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柯云路文革的根源性质及历史地位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柯云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性质及历史地位(图)
一切重大的社会行为都是由传统模式与现实经济共铸的。
对待历史的深刻理性,是一个民族更好地走向明天的凭借。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序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对它的剖析是我蓄之已久的一个愿望。现在,在完成了《极端十年》这部书后,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
在这部书中,作者的第一个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发展及结束做出尽可能言简意赅又全面无漏的概括。
对文化大革命的概括,如同对任何一段历史一样,要容纳足够全面丰富的历史素材,又要有足够的简洁。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全面印象的概括,是一切研究历史的著作首先应该做到的。
对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作者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资料的丰富一方面为历史描述的真实可靠与全面完整提供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梳理资料的工作量。当最终完成了这项概括历史的工作之后,作者心中无疑是高兴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比较重大的历史素材,本书都尽可能依据多方资料予以确切的叙述。倘若众多资料之间有矛盾,那么,就要做出比较和取舍。一般性的资料服从权威的资料,个别的资料服从多数的资料,非原始的资料服从原始的资料,以确立历史描述本身的可靠性。
在对历史做出概括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历史素材之间逻辑的表达与把握。可以说,当一段历史以文字的方式描述出来时,它就不仅是历史事实的堆积,同时还是这些事实的逻辑关系的表现。即使那些似乎完全是大事记式的纯事实的叙述著作,里面同样有着重要的逻辑存在。一个又一个历史素材之间,一个又一个历史行为之间,语言的表达往往就包含了叙述者对历史事实的判断。
本书在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特别慎重地运用了叙述者的逻辑权力。对于那些重大的或不重大的、人所共知的或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作者的叙述都力求尽可能准确地表现历史。希望这些叙述中存在的逻辑体系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在概括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所做的又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这种剖析既伴随着对历史的叙述不断进行着,也经常“暂停”历史,做出一次又一次比较集中的分析。
剖析的总的题目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本书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近、现代史的一部分,也当做了几千年文明史的一部分,从而在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文化大革命的生灭。
一切重大的社会行为都是由传统模式与现实经济共铸的。所谓传统模式,就是一个民族在童年刻下的记忆,它通常体现为一个民族潜意识中深藏的传统观念。而所谓现实的经济,则是指现实经济以及由此发生出的政治、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
就像一个人的行为一方面决定于他在现实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他深刻的心理特征,而这心理特征大多是由童年的经历印记而成的。一个民族自然也是这样。
本书在对文化大革命剖析的过程中,论证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保守主义力量的一次全面大反动。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在革商品经济的命。而这样一个“大革命”,又是通过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斗争格局表现出来的,同时还凭借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巨大的能量。
作者希望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本质的剖析不是简单化的。
在剖析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性质及历史地位这个大母题下,本书还对一系列有着比较重大意义的子题目做出了尽可能深入一些的分析,其中包括:
对红卫兵运动的分析;
对个人崇拜的分析;
对“血统论”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社会利益与潮流的分析;
对中国当代社会中“出身等级制”的形成、发展与灭亡的分析;
对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阶级分析;
对文革中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的分析;
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的分析;
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及“上山下乡”这些社会政策的分析;
对1975年中国全面整顿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的分析;
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为何具有罕见的极端性的分析;
这些分析都是全面、深入剖析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同时完成的任务。读者看了,自会做出评价。
文化大革命这一页虽然已经翻过去三十年,然而,我们对它的认识未必已经足够深刻。如果这部书能够引发朋友们更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兴趣与要求,则是作者十分高兴的。
对待历史的深刻理性,是一个民族更好地走向明天的凭借。
(——摘自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