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普评制点评范曾：我的文化强国之梦
||
普评制点评范曾：我的文化强国之梦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范曾太庙讲演：〖我的文化强国之梦〗
范曾先生 04月25日
“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大无边际的问题，任你如何博雅睿智，都无法一言以蔽之。
我只想就个人之想法，略陈固陋如下：
中国之哲学，我指的是二千五百年前至二千三百年前东方流传的原创期的哲学。雷海宗先生上溯之，云源流有二：“史”与“筮”。“史”指《书经》洪范、尧典、舜典、益稷、皐陶谟、大禹谟，以至此后之三礼、三传、孔、孟，其中形而上的部分不多，不是纯粹之哲学，包含着入世的原则；而“筮”则指从原始的“索琼茅以莛篿”的巫术到传说中伏羲之八卦，以及比较可视为史实的文王之八卦，传说中夏之《连山》、商之《归藏》、周文王所演之《易经》。雷海宗先生称之为“前哲学”，而纯粹之哲学则指《老子》。中国的哲学产生之根据，我以为有三：（1）经验主义的，人们经千百代积累起来的冥思；（2）感悟主义的，人们寂然凝虑，忽有彻然通透之妙悟，虽语焉恍惚，却不能视为臆说；（3）归纳主义的，归纳是一种方法，而称“主义”者，乃东方以此方法为旌麾。归纳者，综历史、人文，汇经验、感悟于一炉，陶钧鼓铸，遂成大观。西方古典哲学之广大融通，或不如我；而西方之锱铢必较，则我逊人。在西方哲人与科学家往往合而为一，在理性指导下的科学精神，其孜孜不倦令人敬佩，从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大体经历了两千年。哥白尼之后有布鲁诺被火刑烤毙，其后伽利略被判罪管制，哥白尼在临终弥留之际才看到《天体运行论》，科学理性与宗教异端裁判之斗争苛酷至此。
中国的古典天文学与哲人的感悟并行不悖。早在唐代一行和尚凭着肉眼归算出子午线一度的长度，并订有《大衍历》。清王引之于《经义述闻》中谈到，中国以右行于天的木星为岁星，而假设左行于地的为太岁星，这假设真是奇绝的想法，它是应和岁星岁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十二岁为周的想象中的星辰。六十年与天上的岁星重会为一甲子。这其中，不凭望远镜，靠的是经验、感悟，其演算之精确，令人叹服。逻辑学是数学的灵魂，中国本土没有生发西方数学的土壤，所以汉代之《周脾算经》和《九章算术》用的不是推演法，仍旧是经验主义的感悟和归纳法。
西方的哲人们直到20世纪有一位海德格尔，看到了东方哲学的美妙。虽然，我仍然告诫诸位，你绝对可以找到西方人翻译的一百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老子》，此无他，语言的阻隔也，其间之距离，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大体是北京东单至西单，而中国古文和西方语言则必须是地球和月球。有精通中国汉语的以色列专家欧永福先生，他用希伯来文翻译了一本《老子道德经》，我坚决相信，他是用美妙的希伯来文写了另一本书，因为他绝找不到相应的词汇。
自从有殷契甲骨文以来，中国的文字经历了三千五百多年，至今虽形态有变，而其精神实质依旧，这在世界上是独无仅有的奇迹。将汉字简化，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因为它使中国的文字失去了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的特色，从而使这伟大的遗产残隳。所以恢复繁体字，是当务之急。且也，于今不是扫盲的时代，而是电脑的时代，繁体字的辨认，已不似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么困难。中国繁体字可使文化的传承不容易走样。日本的智者崇拜中国文字，和中国友好，唐代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热爱中国诗，是李太白的好朋友，这种心心相印的友情前后（自汉至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保持了两千年，偏于当今出现了一个无忏悔之心、无视历史的安倍晋三，在国门前翻跟头耍赖，狂悖者往往作此类状貌，而在中国文化中却教导我们：“泰而不骄”，方为君子。
中国的文字，当然成了中国哲思的载体，所载者乃是四千年前夏代已有的阴阳两极的奇绝的思维（夏代虽有文字之印痕，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而五百年后殷文所载，固有心授口传之夏人的思考，那是无疑的。）这不啻是石破天惊的、空其前而绝其后的、无与伦比的思维，它如擎天不老之椿，以八千年为春，以八千年为秋，永葆美妙的青春。今人即使爱因斯坦的场论、量子力学，也无法超越这阴阳二元之说。俞樾说西方的力学、光学早见于墨子，吾未之见也。这正就合了鲁迅先生所常用的“古已有之”的讥刺。但我之所述却非鲁迅先生所可稍稍动摇者，因为中国的前哲学确实是人类至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伟大存在。前哲学已然伟大如此，则《老子》书中纯粹的哲学更是人类各族群所望尘莫及者。
前些日子杨振宁先生带来一位引进科技尖端人才千人计划之一某君，是研究生物学的，当然包含人类学。他说美国某机构研究人类各族的智商，内容包括他们思维的睿智、传承的绵延、播庥的范围、受群的人数，则中国人的智商在犹太人之上，这当然是令人鼓舞的结论。其实我毫不以为奇，因为此前我便如此看。
我们再谈中国古典哲学的另一源头：史。当然“史”与“筮”，在远古是很难分的，屈原《离骚》中的女嬃，巫筮也，固必为当时知识的掌握者。而司马迁称“文史星历，近乎于卜祝之间”不唯其言之地位，亦以言其学之连类旁通。从《书经》之《洪范》以至伪托孔子的《十翼》，是史家与巫筮所融会之产物，初不能断然分割，侧重有别耳。“史”与“筮”两大领域的交汇处，则为天——道——自然，这是两者所千叩首、万叩首的景仰所在。东方无神，中国原创哲学的至高存在，只有天——道——自然。中国人不像西方人直到17世纪聪明绝顶的莱布尼兹（微积分之发现者）也还笃笃其言：“上帝是以必然在方式存在于必然的地方的必然的存在物。”越百余年，18世纪末伟大的康德才说，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疑是理性的深渊，即是说无法证明，不需要证明的。到19世纪末，天才的尼采才说“上帝已死”。在东方的所有原创哲学中，无论儒、佛、道，都没有一个实体的神在那儿，这一点似乎看出了东方人的智和慧与西方人的迂和阔。
在这里，我们稍稍对古希腊的神祗投以敬意，西西弗斯背负着石头，从山脚上陟，及至山顶，石头滚下，西西弗斯重新来过，永无尽期，这是理性思维的伟大精神代表。然而人类的理性比宇宙的智慧，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只有发现，没有发明，然而即使这一点的发现就使人类的躁动日甚一日，人类的列车向悬崖飞驰。刹车？为时尚早乎？老子二千五百年前便说：“静为躁君”，不以宁寂之心去主宰骄躁之情，人类的灭亡，遍近在咫尺。
写至此，我不免大发感慨，西学东渐易，东学西渐难。所以易者，东方人不缺少智慧，逻辑和公式是比较容易拿来的。
19世纪，中国有严复者，翻译“名学”（即所谓逻辑学），中国人始知早在战国时代的惠施、公孙龙便可以戴上逻辑学家之桂冠。所以难者，中国的学问以四点概括之：“充实、大、圣、神”，孟子所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指不可见的神韵，不是指具体的神祗）。”这其中“充实”和“大”，西人或可接受，而“圣”和“神”恐西方人以为中国人在故弄玄虚。伟大如马克思在19世纪受黑格尔的影响还曾讲中国人是“半野蛮人”。伟大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讲线装书中只见到“吃人”二字，可见，当初章太炎教鲁迅读《说文解字》，是白费力了。然而，西方卓越的政治家、伟大的戴高乐将军并不如此想。他说中国有着“比历史更古老”的文明，这中间包含了将军在1964年断然决定与中国建交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判断。中法建交50年的历史，证明了戴高乐的真知灼见。
中国文字是全世界唯一表意之文字，而所有族群之文字皆为表音之文字。表意之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义，则文字本身的丰富性使之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它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历代书法家的努力，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文字书写为艺术的语言。书道法自然，书道当与天道侔合之时，你会感到有天地大美在焉。美的文字表述玄奥的哲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大功德。
上边所述大体是本土之儒、道文化，次之则必谈到佛教来中土之后，融入之概况。
佛学之东渐自公园1世纪东汉明帝“金人入梦”，《水经注》载《白马负图》之传说，距释迦牟尼已500年过去。再100年至东汉末桓、灵之时，佛法之传播依附于中国方术之士。其间安世高、牟子、支谶、支谦于佛学之东渐无疑是导夫先路的开拓者。公元2、3世纪南印度僧人有龙树者东来，4世纪至5世纪有道安、鸠摩罗什、僧肇、慧远大德相望。而鸠摩罗什大弟子竺道生更创“四依”之说，为佛学史上不倡迷信而重心悟的至高境：“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公元6世纪初，印度禅宗28世祖菩提达摩杯渡东来，是佛学史上划时代大事件，经惠可、僧粲、道信、弘忍、慧能，六世而遍列中土，不复有亦不需有祖矣。中国士人独钟禅宗，其使佛教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儒、佛、道三大支柱之一，可谓功莫大焉。有否认佛学为国学者，殊不知唐、宋之后无一大文人不知佛，且代有发明，如果说佛教诸宗：华严、法相、三论、天台、净土、密、律、禅八大派，其于中国文化影响最大者，固为禅宗无疑。无佛教岂有王维之诗、王阳明之哲学、八大山人之画乎？以佛学非国学者，岂止迂？亦且腐矣。
佛教重因果之说，言此为唯心，则荒诞不经至极。佛教求证得“空”字，诸法空相，正是唯物之事物恒变不居的高论。佛教教人以解粘去缚、抽钉拔楔之无上法，乃是去我执（烦恼障）、法执（所知障）而自证本心，消除烦恼，得大自在。人有八万四千烦恼，便有八万四千法门以消除之，这是自救自赎的根本法。舍此，则不能断欲去痴，斩除贪嗔；依此，则内心一片光明，颠倒意绝。中国文化中有了这些，不知把多少沉沦于苦海的人救到岸上。当下宗教徒光喊爱教、爱国无用，重要的是使人们在这一片寂静的净土中得到福祉和安详，这难道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的国际歌的真谛吗？在真理面前，各种主义都应看到崇高的追逐本无二致，不应分其轩轾，重要的是大同的目标。西谚有云：“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以我之理解，凯撒指一切外在的生活，而上帝则指内心的精神存在，天下最难以捉摸和统御的是不同人群的心灵，在此，宗教可为政权之辅。
在简述哲学的、宗教的文化之后，我们立刻会想到伦理的、道德的文化。当伦理和道德作为文化看待时，它便构成了一个族群的精神支柱，它如果坚挺，社稷强大，国泰民安；它如果颓隳，则国运危殆，礼崩乐坏。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在这方面厥功至钜，而道家、佛家亦功不可没。
伦理和道德所要解决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儒家的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谈的伦理与道德。最近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先生有“'礼义之邦'考辨”一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文章指出了俗称“礼仪之邦”的错讹，匡正为“礼义之邦”，我认为无论从史迹的辨索和典帙的应用诸方面都作了祥赅的论说，文章极有价值，我以为从此之后，应以此文为准，学界和社会作统一的修正。当下对文字之规范化十分着意，唯独对重大的词义刊正漫不经心，令人费解。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成为有宗旨、有典籍、有黉庠、有法定的礼义之邦，当然，它的礼和义浸透之深，有四千年的书帙记载（指《尚书》）。从记载唐尧、虞舜开始，他们的禅让，可谓“古道照颜色”。而《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则是光照千古的一段不朽的有关礼义的文字，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三千年之前以至三千年后，以至亿万斯年不会变的大同思想，我们不只可以哲学的抽象继承法应用古代大哲的思维，也可以用社会具体继承法检查当下之实践。孙中山题“天下为公”，毛泽东题“为人民服务”，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哲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的伟大目标。孔子之孙子思提出“非诚无物”（意指诚外无物，离开“诚”字，那么一切事物便不存在）所以在儒家的所有伦理、道德之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字“诚。”
东方无神，这是我的创说：把“诚”字提到首位，是我的主张。
当中国社会具备着如上述的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道德的博大而深邃、绵延而不断的伟大传统的时候，那么一个自足的体系必然岸然而在。直接收到这系统指导和影响的若诗歌、若绘画、若书法、若弈术、若戏剧、若舞蹈、若琴瑟、若话本、若小说，等等，莫不以典雅、远奥、壮丽、精约为中道，不得中道而行之者，而不过偏离，则有显附、繁缛、新奇，亦能有传，中国文化中最容不得“轻靡”二字，因为它“浮文弱植，缥缈附俗”。以上虽刘勰论文之体性，广而推之，何尝不是中国人对一切艺术的衡量标准？改革开放以来，虽后现代派来势凶猛，至今沉寂的原因，是中国的艺术如古长城以御侵，似乎不易倒塌。“轻靡”之艺文，其实亦不待外来，古已有之，王国维所深恶的龚自珍“游辞”者是也。文艺中最足以陶冶心灵者当然是诗歌，中国是最不用争议的诗国，它是中国哲理、审美、语言、文字经千百年发展的争攀胜果。中国语言是诗性的语言，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歌传统已融入我民族之灵魂，它将在新世继续发展。关于此节，我有专著如《书道法自然》《中国画研究法》详为剖析，有兴趣者可寻来阅读。
最后略述群众的、娱乐的文化，这是作为十四亿人口大国所不可或缺者，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人群，抵得上一个欧洲。他们所渴求者是水，而不是龙井、猴魁。这水，则应清澈卫生，低俗的东西最易混入其中。这其间的尺度把握亦无大难，把所有低俗下流的东西去掉，对于社会便无大害，而足为群众疲极之时带来轻松。倘此轻松中又有高尚的内涵而非刻板之说教，那么它就是上品，就应予以表扬、推广，过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绝对可作为典范。而侯宝林之相声，几成不可逾越的高峰。
我指望中华民族的所有爱国者应具下列四心：
（1）敬畏之心（对伟大的传统，先贤往哲）
（2）感激之心（成长过程中，一切助力——党、国家、人民、父母、老师）
（3）恻隐之心（对弱势群体、伤残、贫困）
（4）知耻之心（知耻近乎勇，今年是甲午之耻一百二十年，当批判安倍晋三）
文化强国之梦，是我的梦。过去是文化强国，今后仍是“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辉煌了四千年的不朽徽号。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全部作者的其他最新博文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 回复 普评制
- 【博客中国】普评制点评范曾：我的文化强国之梦
2017-04-29 01:03:01栏目：普评制点评
http://mayc53.blogchina.com/641563193.html#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