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中国智慧:天人合一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中国智慧:天人合一 上

    天人合一就是要求人类与“宇宙世界万物,人与天地合一”,就是人类与所生存与发展的外在大自然.生灵万物.共同生存的民族.集团及个体,与太阳星系.地球资源要和合(和谐溶合与合作统一谐调发展)，要和平共处，互利共进,不要讲究与成为人类去征服与被征服的状态,我们要保持与天.地.人的可持续性.友好型和谐发展!否则整个人类将发生各种相应战争及走向黑暗与灭亡.(这可以从我们当代面临的资源溃乏,人性道德文明退步,战争不断发生.环境严重恶化,我们的科学进步却使总体资源成长极快下降,人类需求与自然界自然成长的资源已严重失去平衡,而极大部分资源是不可再生与需要相当慢的成长过程,如按照目前人类生活进行运行,不久未耒,人类将面临极少资源的地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已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xx国家为何要发起战争?为何要用一切的手段控制资源?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他自身生存与发展;我也想从这种角度来解释与探讨: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事业.项目.一个集团,党派.一个民族.国家.经济体的成长之道,面临的生与死这一决定性选择,我们在行动的处世,理事,为人之道.....)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与完善，起源传承于中国<<易经>>.<<道徳经>>.<<黄帝内经>>.<<龙文化>>...等;后被思想家孔子,阴阳家董仲舒等发展完善成为"天人合一"的社会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与价值观。

    这里讲的天指天.地:人类的外在世界:无边的宇宙,我们的太阳系,地球生灵万物与一切人以外自然生灵及资源.(以下用天.地来代表);人指:人类,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人与集团.党派.社会与国家及国家与国家,一个经济体与一个经济体(以下以此关系为准,认识其中道理,不要断章取意去做,看古文,现代学问我们都应如此.);

    因为,天人合一的概念,范围与空间相当巨大,直至宇宙空间,而我们却是从宇宙世界万物的自然发展法则,运行规则之中去认识,万物成长的法则,当然人类也在其中,我们要与外在"和平共处，互利共进",我们不要讲究与成为去征服与被征服的状态,我们要保持与天.地.人的可持续性.友好型和谐发展!所以:对天人合一理念需要小心翼翼地分析。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当前我们人类力量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就万物”,这里指我们有足够力量毁灭这个星球,目前来讲我们还沒有多大力量可去控制,紧紧把握地球与宇宙的良性运行与自然界.资源生态良性成长及发展。从国外物理学(基本上纯粹从地理.空间.物质本身来分释的学说)角度及中国易学(地理.空间.人的合一一种学说)上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正.负分子与相对磁场)，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道与德:天地为道,大的前题与法则,"仁.义.信.礼.智"为德性,即:能成为具生命力与文明人的性与格)。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进"是其中运行法则,我称为"宇宙法则"或"太阳文明"我在之前文章已有所讲述,我们任何族群.民族,国家的各种信仰的核心都是围绕太阳系(太阳神)而演变.成就相应各种宗教与教道文化。这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我们目标是相同的:都在积极探索太阳文明与宇宙文明,以求自身与其"和平共处，互利共进";天地之道是生成,自然在运行与历史未来的空间原则，人与人,外在之道是实现原则，但二者缺一不可,必须得到统一协调发展才会和谐运行。

    在现代中国则还不能满足古人圣贤们所结累的天.地.人合一观的内容(他们有其当时科技局限性,但很多方面的想象与探索也许会超过目前人类,这与我们的目的不同而决定,他们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进"-天人合一价值观为目标行世处事为人,我们时代许多个体与集团却以"私利为先,经济为重,族群集团为主,不顾与外在"和平共处，互利共进"的价值观为目标行世处事为人)，应该根据新时代的具体现实事态,传承其核心理念与优秀文明,加以创新,建立符合当代人们生活要求的学说;就当代事态,我们更多需要提出及探讨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统一，实际上，作为天的宇宙.地球自然界，人类社会是很难模拟的，可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植物、动物及人的本身，他们的生长衰老、他们的变化却无法逃脱天(对我们人类而讲:人类的天以宇宙为起源根文化,太阳为中心,太阳是万物之母,光明与生命的基本与象征)的支配。所以，天人合一之中,真实发生及在运行屿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为重要与决定性,。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讲述宇宙与人类生存运行的概念之一也是中国核心文化"和文化"(龙文化)以道与徳文化为体系的充分解释,并与“天人之分”之学说相对立。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地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地运行之道也是人们敬畏、事奉,必须尊守的原则；4，天是主宰着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历史时期对命运的存在的信仰（天命之人,太阳之子,龙的子孙,"龙"就从太阳而演变而来,东方民族华夏民族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之神就是"龙",龙是"太阳神"之子,我在文章中己解释;中国文化代表是"和文化"其具体社会信仰图腾文化为"龙文化","龙文化"是"太阳文化"在东方最古老文明一种智慧文明）；5，天是赋予人仁义信勇智人性道徳之五德本性的存在。在中国,另一种观点与概念认为“天”就是“自然发展运行之道”即称为“自然之道”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运行。中国影响世界最大的伟大人物智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爱”(内容即为仁义信勇智)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中国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唐代时,老子道德文化曾走丝绸之路,传承中亚.西亚.欧州,逐渐造福世界各地,表现方式为书籍传承,在西方欧州,<<道德经>>被翻译成<<道>><<德>><<经>>三本,也对,,<<道德经>>本来就讲述:天地.人.合一三个方面,国外也许更科学.智慧地去研究.探索.说明这一优秀伟大的"中国智慧"与"天人合一"的人类文明境界;近现代国外都在看重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之优秀文明精髓,但在西方表现方式为办起"孔子学校"与"孔子课堂",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进程中完善集大成者.成就了"中国智慧"社会学说价值观系统的伟大人物,中国文明又一历史转折点人物;目前2011年1月止,世界上目前已设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遍布在88个国家。其中亚洲28个国家共建立了70所孔子学院及27个课堂。欧洲29个国家共建立94所孔子学院及34个孔子课堂。美洲12个国家共建立87所孔子学院及205个孔子课堂。非洲17个国家共建立21所孔子学院及4所孔子课堂。大洋洲2个国家共建立10所孔子学院和2所孔子课堂,孔子学校.孔子课堂与孔子课程就代表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

　　 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的信念。近代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以外外在的世界万物)；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西方人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由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就分别代表了天、人、地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一个人耒讲有天,空间,有大地,世间万物,别人.生灵与自然资源,人本身,身体五脏六腑,你能少得了那一部分?中国文化以“仁”为核心，“礼”为外观表现的儒学可以说是一种人性文明学说,有道德文明才能称为人，地球文明智慧生灵种类,其它生灵种类不具这种文明与智慧,才称为野兽,以侵占资源发动侵略不正义的战争,强势强权,以个私利益为先的"野兽政策"是将为人们所职问与自身灭亡,从天人合一相对论而言,任何相应行动也得到相应回报与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其中原理与文明发展之道,其主要内容是讲为人之道包括探讨人的本性、人生的价值、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等等。儒家学说强调亲情仁爱,提出“血浓于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比如中国人重团圆、以享受天伦之乐为人生之大喜，西方人主要追求自我，有独立和冒险精神。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最早起源于远古三皇五帝(易学,即易经,八卦学及黄帝内经.)以舜文化(即和文化:龙文化,中国国家文明及社会价值观体系的确立)为历史转折点为代表及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后完善于孔子时期完成:儒学系统,真正完善与普及成为社会大众价值观体系与制度;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政治、伦理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明,中国智慧的基本精神，也是所形成社会信仰体系: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其义蕴广远，不易简约叙述关系到中国各种文学,学说都反咉出中国智慧的基本精神;以下章节，言之极精要，君友会王爱君著述引录于下：「中国自唐虞以来，即巳经有"天人合一"的社会信仰体系与价值观,人们思想行为。敬天即所以爱人，爱民即所以尊天。所谓天人合一，实包含了天定胜人与人定胜天两个观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干卦大象）中国文明思想:不偏于天定胜人，亦不偏于人定胜天。中国无统一.集中化的宗教，任何信仰宗教.教道的追求真理是一样的,儒家讲:五徳之爱,道家讲:天地人合之爱,佛家讲:慈爱,在国外几大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核心都是围绕"太阳文阳"为中心,虽然有各自故事,人物与表达方式,都以爱为方式,都以太阳为至高无上的神,太阳就代表天.地万物与宇宙世界,我们人类主要生存与发展于宇宙太阳系(太阳文明)之中;中国人又极富于宗教精神，中国人文化是:"和而不同,同而不一",尊重共同文明多样文化形式存在,也尊重文化的核心价值提倡共同利益与发展;这是中国文明的特征及智慧所在(不如象西方及某些国家,某些集团那样,社会发生某些矛盾时就进行:种族侵占,教派战争,党派集团各文化间的战争进行宣传与战争,这是一种极自私的追求,一种对人性的毀灭与罪恶,利用人们附于的权利,把代表人民利益作盾牌,对我们大家,个人进行误导,这是产生世界不公正源泉,更罪恶又把人们作牺牲武器,成就自己的私利,人们是最伟大的,我们将组成与决定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一个时代与历史的命运;我们的人们也应该慢慢觉醒与积极相应行动,要让人性文明倒退自私自利的罪恶分子,国家文明社会制度中的腐败分子进行公正公开,让他们走向灭亡,我们才会走向文明进程与光明前程,人们也应该有平等监督与决定行使人们权利的权利与智慧)。又如由中国大陆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及台湾政权体制这个历史进程至今,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而总体人民生活水平反而在不断提高;今天,一党独大历史不复存在,一言堂政策一定会被人们所拋弃,多党制公选制对于一个国家命运与文明是如此重要,体制也决定着人们生活质量与文明进程,通过公正.公开.平等竞争与公选,能有效暴光.制约.不断减少腐败与不公,完善社会制度实行民主进程;总体不断促进社会体制进步,给每一个人带来平等权利.利益与话语权,实现人们权利.意愿与执行权利机构的"平衡制约,互利互进",达到"以人为本,富民强国"道路,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又智慧地提出"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理念,这是人性的光辉,伟大的智慧,历史将会证实;吴伯雄"我们党派,我们人民早已认定“人民最大”是天经地义的事，今年台湾经过两次选举，当有人在质疑国民党未来会不会一党独大的问题时，他就明白表示不会有国民党独大的情形，因为选票操之在人民手上，只要做不好，四年就会被换掉.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左传载：『史嚣曰：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六六二年）史嚣之语，代表中国古来之人文主义，即天人合一的宏旨。历代圣贤智者，莫不为继续宏扬此天人合一之道而努力。中国历史上,几个盛世之治都以"天人合一""无为而冶"之"富民强国"政策才成就其国家繁荣昌盛,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历史己经成为历史,不复存在,可以史为鉴,认识及确立正确未来目标,而拥有现实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将用什么智慧去创造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关键!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故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周易>>『干元资始』之说，不涵神学气氛，以天道贯通人事，正性命以明道德修身之原。此说明中国正统哲学之天道思想，纯是合理化的形而上学。『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干文言）非与天合德，其孰能如是哉？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中西治学方法之不同，其所成思想体系亦迥异。我们确信在古今各民族，最能了解人与天地宇宙之关系，因而企求保持天,地.人和谐者,为中华民族,为中国智慧。中国哲学里不包括宗教信仰，但也不反对宗教信仰,骨子里隐藏着对『上天』宇宙发展观(宇宙文明)及太阳系发展观(太阳文明)信仰的观念却不显露出来,所讲的对象乃是『人』,因为我们,一个人可以影响及决定一个集团,影响及决定一个国家,影响及决定着一个文明,影响及决定着一个地球.星系的生与死,现在的人类已有足够能力毁灭地球家园。让我们负起责任,改变所面临不公,在正确价值观基础之上,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成就自已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先做一个为家庭负责成就自已之人,做一个为集体为企业负责之人,做一个为新时代国家文明负责任之人,进行智慧的行动,建设""和平共处,友爱道德，公正平等,互利共进"的制度与国家.

     今天,这种伟大的中国智慧将以新的方式与文化存在与发展,产生了"现代共产主义思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等;一切其根本都根基于这种"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友爱互助,互利互进,"的天人合-之人性精神.智慧与学说，就是称为"人性文明";这种文明与智慧将发挥强大的作用,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伟大贡献!我们将以此得以与外在达到平衡可持续性.和谐生存与发展。

中国根文化:"和文化"与新时代"和谐文化"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送瘟神》

    《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自从孔子举起舜帝之"道德文明"的旗帜，后经孟子补充完善，于是舜帝的人格魅力、作为及其伦理道德思想成了儒家思想的源头，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源头。因此，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明德,自虞舜始。”

     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走科学发展观可续性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必切走的道路.--胡锦涛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 

      顺大势者生,逆大势者亡-孙中山;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老子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庄子

     "中国智慧,天人合一,和生万象,阴阳变易"

     中国文明的伟大发现在"伏羲氏"远古时代:易经,其代表物为八卦,作为人类角度,它把自然哲学与伦理道德合而为一,其理论核心为:"天人合一,阴阳变易,和生万象",理论体系初步完成于周文王时期,成书<<周易>>,完善于老子<<道德经>>.孔子四书五经.真正渗透,运用到了每个人的血脉,精神之中,也传承到世界每个角落,我们每个人,每种集体都以根基于宇宙,日月星象,大地山水一切外在资源为先,再进行处理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人与事及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天.地.人道",世界才会平衡,和谐发展.我们就会认知:其中的宇宙法则,中国人称为阴阳之道,就是"平衡法则",讲述:万物具生命力,要运行,生存下去的核心与基本就是:"和谐法则",我们当代即称为"和谐文化","和文化".

中国"和文化"的由来: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jiào）。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智慧完成的,来自中国文明万宗之源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伏羲氏《易经》,伏羲坐于一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做八卦。八卦衍生易经，产生华夏文明,盘古，“盘”字古义为开端，“古”即葫芦，寓意生命繁衍,是指伏羲氏创造:中华民族人类生存与发展之道,《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其核心就是阴阳之道,世界万物阴阳平衡,和谐发展,宇宙世间有阴阳之道,有分有合才有了万物生灵,而"和谐"(一切个体与外在生态资源平衡,可持续性,共同和谐发展)生存与发展是"生存之道",我们人类上依靠宇宙太阳,日月星辰,下依靠大地山水火木,资源.生灵万物,不可能逃离这种基础条件.这是经(真理与道,法则,宇宙自然规律);而什么都在运行,运行中又有不变的宇宙自然规律,这就是易: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生后会死,死而复生,世间所有生命达到平衡,才会产生万物生命力发展下去.如一极独大,单类生命独大,就会失去相应平衡与制约力量,此刻,其实就已产生及走向灭亡(我们的物种,生态资源,企业集体.党派,社会国家,人类进化直至宇宙星辰都如此,具有相应平衡与制约力量才会运行生存下去),等产生新的相应平衡与制约力量时候,成为新生命体继续运行生存下去,这是"生存法则",直至今日,我们人类都以此法则在生存与发展,平衡力即"和"是其中宇宙万物生命生存与发展之道!

     从国家政治,社会文明进步与贡献来讲就是产生社会和谐文化:产生了"中国国家文明,即"龙文化"(和文化,或合文化,和而不一,合而不同,天下为公,互利共进的社会政策),政策采取“无为而治”,为为生生不息的中国文明的源泉及支柱力量,(最早实行“无为而治”的首领:我国历史上最早实行“无为而治”的部落首领是舜。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说：“无为而治者，其舜始与”，对舜实施的“无为而治”国策大加信仰.赞赏与推广。舜，姓姚，名重华(有人说中华--生活在当时中国中原地带名华以华族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来历,后到夏地区及社会文化又广阔吸收.普及到各个部落,整个国家又以正统文明的华族及强大的夏族力量为代表,所以中国人习惯称华夏民族或华人,中华人)，史称虞舜,舜帝，为我国东夷部落联盟领袖,后因其道德文明力量,由尧推举为领导人。据传，舜为避丹朱来上虞，百官从之。今绍兴县及上虞、嵊州境内有舜山、舜井舜江、舜田，为舜之遗迹，又有后人所建舜庙。据另一传说，舜是今上虞市上浦镇虹漾村人.舜为人贤能，待人和蔼，乐于助人，博得人们拥戴。尧闻其贤，并对他进行了各种考察，决定将舜作为继承人，将职位禅让之。舜继位后，在发动举国上下齐心合力当时大事治水的同时，又着手于经济的复兴，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无为”，不是无所作为的消极政策，是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其实质是不扰民，不侵犯百姓的利益，服务于大众,让人民安心生产，安居乐业,走"富民强国"可持续性,和谐发展道路。这种治国方针，在中国古代曾被长期沿用与传承，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都是实施“无为而治”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而在于更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其根本标志物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个政治帝王:尧、舜、禹。其中，以舜文化产生的"龙文化"(和文化:基本方式为"道"与"德",讲究天人合一,和谐发展)体现的就是初步形成中国国家文明制度及意识形态，而这种浑融一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不同于后来以君臣父子关系构成的整个国家体系。对于舜文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和中国的文化史?它们是不是就等同于中国的书面文化所体现的思想和文化的历史?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把中国传统文化就等同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时期中文化体系完善期史上称传统文化完善时期),显而易见，这样的文化观念，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人为地简化成了一条或者几条文字与法制的体系，并且就把这样一条一条法规组成了中国社会行为体制，把这些书本中的文字话语就当成了中国人思想和道德的总和与衡量标准。

    第二，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是不是考证就是研究中国历史唯一的基础方法?这在从先秦到当前的历史研究中，看来是这样的。但假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文明史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而是在那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那个漫长而又漫长的历史时代里，是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的，靠口口相传形式传承与传播,仅仅用考证的方法根本无法确定被后来人叙述出来的那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当代的考古发掘(如对石器.玉器.陶器考古)可以了解那时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但却无法百分之百来完全证实当时人们的感受和认识。那么，它们还有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假若还有，这种“历史的真实性”又应该怎样理解、怎样予以确定?也就是说，除了考证之外还有没有另外一些基本的方法以保证对这样一种历史做出有效的研究呢?实际上，即使对于有了文字记载之后的中国历史，仅仅用考证的方法也是无法进行更有效的研究的。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时代的文字记载与其说更是考证新的历史事实的依据，不如说更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不是了解历史是怎样被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用文字进行表述的，而是了解在知识分子文字表述背后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怎样演化和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仅仅用当时的文字记载能够考证清楚吗?不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运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了解从当时的大量文字记载中感受出来、发现出来、整理出来的。考证出来的历史不是那时真实的历史。

    第三，我们喜欢问: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我们习惯称为自己:华夏民族,什么是华夏民族的概念?习惯称为自己:龙的子孙?龙起源于哪里?龙代表什么文化?

    假若我们就把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全部或主体，我们中国文化的“根”也就只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学说中去找，并且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把孔子的儒家文化学说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但在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中国文化的“根”，而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的枝和叶，中国文化的“根”存在于这个历史阶段之前的中国历史中，并且那个历史阶段与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根本不相同的。这样,我们的文化研究中也就出现了以枝叶代根干的情况。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把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主要理解为从春秋战国时期“士”这个阶层)形成之后的历史，并且把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就主要理解为这个阶层的思想和文化，才导致我们每一次的文化寻根都首先回归到先秦儒家文化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学说中，并且每一次的文化寻根行动带来的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精神联系的加强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增长，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更大分裂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削弱。

    只要从这三个方面考虑，我们认为，把舜文化所代表的道德文化从整个中国文化中提取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进行思考，就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了。

    我们不能说它寻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须”，但至少，已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根部与基础。

二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把中国文化的“根”直接归结到先秦儒家文化学说的文化寻根行动引起的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精神联系的加强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增长，反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更严重的分裂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削弱呢?在过去,我们往往将此归结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上。但只要我们进入到中国文化史的具体发展过程之中去，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的更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先秦儒家思想学说本身就不是在中国文化的趋同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分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即使在先秦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中,儒家的思想学说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只是其中百家诸子中的一家一派。它在后来虽然受到政治统治者的有意提倡，但却始终没有统一起全部的中国文化，它充其量只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主要枝干。不言而喻，将这个主要的枝干绝对化，就等于将其它所有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体系学说逐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之外，抹煞其起源的文明与存在价值和意义。这自然会误导我们的根本普世价值观及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削弱。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呈现的是分化发展的趋势，但这个发展却是在一个统一的根茎上进行的。这个统一的根茎就是更早时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而作为它的根本标志物的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个政治帝王:伏羲.黄.炎.尧、舜、禹;尧、舜、禹以前我们称为"龙山文化时代",是原始社会从部落文明过渡时期,主要以族群形式存在,有各自部落图腾与各角度方式信仰。

    对于尧、舜、禹这三个政治帝王存在的真实性，我们是无法通过科学考证的方法予以证实的。后来人关于他们的任何叙述，都可能带有传说的、想象的成分,都可能是“不真实”的,但在所有这些“不真实”的传说和想象的背后通过我们每个人.家族.姓氏的祖先用口口相传方式传承,却有着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有着我们先民对世界、对人类、对政治及其领袖人物的真实感受和认识。

    正因为后来人关于尧、舜、禹的任何具体叙述都有可能是不那么真实的，所以我们更有必要首先抛开那些具体的事实而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想象那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我认为，只要我们撇开各种现成的历史分期的方法，仅仅用我们每一个人最朴素的感知方式及需求方式来感知那时的社会和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实际出现在中华民族从自然社会向政治社会转换的过程中。这个转换可能在更早一些的时间里已经开始，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历史回溯中，尧、舜、禹则是这个转换过程中最早而又最具历史确定性的几个政治帝王.社会首领。我们所说的自然社会，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存在状态:在那时中国社会已经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但这个形成过程是自然的，而不是当时任何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在中国这块广裹的土地上，分散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部落群体，通过部落或个人的迁徙和流动，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但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形式，把这些分散的部落联系成一个跨地区.跨信仰方式的社会整体。所谓“盘古氏”“有虞氏”“有巢氏”“女娲氏”所谓“隧人氏”，所谓“神农氏”，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当时整个政治上的帝王，他们即使有一个原型，有一个具体的所指，也只是在中国社会上有着比较广泛影响、在生活和生产的技术上有过特殊才能的个人或小的部落的首领。这样一个国家的形式，首先出现在黄帝时期。在那时，由于少数部落的强大以及对多数部落的威胁，更多的部落开始联合在黄帝的周围，通过争战，开拓了疆土，出现了一个凌驾在所有这些部落之上的国家机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米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显而易见，这时的国家形式还是非常简单的，黄帝也主要是一个“习用干戈”、能征善战的军事首领，还没有与他统治下的人民建立起互动的关系。到了尧、舜、禹的时代，国家的作用才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尧、舜、禹这三个著名的政治帝王。显而易见，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掺杂着人们的猜测和想象流传在当时的社会上，同时也以口头的形式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

    国家的形成，整个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自然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凌驾在所有这些个体和群体之上的就是自然，就是宇宙.太阳系.天和与我们的大地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和地好像和人一样也是有意志、有喜怒哀乐等人的情感的，但宇宙万物.自然界大地却是一个神秘的整体，人对它的意志就只有猜测而没有充分认识，这表现在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上，由于各自是以自己的形式猜测自然的意志的，因而它无法起到压制一方而支持另一方的实际作用，整个社会关系仍然呈现着无政府主义的无序状态，没有统一的法律，也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可职行的统一制度。而随后国家的产生，整个地缘经济体改变了社会的关系，也逐步地影响到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在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代表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利益实行专业化管理与服务的国家政治统治集团。这个集团不单属于任何一个部落,其它群体或个人，但又与任何一个其它的群体或个人发生着直接的关系。围绕着它的产生，社会被自然地分成三个部分:国家管理机构、人民、盗匪。盗匪或者是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或者威胁到国家政权的权威，或者是兼而有之，但不论怎样，它在国家中是少数的人，被国家宣布为坏人，是国家权力必须消灭的对象。国家政权也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它必须依靠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服从或支持，人民就是国家必须依靠的多数人，国家的经费支出必须由人民负担；兵士必须从人民中征调。国家政权机构的生命就是权力行使权，而其权力的基础则是在人民的自愿服从或多数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国家政权的内部，则由君和臣的关系构成，君起的是核心作用和领导作用，但他是“孤家寡人”，他只有依靠众多臣僚的服从.支持.行使好相应责任,服务相应人民需求,才能实际地管理整个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除此之外，在自然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保留下来，这在“君”这里，表现为“君”与“天”的关系。不难看出尽管当时的国家还是一个雏形，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其主要结构形式，它已经是完整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其具体称谓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名目，其内部结构也日趋复杂，但在国家政权内部存在的还是一个君臣关系，在整个国家中存在的还是一个国家、人民、匪盗的关系，在外部存在的还是一个: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关系。

    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首先通过当时政治帝王意识的变化而发生的仅仅军事的征伐无法导致国家的出现,它还必须建立在政治帝王长期维持对人民负责任及传承长期统治的愿望之上。在这时,政治帝王意识到的是自己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他已经不能仅仅顺从个人刹那的欲望、一时的意愿而生活,还必须考虑到如何继续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为此。他就要顺从“天”的意志，让国家政权的敌人感到畏惧，让他代表利益的民众感到安全和幸福，让他的臣僚听从他的指挥忠心为他的政权服务。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政治帝王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家的观念、政治的观念、权力的观念、帝王的观念、臣僚的观念、人民的观念、组织的观念、部分与整体的观念、分工与合作的观念法律的观念、道德的观念、经济的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相应的天道观念、人道观念、等级观念、礼仪观念、策略与方法的观念等等，都在政治帝王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这是一整套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是适应着国家产生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而产生的，‘已改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也改变着中国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还不具有明确的思想形式，都还自然地包孕在政治帝王自身的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包孕在他们的人格模式中。也就是说政治帝王这个人本身就是所有这些思想的载体，人们从他的存在中就可以感受或认识到全部的国家学说。假若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也有一个关键词的话，那么，“圣人”就是那时的一个关键词。那时的“圣人”观念与后来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有根本不同的。后来中国人的“圣人”主要指的是像孔子这样的知识分子而在先秦知识分子那里，“圣人”则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贤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它与“圣王”这个词是混用的，而尧、舜禹就是他们共同认可的三个“圣王”。

中国智慧:天人合一 下

三

    权力是整个国家大厦的支柱，没有权力就没有国家，但权力又是导致整个国家大厦倾覆的主要力量。严格说来，维系国家命脉的权力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权力，而是国家集体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而产生、而存在的，而不是为维护任何一个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产生、而存在的。但是，在任何国家形式中，国家权力又都必须交由个人来掌握、来使用否则，这种权力就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权力，无法有效地实行国家的管理。这就为国家权力的私人化提供了可能。私人化的权力是游离在国家集体权力之外的另外一种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都是削弱和瓦解国家集体权力的一种破坏性力量。‘已导致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从内部削弱乃至瓦解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所以民主建设,团队精神,具监督机构的社会制度是如此重要

    一般说来，在从自然社会向政治社会转换的过程中，政治帝王的个人权力也就是国家的集体权力，而国家的集体权力也就是政治帝王的个人权力。在自然的社会中，人们是没有国家意识和社会整体意识的，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首先产生在当时政治帝王的政治实践中，他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将原来分散的权力集中在整个国家亦即自己的手里，这就需要特定的才能，特定的个人情操，需要一种为国家整体的利益而忍辱负重的精神品质。一个飞扬跋启的人是不可能将原本分散的各部落群体联系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集体的。对于一个人它不但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而且是一个过于沉重的事业。这就使普通民众和下级官吏对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更强烈的觊觎之心，国内的权力斗争主要集中在国家与那些不愿归顺国家的少数部落之间，在这种对抗中，胜利者当然是拥有国家权力、得到多数部落群体拥护和支持的政治帝王。而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之下，当时的政治帝王就更有余暇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从事于能够加强民众与国家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人文教化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有效地强化着政治帝王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反对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使人“畏”；拥护者会受到政治帝王的保护，获得安全的保证以及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令人“敬”。在自然社会中，也有受到人们普遍敬仰的人物，但那些人物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敢或个人的聪明才智。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但当国家出现之后，这些个人的英雄就被国家权力的利刃切割成了三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成为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盗匪”，不但受不到社会的崇拜，而且会遭到国家权力的残酷镇压，遂以恶名播扬于世；另外一部分则成为国家权力的附庸，他们是以对国家事业的贡献和对政治帝王的忠诚而得到国家的承认的，其权威性自然无法上升到政治帝王之上，而那些既非官也非匪的英雄豪杰、才智之士，其影响总是局部的，没有施展他们才能的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不可能得到政治帝王那样的普遍崇拜。这样，在国家权力所自然具有的潜在力量在政治帝王的主观努力下得到较为充分的展不之后，政治帝王的权威性就渐渐替代了自然社会的个人英雄，成为人们普遍敬畏的对象。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国家政治统治才开始面临着真正的危险。这种权威性，赋予政治帝王的权位本身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即使他不再通过实际的努力而争取社会民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社会民众也自然地会敬畏他的权力，服从他的意志，维护他的利益。这样，政治帝王这个职业就变得异常的轻松了。他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才能，不再需要忍辱负重的精神，这个职位本身又可以使他成为全国最富有、最有权势、最受国人崇拜并且也是享有最大自由的人。这样的职位，就不能不引起更多人的觊觎了，所有的人在内心都渴望着这样一个政治帝王的生活，即使无法成为实际的帝王，也要利用国家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利益、保证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全和幸福。在开始，政治帝王不但是在组织上、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联系整个国家的纽带，而现在，政治帝王则成了所有矛盾的焦点。政治帝王的精力和才能不能不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位上，他的臣僚也不能不以各种}任式卷人这样的政治权力斗争，国家的事务再也无法按照事务本身所需要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是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权力角逐的战场。个人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以国家权力的名义进行的个人权力斗争就更加残酷，并且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国家在刚刚出现的时候是给人类带来福社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在这种情况下，则成了毁灭人类、毁灭人类幸福的罪恶的渊数。我们必须看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不仅产生在像尧、舜、禹这样贤明君主的成功的政治实践中同时也产生在像某、封这样暴虐君主的失败的政治实践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了国家政治的严重危机，感到了现实政治的混乱和黑暗，他们才把目光转向了尧、舜、禹这样一些古代的政治帝王，并在有关他们的传说中发现了他们现在仍然感到十分重要的东西。假若说“圣王”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学说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暴君”就是它的第二个关键词，它是作为“圣王”的反义词而出现的。

    即使在尧、舜、禹这三个早期的政治帝王之中，舜是集大成者:《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明德,自虞舜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送瘟神》舜的事迹，舜的形象，舜的道与德文明也更全面、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由自然社会向政治社会转换过程中优秀文明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

    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对自然、对社会、对个人做出的感受、了解、认识和统一性价值观判断。它是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是节欲主义的，而不是纵欲主义的；是道德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随着中国国家统一社会制度文明的产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随之产生了，它首先是通过贤明的政治帝王的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具体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尧主要是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帝王的形象出现的。他“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亲九族”、“合和万国”，将在自然社会中各分散的部落和民众集中在国家统一的领导之下。至于他所实行的禅让制度后来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我认为，正是这个禅让推举(是公正推选与公开选举的稚型;因当时还无人民代表及议会机构选举形式)制度，才可能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真正的传统形式，世袭制倒是中国传统政治自我异化(私有化,侵占性)的产物。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将政治事业当作国家的集体事业而不是将国家视为自己家庭的私有财产的政治帝王，在十分自然的情况下就会将国家政权传承给自己认为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人，这个人在更多的情况下不会是自己的儿子或亲人。直至现在，我们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进步，一直没有给予过十分恰当的说明。我认为，辛亥革命在政治制度方面带来的最大进步其实就是由世袭制重新恢复到了禅让制。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克服自身异化(封建侵占性.私有化)的结果，也是政治制度上的一个进步，但却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代替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那样的进步。从辛亥革命的这一结果也能充分地说明禅让制很可能就是中国早期国家权力的传承形式。

    舜,实行的也是禅让制，他没有把政权传承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把政权交给了禹。但除此之外，在有关舜的传说中，还包含着中国古代国家及其政治帝王的更大量的信息。一个文明政治帝王拥有最伟大的权力与智慧,他把这种权力用于国家的集体事业建设,而不将其转换为个人的私产,这就要求他必须具备一般人所没有的品格与崇高精神追求。这种品格,不是在成为政治帝王之后才养成的,而必须是在没有任何权力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并且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也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以现在的观点，我们会认为舜的这种表现有点愚忠愚孝的性质，但要从衡量一个政治帝王的标准出发，我们就会感到，这恰恰是他能够成为一个贤明君主的最基础的条件;大智若愚,厚德载物。正是在这种逆境中在这种完全被动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舜的坚韧，仁爱.友善,...道德文明行为;这不但是对自己生命信仰的尊守，同时也是对某种生活原则的坚守。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不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也不会离开正常的原则，将自己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这对于一个拥有无限大权力的政治帝王而言，不能不说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帝王只能有公仇，不能有私仇，"天下为公,互利共荣"为原则;他得是一个按照固定的原则待人接物的人，而不能是一个性好记私仇、睚眦必报的人。否则他就会将国家的权力转化为个人的权力，陷人到私人恩怨的斗争一中去。怯于公斗而勇于私斗的政治帝王，对于整个国家的破坏作用甚至更大于秦始皇一类的专制暴君。舜“耕历山，渔雷泽，作什器于寿丘”，并且每到一地每做一事，都能受到人的拥护,都能把事情做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3]。这是一个负责的人，一个忠于自己职守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才能的人，一个能办实事的人一个能够获得人的爱戴和尊敬的人,一个服务与惠及天下之人。在成为政治帝王之前，舜还为尧臣多年，这样，舜作为一个贤明政治帝王的形象就得到了更全面的考验.成长与展现，他的为子，为人、为臣、为君为事,处世理念实际体现的都是国家意识态所必然要求于人、要求于一个政治帝王的。可以说，舜就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活的标本。

四

    舜文化体现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但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里，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政治实践者的文化转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按照我的观点中国社会从此也进人了一个文化的时代。

    如上所述，自然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统一的法律，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没有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的时代。国家产生之后，一个体现国家意志体现国家统一要求的文化开始形成，但这种文化还没有脱离开政治实践者的政治实践要求，是浑融地凝结在某些贤明政治帝王的具体形象之中的。在这个时代，社会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以政治帝王为首的国家和国家治下的民众。整个社会的关系是政治的关系。政治帝王体现的是社会整体，民众自身的生活实际还保留着自然时代的主要特征，但已经被国家纳人到国家的政治关系之中。它和古希腊那些城邦国家根本不同的特征是，民众在整个国家关系中仍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古希腊的平民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主动参与权在春秋战国之后，知识分子的文化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即使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不能不受到知识分子文化的制约。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改变的是政治帝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没有改变国家政治统治与一般民众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得到持续发展的是知识分子及其文化。

    我认为，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纳人到舜文化的传统中来分析、来论证，是独具慧眼的，但这种演变并不是直线的推进过程而同时发生着平面的转移。以舜文化为代表的浑融一体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由政治实践者阶层主要转移到了知识分子阶层，并在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发生了分化，各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它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是对舜文化的一种继承，但又是对舜文化的一种歪曲。这种状况像从一个树干上分出的各个树枝，没有任何一个树枝不是从树干上分化出去的，但也没有任何一个树枝是沿着树干的方向直直向上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难以理解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直接的政治实践者，也不是从当时实践政治家的整体需要出发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面研究和阐发，而是在空前严重的现实政治危机的条件下对国家政治以及当时的政治家—主要是各诸侯国的国王—提出的愿望和要求。政治是一个整体,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面,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立的关注角度,因而各自也有各自的主张和要求。他们都“祖述尧舜”，但对尧舜的理解和阐发又各有不同。

    按照我的理解，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这说明孔子所提倡的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就是一套政治的伦理，是为了国家整体的安定和团结的。到了后来，我们逐渐把孔子的思想学说当成了一般的伦理道德学说，它的特定性就被掩盖在了普适性的语言概念之中。实际上，孔子思想的这种具体指向N}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在孔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当时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民众本身，而在于上层政治统治集团，在于在这个集团当中发展起了强烈的个人权力欲望。这种欲望破坏了周初建国的基本纲领，破坏了以君臣父子关系构成的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也与尧、舜、禹这些早期政治帝王的基本观念有着质的差别在《尧曰》一章里，《论语》一书的编者们特别记述了尧对舜、舜对禹的政治训诫辞。它反映的其实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国家政治的基本理解以及对政治家社会责任意识的强调: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联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尔躬。”

    周有大费，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子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要为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负责，要为全国民众的安定幸福负责，这就是政治家(我们当今称之为公务员)的责任和义务(代表人民的利益与希望,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所以,国家政权不应该是私有的，“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5]孔子认为舜和禹的伟大正因为他们的天下不是夺来的，而是由于自己的道德和才能获得了人们的信任，才将治国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儒家知识分子在尧、舜、禹三个早期的政治帝王中，更推崇舜，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6]这应该是对一个政治帝王的很高的评价,孔子口里的“无为而治”，显然与老子所说有着根本的不同，老子重视的是万物的自化孔子重视的则是舜的道德影响力。“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7]孔子是主张德治的,所以他也更重视舜的政治传统。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8]赞扬韶乐“尽善尽美”，[9]也都联系着舜的德治传统。总之，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一套政治伦理，是对政治家提出的伦理道德要求，他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解读并继承尧、舜、禹等中国早期政治帝王的文化传统的。

    但是，孔子的政治伦理，虽然附会于尧、舜、禹等早期的政治帝王但最终还只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统治者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和要求，是孔子按照自己的理想为政治统治者设计出来的一些道德规范，而并不是从这些帝王自身素质的全面考察中建立起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伦理学。他忽略的恰恰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本质意义之所在。政治家的本质意义何在呢?政治家就是使用国家权力的，而国家权力就是一种无情的东西，是为了国家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不惜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的东西。个人的权力欲望会毁灭国家权力的职能，个人的情感关系同样也会毁灭国家权力的职能。不论在何种权力的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对对方的仁爱之心的,是不可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即使尧、舜、禹这样一些早期的政治帝王，也不是当时社会上最重个人感情关系的人，也不是绝对不用镇压手段的人。这里牵涉的不是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而是国家、政治、权力自身职能的问题，是政治实践对人性的塑造方式的问题。假若讲人性，那也只能说国家本身就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就不是从人类存在以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发展到特定阶段由于人的权力欲望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为了把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以避免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而被人类意识到的一种必要性。在这个方面，先秦法家特别是韩非子更能揭不政治家的本质特征，更能说明政治帝王能够以一人之力统治整个国家的秘密之所在。这不仅是一种理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个人素质的问题，一个道德观念的问题。先秦法家是主张法后王的，是反对儒家知识分子“言必称尧舜”的话语方式的，但他们也并不否认尧、舜、禹这些早期政治帝王的神圣性，他们同样承认尧、舜、禹是“圣人”，只是他们对圣人的理解却与儒家知识分子截然不同。韩非子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捶策之威，衔撅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10]法家的言论听起来不像儒家的言论那样入耳但它对政治本质的揭不却比儒家知识分子更加深刻，更加直截了当。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都不是纯善的，同时也必然包括恶是善与恶的交织。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可能不受政治伦理的一定约束，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政治家也都不可能不弄权、不用权,在现代来讲,他们这些观念现然违背人民大众,民主人性化意愿与文明。

    老子没有直接提到尧、舜、禹的名字，但他的思想同样也是对这些早期政治帝王政治实践的一种说明,一种阐释:“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11]“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12]实际上，尧、舜、禹的时代是国家意识形态由无到有、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时代，较之后来那些政治家，那时的政治也带有更多无意识的特征，而只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老子对这些早期政治帝王的描述也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到了庄子，对早期这几个政治帝王的态度就更加明确了。道家是崇尚自然的，所以庄子着意渲染的是黄帝的精神境界，视为“真人”，致使秦汉及其以后的道教文化将黄帝、老子共推为教主而在庄子眼里，舜则是由万物自化的自然时代向人化自然的文化时代过渡的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13]庄子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价值标准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自然人性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往往不愿意考虑，但政治帝王本人则是不会不考虑的问题。我认为，正是这种考虑，使儒家的政治伦理虽然被历代政治家所接受，但却不会成为历代政治家真正的自我意识。他们之接受儒家的政治伦理看重的更是对别人的约束作用，而不是对自我的约束作用。

    显而易见，老子和庄子对早期政治帝王的描述也只是从一个角度进行的描述，而不可能是其整体的素质。他们处在自然时代向政治时代过渡的途程中，较之后来的政治帝王，自然带有更明显的无意识的特征，其统治自然不像后来那些政治帝王那么严密，那么精巧，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国家统治，自然能够逐渐被分散的民众和各个部落的首领接受这种统治，还是要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的，还是要让他们感到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墨家文化则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儒家知识分子提出的是统治集团内部怎样协调彼此关系的问题，所以它反对兼爱，主张有等差的爱。在政治统治集团的内部，是没有一个个人的权力和个人的私利的问题的，他们每个个人的权力和利益都是由他们的政治地位所预先规定好了的。再讲私，再讲利就超越了国家所规定的范围，就成了涣散国家集体权力的因素。墨家文化是在一个政治统治集团和另一个政治统治集团之间，在政治统治集团同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中思考国家政治的作用和意义的，在这些关系中，是不能无视彼此的利益关系的。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都不言利，法家知识分子言利但不言爱，而墨子则不但言利，而且言爱。他认为二者并不是矛盾的。“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14]“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咋不欺愚。儿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15]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莫不继承着尧、舜、禹等早期政治帝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但由于他们是从外部对这样一种传统的接受，由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各有不同，所以其发展的方向也各有不同。它标志着中国统一的国家意识的分化过程。

五

     什么是舜文化?舜文化不是舜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而是舜做了什么以及怎么做的，舜文化就是舜的具体实践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对“五四”新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特别是鲁迅的观察与感受，就不应该与新儒家学派的观点搀和在一起。新儒家学派视“五四”新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特别是鲁迅为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对儒家文化取着直接的批判态度，而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在新儒家学派的观念里，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我们就应该看到，鲁迅不但不是新儒家学派所想象中的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者，而且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感情超过了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范围当顾颉刚刚用考证的方法”证实”禹只是一条虫的时候，包括新儒家学派在内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妥，而只有鲁迅，却表现出了超常的敏感。在他的《理水》这篇小说里，禹的形象几乎是完美的、崇高的、神圣的，因为他体现的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他与那些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教授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不是中华民族命运的旁观者，不是“评论家”和“布道者”，而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及中国文明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1]

    我们中国从古以来，因起源于"和文化"(道徳文化)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用智慧力量鼎影响人民.民族.社会.国家及人类进步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士,所谓“正史”及为谋天下福在做的人，历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民族信仰,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不懂真正中国精神,优秀的道与德的文明.伟大力量与生命力!生命力来自于人民的普世值观之相应信仰!追求"天地合一,人性文明"是人类的生存法则与信仰,以舜为代表的"和文化"(龙文化)就充分表现这种人类文明进化的道与德.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的文化寻根，没有到禹而止，而是继续向历史的深处回溯，一直回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女蜗。在小说《补天》里，鲁迅实际是把女蜗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来塑造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寻根总好寻出一个道德信条来。道德信条是人提出来的，并且是在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由特定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它是叶，而不会是根。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根是什么?是人。有人才有这个民族，才有这个民族的文化；没有人，也就没有这个民族，没有这个民族的文化。那么，人的根是什么呢?人的根就是人的生命。有生命的,才是人；没有生命的，就不是人。生命是一个民族最最根本的东西。女蜗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我们看到，正是在“人的生命”或“有生命的人”这个根抵之上，鲁迅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在他的观念里，生命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道德而存在的，而道德却应当是为生命活得文明又有价值而存在的。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换的基本内容。没有这样一个转换，所有其它的转换都不过是一种文化的新包装。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就是这种转换的本质意义之所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灯下漫笔》和《春末闲谈》，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的《孔已己》、《故乡》、《阿Q正传》和《祝福》,无不表现出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由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为先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以个体为本的社会文化的转换。所以，要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开“五四”，离开鲁迅，离开人们实际生活要求,是谈不通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只要我们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思想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会看到，文化的继承从来不是直线的，而是通过文化的转换才得以实现的。直接继承是一种退化之路，消亡之路，只有通过文化的转换，传统文化才会时时获得新生，在转换中得到真正的继承。是谁真正继承了曹雪芹《红楼梦》的文学传统，是《后红楼梦》等续书的作者还是鲁迅?是谁真正继承了牛顿的科学传统,是牛顿三定律的传述者还是爱因斯坦?同样，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转换而实现的,仅仅用直线继承法无法真正阐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精髄魅力所在，无法感到它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依照我的理解，中国文化迄今经历过这么四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时代的文化。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前的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里，跟随着中国部落文明萌生着，生长着，残存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那些神话传说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不是直线发展的,到了中国国家的产生，中国进人了一个政治的时代，政治帝王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自然时代的文化传统是通过对黄帝、尧舜、禹等政治帝王的带有想象性质的传述和带有传述性质的想象这种文化形式继承下来的。它体现着中国国家文明的产生，体现着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它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政治时代的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书面文化发展起来，具体从事写作的是“士”，但这些“士”的文化却是通过对黄帝、尧、舜、禹这些早期政治帝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创造性阐释而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的中国历史，进人了一个文化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发挥着较之政治帝王和普通民众更为显著、更为巨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进人第四个发展阶段，它是以进人到现代世界的国际联系之中为其根本标志的。在这个阶段，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称这样一个历史时段是经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书面文化以及书面文化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承受着来自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社会道德也在金钱关系为社会主要任务的社会发展中受到更严重的考验。在这个时代，是哪些知识分子传承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是那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天下福为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天地合一.和谐发展"的道德风貌?是那些知识分子真正表现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精神?显而易见，已经不是那些直接继承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文化战略”的知识分子，而是像鲁迅那样为中国人、特别是为中国底层社会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而呼吁、而呐喊的中国知识分子。

    随着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回归,随着新时代背景下,拥有人类优秀文明基因的华夏民族,充满智慧地审视着世界外在环境与事态发展状况,结合自身环境.现实条件与事态,在近200年至清末期历史,虽然在物质条件上有些先发达国家利用海洋文明,强权侵略政策抢先了先机,把中国瓜分为殖民地,当作鸦片毒品及经济剥削市场,作为低价劳动力的世界加工厂,造成自然环境严重恶化.资源严重过量透支,运用侵占物质文明相应空虚理论文化用不负责任,物质利益为先的价值观进行误导而造成中国民族文明自信心.信仰严重分裂与缺失,经济基本面越来越受国外力量所制约;整个社会己到了受外部太多控制.制约地步,当然近几百年过来由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但其中的产生结果的原由,但另一角度而言从唐朝开始,我们的国家一直在走下破路(物质与精神文明,极盛至),或又只能说明我们文明的退步与自大自闭,社会不平衡地在发展或者说沒有与时俱进,孤闻自赏:社会制度不开放,不民主,不平等,不自由.独裁专政政策.家族传承制所造成的,统治阶层或上流社会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出卖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这是民族的败类,血的教训;真正的卖国贼,把代表人民利益,人民附于权利,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精神进行私有化侵占,人口量与资源严重失调,不平衡;当今,我们更需要以此认识,人们应该不断改进我们的制度,让人们可以真正有权利决定代表自已利益的人,监督及决定相应地区社会管理机构;否则家族传承制,一言堂政策,信息封闭型.民主侵占形式将会使整个社会人性道徳越来越自私,为巩固其社会统治欲望与地位,为巩固其具专政独裁性的个私欲望.利益与地位,误导人民思想,具独立精神民主化优秀社会和谐文化受到压迫与打击,民主人性价值观败坏,统治阶层严重腐败众生,贫富分化越发深化,人类社会,国家逐渐走向黑暗与整体灭亡;

     我们这个时代将是一个关键.转折性的时期,我们的社会精英分子,具独立民主精神的文明人群.负起社会的责任,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传播与运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现代道德文明!为人们和自己带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功,服务更多的人们;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伟大成就!

    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筋骨和脊梁，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真正传承者和发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