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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日本八路军老战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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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日本八路军老战士走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最有一位日本人八路军老兵走了
(2019-01-18 15:32:21)徐静波
唯一幸存的一位日本人八路军老战士小林宽澄先生，1月17日夜走完波澜万丈的人生，终年99岁。
2015年9月，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这位日本人老八路被中国政府请到了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城楼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在大会堂接受了主席亲自授勋。
老先生走了，我找出2015年采访他的那一篇文章重新发表，向这位八路军老战士最后致敬！
小林宽澄先生的家住在东京都练马区的一个静谧的老住宅区里，天下着绵绵细雨，走进这一条老街，特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小林先生的家是一栋旧式的二层楼，门口种的月季花已经攀升到二楼的屋檐。因为事先知道我们去，老先生用红笔写了一张中文纸条：“热烈欢迎中国贵宾光临”，贴在门口的墙上。
摁了门铃，小林先生笑眯眯地来开门，连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那普通话也许长时间不说，有些生硬，但是很有胶东半岛的味道。老先生说：“我是在山东当兵，在山东被俘，也是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
走进小林先生的家，才发现没处下脚。到处是杂物，也到处是书籍资料。一问，才知道老伴去世多年，儿子一家虽住在隔壁，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人过，自个儿买菜，自个儿烧菜洗衣服。
小林先生把我迎进客厅。所谓的客厅，是他起居、睡觉、写东西的地方。小林先生个子小，挨着小方桌坐下还真合适，我和摄影师个儿大，勉强把腿盘下。
刚落座，老先生就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枚枚军功章，他说：“当年回日本时，这些军功章都不能带来，这些都是后来补发的。”
我努力想想眼前的这一位瘦小的老人穿上八路军军服的样子。可惜，当年的照片也都没能带来日本。他说：“那时没法子，组织上规定不能带这些东西回来。”
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小林先生来了精神。从开始谈，到最后喝上一口自来水，他说了整整2个小时。
小林先生的老家，是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公里，坐火车得2个小时。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长大后也成了小和尚。
小林是在21岁时，接到了参军的命令。“突然来了通知，村长拿来一张纸，说我必须马上参军。”小林说。当时父亲跟他讲的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男子汉应征为天皇而战，是光荣的。”
小林是前排右一
1939年6月，小林脱下袈裟，成了一名日军士兵。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到青岛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没过几天，他先被大伙打了一顿。
“那时的新兵训练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我被命令从队列中向前一步站出来，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二天后，脸肿得不得了，小林队长遇见我，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是摔了一跤。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新兵总是要过这一关。”小林先生说完这一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身难忘。
但更难忘的，是第一次叫他杀人。有一次，他和班长中钵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中国人的胸膛。那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中国人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那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事后还若无其事地叫我们走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刺死了。”小林先生叹了一口气：那个地方叫“桐林”。
小林被俘是在当兵一年半之后。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
一早就吹起了集合号，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附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一股八路军，大约有200人。“日本军队有一个坏毛病，一个星期不活动活动，就难受，表现也不好看。所以，一听说有八路军，而且有这么多人，队长就下令去围剿，他想立功。当时调集了一个伪军大队，有200人。我们日本军是2个班，30人左右。每一次活动，伪军大队总是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其实，我是很看不起他们，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兄弟，很没有骨气。”小林先生开始讲述自己被俘的故事。
赶到一个村庄时，是早上8点多钟，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于是这些日本兵和伪军跑到农民家里吃早饭。“刚端起饭碗，就有报告说，前方的山岗上发现人影。于是我们马上集合，朝山岗上赶过去。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机枪。但是，快赶到山岗时，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
小林因为背的机枪重跑不快，于是他和另外一名战友一起与大部队岔开，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迎面赶来的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叫‘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
八路军围得越来越近，小林他们站的地方下面刚好有一个水塘。他的战友对他说：“我们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忆说：“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因为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于是我们下到水塘边上，喝了一口水，他先开枪自杀了。我把机枪的枪眼对中脑袋，结果去抠扳机时，机枪移了位，枪响后，我只削掉了一块头皮。”
当小林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死成，开始用日语骂“八格亚鲁”。
“当俘虏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日本军人怎么可以当中国的俘虏呢？我当时要滚下担架，但是被八路军死死摁住，动不了。就这样，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但是，他们给我上药，把我关在一个小间里，派人看着我，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小林说这话时，目光有些惆怅。
关在小房间里，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放在他的床头。过几天，又给他换一本新书《论唯物论》。
“我开始很讨厌八路军的这种书，但是，后来关在房间里实在闷，我拿来翻了几页，是讲社会主义思想，讲唯物论的，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我很警惕，因为我是日本军人，不能接受这一种思想。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没有把我当作罪犯，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1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姜昆这位先生人很好，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替八路军帮忙，我心里受不了，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特别勉强我，开导我说，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一场侵略战争。他跟我讲了许多的道理，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的这一场战争确实不正义，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即使被日军暗杀，我也帮八路军做事。”小林就是这样加入了八路军，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小林干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本兵的炮楼前喊话。
那是一个夜晚，在武工队的陪伴下，小林来到一个日本兵的据点前，拿着铁皮做的喇叭向岗楼里喊话。刚开始时，岗楼里会传来“八格”的骂人的话，并发射迫击炮轰炸。“但我不怕，大不了光荣了。”小林说。武工队怕他受伤，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是越喊越有劲，还唱起了日本民歌，唤起日本兵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劝那些日本兵放下武器。“最后他们炮也不打了，静静地听我喊了。”
小林的“叛变”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并悬赏捉拿他。为此，小林开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掩护下，转战各个山村。他说：“有一次，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翻译成日文做反战宣传资料，我躲在一个山洞里，村里的武工队长每天给我送饭，有时候还带来一点酒，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真是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抗战结束后，为了小林的安全，组织上没有让他随投降的日本兵一起回日本，还是让他留在了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政府做遣返战俘和日侨的工作。解放战争爆发后，小林随后参加了解放军，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小林先生摸着桌子上的军功章，说：“我当八路军、解放军整整15年，也算是一个老兵了。”
1946年1月，担任反战同盟滨海支部支部长的小林宽澄先生因负责遣返日军工作，过度劳累加感冒，病倒了。一天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突然来看望他，并给他带来了一篮鸡蛋和当时在山东省发行的3000元北海钱币。闲聊中，舒同问他：“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啊？”小林忙问：“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说：“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于是，在舒同的介绍下，山东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很快遇到了问题，小林入党的事很快让中央组织部知道了。中组部发来一个通知，说外国人入党必须由中组部审批，山东省委批准的不算。
“我当时很难过，说我入的党不算数，要重新来。于是我重新写了一份申请书，递交给山东省委，由山东省委递交给中组部。中组部看了我的申请书和自传，还表扬我，说我的申请书写的很感人，中文水平也很好。于是就批准我入党了。”小林先生说。其实，那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整整写了三天。
舒同后来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小林一直后悔的是：“没有向他讨一幅字”。为此，他后来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老首长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要是有一幅字，我会把它挂在床头，就像他跟我在一起时一样。”
解放战争开始后，小林先生在解放军的一个师部里工作。有一天吃饭，师长突然说要给小林介绍对象，是师部的一位女同志。和她见面后，小林很认真地对她说：“我是日本人，我最终要回到日本去，你愿意跟我回去吗？”那位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不懂日本话，去日本的话，我没法生活。你如果可以留在中国的话，我跟你结婚。”小林当时想，共产党把自己从一名侵华日本兵培养成一位革命进步分子，放到日本去工作才更有意义。所以自己应该还是要回到日本去的。
这一位女同志吹了后，师长不久又给他介绍了一位随东北解放军南下的日本人女护士。“当时师长跟我说，医院里新来了一名日本人护士，可以去见见。”小林跑去医院一看，还挺有感觉，女护士也喜欢他。于是，两个人就去小林工作的济南市政府办理结婚手续。
“结果，市委不同意，说我是一名党员，与日本人护士的成份不同，不能结婚。这事让师长十分生气，他跑到市委去抗议，说两个日本人好不容易对上眼，没有道理不让他们结婚。那个时候，师长是很厉害的官，市委于是同意我们结婚了。”
但是结婚不久，部队开拔，护士妻子也随部队南下。刚开始还通信，后来，小林写去的信都石沉大海似的不回了。“可能她的部队里也有其他的日本人，我们的婚姻就这么消灭了。”小林苦笑着说。
问他后来有没有去找过她？小林先生说：“没找，算了。”
一晃到了1953年，小林已经33岁。由于他一直从事反战与策反工作，组织上为了便于他以后回国，调小林到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有一次，小林去沈阳出差，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四野工作的日本人女护士，并把她也调到丰镇人民医院工作，两人在医院里结了婚。
妻子去世后，小林先生一直把妻子的照片放在床头。
1954年，妻子生下了儿子。那一年，刚好是中国宪法颁布，小林给儿子取名“宪明”， 小名叫“友好”。第二年，夫人又怀上了闺女。虽然闺女最后是在日本出生，但是为了纪念丰镇，小林给她取名叫“丰子”。对于他的一家来说，丰镇是第二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外国人在中国政府机构中工作，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小林先生回忆说：“国际社会很关注这一个问题，外国代表团来参观，我常常需要回避，不能露面。”
1955年12月，组织上决定让小林先生一家回国。那时候，也刚好是中国政府遣返残留日本人的时期，小林带着妻儿在天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工作了15年了，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同志们。离开医院时，大家留着眼泪，我也哭。离开天津港时，我知道同志们在送我，但是，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不能行一个军礼，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小林谈起自己离开中国时的心境，如是说。
回到日本后，小林先生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日本政府锁定。但是，没有逮捕他，而是将他列入了公安的监控名单。
如何养家糊口，成为小林先生回到日本后的头等大事。虽然中国政府给他发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费，据说当时是100万港币，但是在东京添置一个房子什么的，这钱就所剩不多了。小林先生去政府的工作介绍所找工作，但是介绍所都接到了政府的通知，拒绝为他介绍工作。
“我原来是一个和尚，家里还有寺院，信众们都欢迎我回老家，继承我父亲的事业继续当和尚。但是我是一个老八路，是一个共产党员，读了唯物论的书，世界观已经改变。所以，我说服了信众们，也说服了家族，离开老家群马县，来到了东京，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一份促进中日友好的工作。”小林先生说。
日中贸易协会找到了他，希望他参加日中友好翻译团的工作。这是小林回国后，从事的第一份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因为小林的中文实在太熟练，第二年，终于有一家大公司邀请他加盟，这一家公司那时叫“满铁汽船”，是当年日本政府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轮船公司，也是50年代仅有的几家有资格从事中日贸易的轮船公司之一。
轮船公司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当时的装卸很落后，常常要在锚地排队等候好几天，有时候长达半个多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先生有什么办法？小林就跑到中国去找老战友。后来各地港务局接到一份通知，说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必须优先卸货。
轮船公司的总部位于东京车站前，小林先生在那里一直干到70多岁，公司才让他退休。
离开轮船公司后，小林没有闲着，他后来担任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的会长，这个组织的标准名称叫“椰子会”，“椰子”在日文读音中，是“八?四”的意思，很智慧地代表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我退休后，终于有一天，附近的一个交番（岗亭）的警察对我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一次都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发现，原来这一个岗亭是用来监视自己的。不过，虽然有警察“陪伴”，他在中国15年的反战经历，还是被日本政府视为“被俘时期”，认定了他15年的“军龄”，还每月领取一笔“恩给”（军人退休金）。
退休后，小林先生开始公开参加“椰子会”的活动，并担任会长，在日本各地讲演自己在中国的反战经历，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中国政府也没有忘记这些曾经一起帮助过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和参与解放全中国的日本人老兵，2005年9月3日，小林应邀赴北京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受到了胡総书记的接见。2009年7月，在小林宽澄90岁高寿之际，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播出的《一个日本籍的八路军》专题片，介绍了小林宽澄在中国十五年的传奇经历。
小林先生拿出好多的照片让我们看，其中最让他开心的是在2008年，相隔53年重返内蒙古丰镇市的照片。“老院长回来了！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小林宽澄老院长回院指导工作’，大家都出来鼓掌，还给我送鲜花，给我喝茅台酒，我又仿佛回到了过去革命的时代，体验到了革命同志的亲情。丰镇是我一生难忘的地方。”
老伴是4年前先走的，小林先生一直把老伴的照片放在床头，他说“我们是革命战友”。没了女人的家，简直快成了垃圾堆。小林先生什么都不舍得扔，包括那一台老旧的电脑，时不时的还打开，敲下键盘写一点回忆文章。
我想什么时候，组织几位中国留学生来帮助这位老八路清理一下房间。小林先生说：“不可以，不可以，我都已经习惯了。”
门口有一辆自行车，95岁的老先生平时还自己骑车去超市买东西。陪同我前去采访的“椰子会”小林阳吉事务局长关照他：“你最近就不要骑自行车了，摔倒了去不成北京了。”原来，小林先生已经接到了中国政府邀请他出席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邀请，他将作为唯一一位日本人八路军老战士出席这一盛典。
老先生说，他爱吃饺子，那种带有大葱味的。我说一定会请人包一些给他送来。分别时，他一定要出门相送。在细雨中，撑着一把塑料伞，远远地一直挥着手。
2015年9月7日，大会堂，主席向抗战老兵代表授勋。小林在授勋后发表了一份书面谈话：
“今天我抚摸胸前佩带的，主席颁发给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追忆当年那艰苦卓绝，却无比温馨的战斗岁月以及中国军民的深厚友谊，热泪盈眶，激动之情，难于言表。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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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波新书】《日本的底力》这本书，主要讲日本企业如何转型如何创新的故事，和日本社会如何实施精细化管理的事例。整本书只讲一个个故事，不讲深奥理论。“让80岁的老太太也爱读这本书，且愿意从头读到尾”，是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一贯的写作风格。华文出版社出版，当当网、京东等已经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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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最近有一位日本八路军老战士走了
普评制 发表于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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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两极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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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9 14:52:40栏目：普评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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