”，就是说仅凭一条孤立的证据，就不能说一个结论已经站得住；“喜专治一业”，就是说在某个领域里深入求索；还有“文体贵朴实简洁”等。

　　清代朴学的“朴”，是指治学态度、方法的质朴和文风、文体的朴实。朴学反宋明理学形式，采用两汉治学方法，故称“汉学”。因为朴学盛行的年代主要是乾隆和嘉庆两朝（1736年1820年），所以又称乾嘉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乾嘉学派治学确实不华丽、不豪放，但它是非常具有学术素养的理论门派。

　　清代朴学重视考据、训诂，学风平实、严谨，以经学为中心，衍及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史籍考订、方舆地志、天文历算、金石乐律等方面，通过校勘收集古代文献，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系统整理与总结，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下来，跟清朝的朴学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康熙字典》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三）朴学鼎盛期

　　朴学鼎盛期就是乾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他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诠释“十三经”。在诠释“十三经”的过程中，对小学（文字学）、音韵、金石、校勘、目录、史学、天算（天文历算）、水地（水系、地理）作了非常好的梳理，极一时之盛。

　　乾嘉学派有两大分支。一个分支是“吴派”，代表人物为惠栋，特点是“唯汉是信”。他们认为汉代对于“十三经”的整理和解释是最正确的，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一概采纳。“吴派”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和王鸣盛等。另一个分支是“皖派”，代表人物为戴震。乾嘉学派影响最大的是“皖派”，其影响远超“吴派”。“皖派”大师辈出，除了戴震，还有他的学生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江湖号称“戴、段、二王”，另外还有万斯同、全祖望、毕沅、阮元等人。1773年，清朝开设四库全书馆，以戴震为纂修官，辑录《永乐大典》，保存佚书和征集私家藏书，于1787年编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其子部第十七为天文算法类的“算书之属”25部。此外，在子部第十六天文算法类的“推步之属”中也包括一些数学著作。这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把中国历朝历代的学术总结起来，然后印行。《四库全书》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颗灿烂明珠。

　　（四）朴学衰落期

　　朴学衰落期的代表人物是俞樾、孙诒让和章太炎。

　　俞樾（1821年1906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清道光30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被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40余载，曾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菱湖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等。他主治经学，旁及诸子、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等，博大精深。俞樾治学勤奋，著作极丰，有《春在堂前书》近五百卷。清光绪元年（1875年），友人资助他在苏州买下一块废地，他亲自设计、凿池叠石、栽花种竹、建屋30余栋，名“曲园”，自号“曲园老人”。清光绪32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请俞樾手书该寺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其时，俞樾已86岁高龄，仍精神饱满，以稳重章法、浑圆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作书后两个多月便溘然长逝，所题诗碑遂成绝笔。这块由俞樾补书诗碑名擅当时，拓本流传甚广。

　　孙诒让（18481908年），字仲容，浙江瑞安人。精研古学近40年，融通旧说，校注古籍，著书30余种。所著《周礼正义》为一生心力所瘁，为清代群经新疏中杰出之作，《墨子间诂》亦为注墨的权威之作，《契文举例》为考释甲骨文开山之作，《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

　　章太炎（1869年1936年）是浙江余杭人。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参加过维新运动，发起光复会，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等。鲁迅对他的评价是：“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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