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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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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壶公评论 今天 12:19
“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了？”回答：是。
作者张雪霖问到：
他们大多数只不过是在国外或海外做中国问题研究。那么问题来了，难道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强？否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留学生愿意费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国外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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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句旁观者清可以说明的。搞社会科学的人当然能够真实地感受：中国没有社会科学。
再问一个为什么？
一、“维稳”主义者的回答：
中国社会是一个皇权、仕权、民权结构，在社会稳定时期不可能发生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有，那只是官僚衙门的数字统计--也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一个小角落。
官僚衙门式研究是社会科学的牢狱，正如一个社会科学“大家”在回答其担任一个重要新闻负责人时为什么掩盖新疆克拉玛依火灾案，他的回答是为了“维稳”。又如汶川地震时，死亡学生的家长哭喊要求惩罚教学楼建造者的时候，有一个“名流”立意劝导民众。
二者都受到社会大众的唾弃，其实这就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尴尬。
二、名教授张维为的回答：
同样的，在《这就是中国》第六期之纵论“文明型国家”，张维为谈到中国的一个“必杀技”：
“西方是部分利益党，中国是整体利益党。”
张维为也算是社会科学中人，他是如何解释这一社会科学中的命题，他说：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中国都是实行‘某种形式的统一执政集团’，多数时间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
要说明的是，这个“儒家执政集团”的核心是“天子”，即天之子，天在中国是高于上帝的概念；天之子的地位也要高于基督，因为基督基本上只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天之子的地位的全方位的。天之子还真具有“整体利益”的代表资格。
张维为并不畏忌中国“封建主义”这个概念，他因此推证：
“比如我跟美国人说，我们多数时间都是‘一党制’”。
当然他说的并非完全不合理，例如张维为说：“我们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个政策调整，全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实现的。这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政策的差别，但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是明确地说，西方是部分利益党，中国是整体利益党，这是最大的差别。而且你可以反过来用这个来看西方，碰到老外就问他，你们国家有没有代表整体利益的政党。几乎都没有。”
毕竟这种制度在中国已经存在三千年，问题是现代中国是否正在恢复三千年中国的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者是否应该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找出一点点区别？在封建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找出一条界线？
能还是不能？其实，这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困境，因为无法逾越而沉默。
又如在《这就是中国》第二期中张维为谈到“一出国就爱国”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安全。泛泛而谈，此论不难，但是当张维为问到“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安全?”这已经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了，是国家与个人之间权力让渡的问题了。例如当除了生存权，所有天赋人权完整让渡于政府，也就是实行“维稳”政策，影视《以人民的名义》的回答也太沉重了。
现实的中国，人的生存权也是一个问题，例如近期关于正当自卫权的讨论，在中国社会引发民情汹涌。
这种社会现象并不奇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关注各类民生案件著称，例如《卡拉案件》、《让·梅里叶的《遗书》》等等；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思鸠认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因素的改变，可能引起整个结构的改变。因此完成《论法的精神》，成为西方国家学说以及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
其中，让-雅克·卢梭就是关注国家与个人权力的让渡，其说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
张维为教授显然没有关注近期发生的“于欢案”、“张扣扣案”、“昆山反杀案”、“河北涞源反杀案”等等，这些案件共同的特点就是个人权利的让渡，以及公权力在责任上的担当。虽然最高法改变了基层法院的审判，但是这些案件关键性并没有解决，而深层次的、也就是社会科学性问题更没有得到考察。
作为政治宣传，张维为教授的演讲是精彩的；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张维为教授的演讲是贫乏的。
三、结束语：
当我们回到张雪霖之问上，不能不回答“是”。
中国三千年社会早已经回答这个问题，在政治权力衰弱、社会混乱时期，社会科学非常活跃，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晚唐、南宋、晚明、清末民初等等；在政治权力强势、社会稳定时期，社会科学不说也罢，要说，就到国外说去吧。
壶公评论2019/3/11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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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了？
普评制 2019-3-20 查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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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中国】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了？
2019-03-20 03:42:01栏目：普评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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