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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山西黑道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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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山西黑道风云
我们大家经常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巴基斯坦、非洲的一些国家因选举导致的仇杀、腐败等问题非常严重。实际上我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问题也非常严重，消息也挺吓人，不少都充满了仇杀与腐败。我们现在就上百度输入“村委会选举+杀人”的关键词进行搜索，百度就会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3,290,000个。如果你输入“小村官大腐败”这个关键词，百度就会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73,500个。
考古学有一个说法，叫孤证不立。现在不单单是巴黎公社彻底失败了，另外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最基层的普选——村委会选举也问题非常非常严重，这说明什么？说明普选制不科学，行不通，不单单是在中国行不通，而且是在全世界全都行不通。所以，我才说
古希腊、古罗马留给我们两个最高、最大、最直接、最广泛的大民主：一个是全民公决，一个是全民直选，全都神圣无比，全都震撼人心，让人深信不疑，结果全都惨不忍睹。第一个惨不忍睹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历史管这种现象叫多数人暴政。第二个惨不忍睹是这样一个实行高度民主的国家竟然被一个实行君主制的国家给消灭了？原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就是一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社会主义的婴幼期、青春期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官僚制，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何以见得？
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1871年3月18日夺取政权以后，因为迫不急待地举行普选。然后，就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普选产生的争吵不休的巴黎公社。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万众欢呼。就连前来探听风声的梯也尔的暗探，都垂头丧气地回到凡尔赛，向他们的主子报告说：“整个巴黎是一条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365～374页）当时，革命力量空前强大，有谁会想到再过两个月的时间，到5月28日公社就会彻底失败呢？还有，
就是在1989年6月份，苏共把全部权力交给差额普选产生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有谁会想到？1991年底，一个经过7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已经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并且在政治、经济、民族三大危机严重到无可复加的程度时，还有76、4%的选民、80%以上的高级军官真心拥护的苏联竟会解体？！……特别是南斯拉夫，在有了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覆的教训以后，还要搞大选。结果，不到一年半就正式一分为五。教训何等惨痛啊！！！
同时，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地区同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你比如，
埃及就是先有普选，然后，才有花儿革命；台湾也是先有普选，然后，民进党才能做大，国民党才能下台。香港同样也是先有直选，然后才有泛民主反对派的议员诞生，然后才有香港占中。为什么香港占中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偏偏在2012年，香港立法会直选一半议员以后才发生呢？
以上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认真真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的主流理论到底哪错啦？另外，还有
我们按照宪政理论：从1982年就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写入了《宪法》，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又开始实施，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行。这样算来，村民拥有直接选举村委主任的权利已经有几十年了，结果怎么样呢？参见
【中华论坛】普评制点评朱麦囤咋破解黑恶势力掌控选举
作者;普评制 发表于：2013-07-25 11:40:53 :603 参与:16 回复:10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2/57/11/6_1.html
[博客] 普评制点评河北遵化乡村选举的一个血案(5/4191)
复兴论坛 ? 有料大家爆 ? 普评制 发表于 2011-9-20 02:08
http://bbs.cntv.cn/thread-14877879-1-1.html
[博客] 普评制点评河北遵化乡村选举的一个血案二(5/5175)
复兴论坛 ? 有料大家爆 ? 普评制 发表于 2011-9-20 02:15
http://bbs.cntv.cn/thread-14877880-1-1.html
现在广东陆丰又出了个乌坎事件，说明什么？说明普选制行不通，不单单是在中国行不通，而且是在全世界全都行不通。
请问：全世界实行普选制的国家或地区，有谁消除了贪腐、浪费和官僚体制？恐怕一个都没有，不但一个都没有，而且还普遍存在着刺杀、贿选、黑社会等诸多问题。
只有普评制，这个真正负责任的层层民选民评制才能彻底解决上述诸多问题。
朱麦囤的基层民主改革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请看
【中国网专家博客】普评制点评朱麦囤联户代表制的发展历程
普评制 已有 3812 次阅读2011-10-13 15:43
http://blog.china.com.cn/pupingzhi/art/7775435.html
看完之后，下面再请看
山西黑道风云：黑帮成员报考警校向政法界渗透
作者：记者 发布时间：2015-01-13 23:29:50 来源：观察者网
1月8日，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黄树贤强调，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十八大以来，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员落马，其“滚雪球”效应令人瞠目。在山西盘踞多年的所谓隐秘政商圈，还有一系列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被连根拔出。
《财经》杂志记者李廷祯昨日(1月11日)报道了一篇《山西黑道风云》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文章披露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报道称，煤炭业黄金10年，使山西黑金涌动，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向政法系统渗透。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燕子帮”黑社会组织大案。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这帮“内鬼”，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助其成员逃脱。
“燕子帮”帮主冯晓春
后期帮主郝兵锁
战斗组长杨光辉
以下为原文：
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1月8日，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黄树贤强调，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
十八大以来，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员落马，其“滚雪球”效应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内对山西省委常委“进五退一”，不啻为大换血。按照山西官方媒体的说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纠风与反腐，“打黑”被放在首位。这样的安排，与该省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一番讲话有关。王说，太原市三任书记、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全国罕见，“省部督、转的自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显然，山西重手“打黑”，是为了挽救该省崩坍的政经形象。
1983年以来，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从最初的打打杀杀、劫财敲诈，演变为公司化、高科技化、国际化运作，并公开、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在此过程中，黑道通过腐蚀官员、攀附权力，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
在山西，这一点尤为明显。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该省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巨。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因此，正在山西展开的反腐与打黑相结合的行动，可谓正中要害。
“混混”的早期岁月
厂矿子弟结伙而行，好勇斗狠、打打杀杀，是“文革”后黑恶势力的主要特征
山西大部，古属燕赵，民风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种民风，曾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西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头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队大规模武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其揪斗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专门发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斗。
随后山西被军管，杨成效被逮捕、枪毙。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
“厂矿子弟多，待业青年多，打架斗殴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时太原的特点。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当时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还有一个著名绰号：华北第一贼城。 1983年-1987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严打”，山西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山西贼王”王彦青，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王的父母，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
因偷窃金额巨大，王彦青被判死缓。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进入汾阳监狱后，凭拳头当上“牢头”，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地道战”，以图越狱。
1988年冬，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随后两年，王多省流窜，先后杀死16人、杀伤13人，抢劫汽车、撬盗保险柜无数。
1989年王彦青潜回太原，躲在已释放的狱友武双喜家，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发现，王开枪杀刘，震惊警界。
1990年春，王彦青在湖南嫖娼时被查获，一番枪战后落网。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讨价还价，大吃大喝数日，才交代一处埋尸地点。最后，其被公审、枪决。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王彦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国民党”、“日本人”、“李向阳”、“歪脖子小勇”、“不说理小亮”、王洋、“钢头”，群雄并起。
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为民即是张新明未来的亲密盟友，其家族经营宾馆洗浴，黄赌一条龙，名震太原北城。而张新明家乡古交工矿区，一颗“社会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张，而是绰号“王保儿”的王建军。
1983年，王保儿因流氓、伤害罪，被古交工矿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5年改判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释放。“坐牢成了镀金”，出狱后王保儿变本加厉，在古交欺行霸市、殴打群众，还多次打伤干警，却无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发起“打击团伙犯罪，扫除社会恶势力”运动，“颇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 “主业”多是好勇斗狠，偷窃为生的王彦青反是少数。一位《山西日报》老政法记者回忆，当时每个单位均有一帮子弟，“理着板寸，手臂刺青，穿着绿军裤，背着装有半截砖的军挎”，以此为酷，连报社、大学等文教单位亦不例外。
也有以“侵财”为主业的“领先者”，譬如王洋、“钢头”团伙。“钢头”真名曹志刚，系太原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和受过第一次“严打”的无业游民王洋是拜把子。
山西省高院的判决书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曹王二人多次结伙，和梁海清、“小四毛”任爱军(此二人是未来的重要人物)等人，在太原持枪持械斗殴、抢劫，致死人命，侵财数额动辄数千元--上世纪80年代末，此乃天文数字。
曹王二人很猖獗，得知公安系统正在调查自己后，竟给省公安厅长寄去两颗子弹。1992年，两人均被判极刑。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黑恶势力，绝不止于太原一地。杀人越货近百起、制造了“百万元绑票大案”的大同王顺团伙，后来震惊全国的“运城狼帮”，此时均已崭露头角。 张新明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早期在家乡下煤窑、拉平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中铁十二局手里买了一辆报废卡车，为古交水泥厂拉石头，这是其进入运输业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张借用中国煤炭博物馆劳动服务公司的手续，在太原北郊向阳店铁路专用线发煤。甫一出道，张新明就知道依附权力赚钱，远比只会打打杀杀的混混们高明。
张新明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不同于那些胸前臂上纹龙刺剑的街头霸王，这亦是官员愿意与其交往的一个因素。
“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以敛财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成型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公安机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主旋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打黑”主战场，并不出在各大工矿区，而是在粮食产区晋南。
第一大案，当属1991年破获的运城“狼帮”。以运城传染病医院锅炉工张永强为“帮主”的23人团伙，从1988年起，到处网罗“两劳”释放人员、流氓无赖和卖淫女，使“狼帮”很快发展成拥有60多名骨干、100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团，其“盈利模式”，是安排卖淫女“放鸽”敲诈、聚赌放胡、拦路抢劫。
“狼帮”最大特点，是武器先进、堪比正规军。其拥枪100多支，其中一支“五四”手枪归帮主使用，还有微型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2支，五连发仿制手枪20多支，单、双管猎枪80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20余枚，烈性炸药20多斤，管制刀具百余把。
警方对“狼帮”的最后定性是：一个以社会渣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1994年5月，运城司马光祠堂被盗，盗贼将11尊泥塑雕像的头部锯下，走私到海外。新华社内参报道后，中央领导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的文物。”紧接着，晋北忻州一带的群体拐卖外地妇女事件，亦被媒体曝光。
为此，山西警方展开了专项“严打”，史称“南征北战”。在彭真的老家侯马市，“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涉黑集团浮出水面，警方抓获了125名“盗墓贼”。
侯林山、郭秉霖两人，盗掘、走私春秋战国古墓，“富可敌市”，百万、千万绝非夸张，其经济实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彼时，两个犯罪团伙高薪养人，马仔均拥有汽车、摩托、大哥大、传呼机、“五连发”猎枪，硬件、火力远胜警方。后来，以其人其事为原型，还拍成了一部电视剧。
此案要害，在于这是山西首个暴露出“政界警界保护伞”的涉黑案件。山西省公安厅正科级侦查员范文龙，侯马市委副书记张洪生、政协主席李刚、政法委书记许进学，公安局副局长贾守德、路西刑警队副队长刘林、干警周志国，侯马市浍滨办事处副主任姚河平等人，因此纷纷落马。
1995年，一起更加震撼的大案发生，即“6·29抢劫运钞车案”。此案已非警员给黑道提供保护伞，而是警察直接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
四名案犯是白法义、徐成吉、芦裕山、徐存科。其中，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队中队长。抓捕徐存科时，徐的同事郭曾中弹牺牲。最后，愤怒的太原警察将躲在家中的徐存科当场击毙。其余三人，最后全部被判死刑。
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在第294条中创造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一概念，定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00年12月，最高法颁发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四个方面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其中第三条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从这些司法条文看，“狼帮”、“侯百万”、“郭千万”、徐存科团伙时期，正是黑恶势力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演进的关键节点。
太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七大犯罪团伙--“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无不带有鲜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上述对联中描述的七个人，分别是指丁巍、林二伟、曹志生、任爱军、米新民、郭喜平和绰号“三马虎”的李满林。
上世纪末，在太原解放路，“拐五”米新民因捅死“道上”另一大哥“小鱼胖”，从此亡命天涯。2014年张新明落网后，“拐五”在其兄“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被擒。其余六人，均在本世纪初席卷全国的“打黑”中落网。
七人中最有名的，当属李满林。1986年，17岁的李满林和朋友去太原绿柳巷跳舞，一个叫王强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脚，李满林等人便手持菜刀，将王强砍死、王的同伴刘晋平砍伤。随后，李因流氓罪被判刑两年。
刑满释放后，李满林开始纠集昔日狱友、刑满释放分子、劳教和有劣迹的社会混混，通过设赌抽头、放高利贷聚敛钱财，势力逐渐壮大，成为称霸一方的“山西赌王”。
1993年，李满林手下、绰号“李向阳”的吴铁虎，到“小四毛”的势力范围太原华洲宾馆设赌。“小四毛”命人把吴绑到太原东山痛打，还敲诈了几千元;随后，李满林另一手下“赖黄毛”张海默，又被“小四毛”和任晓峰打伤。
为了报复，李满林率队持枪，在太原柳巷老字号“大观园澡堂”和“小四毛”团伙火拼，当场打死杜大忠，重伤任晓峰。从此，小四毛对其服软。
一位和李满林哥哥李茂林有过交往的太原人告诉《财经》记者，“三马虎上面有人，太原、省里和北京都有。”“大观园”火拼后，李满林很快被取保候审，成为黑道传奇。
李满林锋芒毕露，且“上面有人”，丁巍、林二伟、曹三胖等人纷纷避让，尊其为“大哥大”。 1994年开始，李满林的赌场遍布太原，宛若内陆澳门。山西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往往一场豪赌就倾家荡产。欠下李满林团伙的高利贷，必须及时偿还，否则必定断胳膊断腿。
设赌放贷让李满林财大气粗，其常到澳门葡京豪赌，输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已是常事。
2003年元月，被称为“山西涉黑第一大案”的“三马虎”黑社会组织团伙案宣判：李满林死刑，处罚金800万元;其余27名罪犯或死缓、或有期。
这一时期的山西黑道，除了明显的暴力敛财，“公司化运作”已开始出现。
早年曾追随王洋、“钢头”的“小四毛”任爱军，从1996年起，与几名香港、广东人合伙，在太原秘密开设多处赌场。1998年，任爱军使用虚假的银行票据分别虚报100万元、2250万元注册资金，注册了太原市“任氏达”贸易公司、太原市“国平”工贸公司，开立银行账户，通过转账、提现，掩饰其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
2002年12月，任爱军因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勒索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赌博罪、洗钱罪等14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但目前已出狱。
当混混遭遇大佬
混混的软肋是逆体制，与政法力量对抗，这让他们注定无法从“黑恶势力”向更高阶段演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张新明，还不是新闻人物。
开始发运煤炭后，张新明的婚姻发生变化，其和乡下的发妻王艳离婚，迎娶了太原铁路局运输处主管的“千金”李艳清。
彼时运力短缺，掌握车皮的铁路货运部门炙手可热。显然，这门婚事使张的煤炭发运业务如虎添翼，这也是张迈向上层的关键一步。
1992年之后，受小平南巡鼓舞，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而“双轨制”亦在部分领域制造了不少混乱。“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经商”，是当时一大奇观。
彼时的张新明，突然“入伍”。一份资料显示，1992年，张新明通过关系，挂靠到中国武警部队(廊坊)学院，成立了武警学院山西经营总公司，后又挂靠武警黄金部队和森林部队，利用部队提供的军牌运煤。此间，张一直想转成现役，但始终未遂。
2014年5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称其武警身份是真实的，“1986年进入武警学校，契机是武警从地方上招纳生产经营人才。到1993年，开始担任内蒙古森林武警总队综合训练基地主任，兼任华北黄金实业集团董事长，后者为武警的三产企业。”
真实情况是：1994年2月，“太原南郊个体户”张新明和武警黄金指挥部生产经营部签订了联办企业协议，武警部门向张新明提供15副军牌(实际提供10副)，收取车牌管理费。
1994年，给黄金指挥部上缴了40万元后，张新明改投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安森生产经营公司”，该公司给张新明发放了58副车牌。1995年-1998年期间，张新明向森警总队上缴管理费290万元。2000年元月，森警总队又分得80万元和两辆车。
上述事实，均被写进了山西省产权事务中心2000年对“山西华北黄金实业集团公司”做出的《产权界定意见书》中。
“傍”上军队，是张新明的关键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张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长治路建设了金业公司新办公楼。1998年，国家禁止军队经商，张与军队脱钩，开始正规的公司化运作。
人脉和财富的增长，使得张新明家庭出现新一轮“内乱”。1998年，妻子李艳清怀疑张新明和公司女出纳倪燕萍有染，于是花钱买凶，希望教训一下倪。
山西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1998年4月21日，预收了李艳清4万元的张文革和史晋慧二人，由张文革驾车、史晋慧携刀，来到倪燕萍家楼下等候。等到倪后，史晋慧朝其腹部、左臂处刺了数刀后逃窜。为了制造假象，史晋慧同时抢走了倪燕萍的皮包。法院判决书还显示，皮包里有倪的“警官证”。
事发第三天，李艳清被抓获。张文革、史晋慧则逃往四川，不久后落网。
上世纪80年代的首轮“严打”，张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窃，被拘役和劳教过;而史晋慧也因盗窃罪被判八年。张文革和“三马虎”等人亦有交情，自认为在太原杏花岭区大小算个人物，并不畏惧警方和张新明。
李艳清雇凶一案，经过太原中院、山西省高院两级审理，最后史晋慧被判死刑，张文革和李艳清被判无期。判决书显示，量刑较重的原因，是杏花岭公安分局鉴定倪燕萍“构成重伤”，省高院司法鉴定认为“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损害达到伤残五级”。但是，倪后来成功怀孕产女。
三人均不服判决，家属全部开始上访，控告张新明、杏花岭区公安局长邵建伟以及法官，但张始终屹立不倒。
对张新明而言，社会混混不足为惧，与手握铁路货运大权的妻子家族反目为仇，却异常凶险。但张最后摆平此事--不仅迎娶了倪燕萍，“李艳清也没坐牢多久就出了狱，现在全家已和好”。
“古典混混”和“现代大佬”的偶尔交锋，前者惨败收场。
外籍黑帮崛起
警方将本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大规模铲除后，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被外籍黑帮觊觎、占据，这是“打黑”前不曾料到的一幕
本世纪初，随着大规模“打黑除恶”，太原以及全山西省一批著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土崩瓦解。
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吸引了以东北和新疆为代表的外地黑帮向山西渗透。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干警称，“在本地混混的压制下，这群人以往比较老实，不成气候。本世纪初，集中打击本地黑势力后，这群人突然崛起，人丁兴旺，至今困扰省城治安。”
2005年12月2日中午，太原最繁华的商业区解放路和水西关交叉口，近百名新疆籍人员手持长刀剧斗，致使2人死亡，多人受伤，场面惨不忍睹。
警方事后查明，2005年以来，新疆莎车籍人员和墨玉籍人员在太原争抢地盘，时有冲突。莎车籍团伙为把墨玉籍团伙赶出太原，从2005年10月份开始，精心策划了这场殴斗。
一周后，警方组织500余名警力，对莎车籍嫌疑人展开集中搜捕，抓获76名犯罪嫌疑人，缴获管制刀具81把、棍棒22根、斧头3把。21名长期在柳巷、朝阳街服装城以及公交车站偷窃的未成年惯偷，也全部由民政部门送回原籍。
这种有组织的依靠新疆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繁华商业地段大规模盗窃、抢劫，已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特征。“但没有好的办法”，“抓了放、放了抓，撵走又回来、春风吹又生”，当地一些干警极为苦恼。
2005年12月20日和22日，太原学府街和长风街又发生两起类似殴斗事件。殴斗的几十人个个臂裹白毛巾，手持棍棒，均操东北口音。
2005年12月24日，太原警方在省体育场抓获54名持械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并收缴手枪1支;随后，又有70名手持凶器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落网。
经查，这些东北籍疑犯的“主业”，是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从事“看场子”，控制娱乐场所“小姐”，并常在一些老板、城中村村官的雇佣下，聚集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进行“摆场子”、打砸等暴力犯罪。
除此，东北籍黑帮还多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设局赌博、敲诈勒索、吸毒贩毒、护送黑车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
“外地籍人群涉黑犯罪问题，困扰着整个山西，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山西省公安厅一位退休干部坦言。
彼时，张新明麾下的金业集团，也被卷入这一问题。
2004年元旦深夜，金业集团的保安队长曹连尉、保安曹连胜两兄弟，率领其余六人，在山西省委大楼斜对面的人行道上，将东北人付士玲当街枪杀。
付士玲，辽宁抚顺无业人员，暂居太原，人送绰号“付老大”;曹连尉，吉林安图县人士，绰号“曹老大”。
按照警方的说法，曹氏兄弟在给金业集团担任保安的同时，还在太原从事“护场子”，向一些歌厅强行收取“保护费”，和“东北同行”付士玲因为抢地盘发生冲突。
警方资料显示，曹氏兄弟作案后，找到时任太原小店看守所所长的陈贵峰，请其将作案枪支藏匿。陈贵峰随后将两支制式连发猎枪抛于小店区一水渠内。在法庭上，陈贵峰称自己与曹氏兄弟是多年的朋友。
曹连尉至今在逃，故枪支来源不得而知。但有金业集团原职工实名举报称，起因是张新明本人在唐都酒店消费时，和“看场子”的“付老大”发生冲突，而非曹氏兄弟。“曹氏兄弟只是保安，陈贵峰自称和他们相交已久，有点奇怪，自降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中国各地开始海选村官。在土地较为稀缺的城中村，竞争非常激烈。太原不少两劳释放分子，开始利用贿赂和暴力聚拢选票，强买强卖强揽工程，为东北帮“摆场子”带来巨大“订单”。
向政法界渗透
进入新千年后，山西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向政法系统渗透，而“领先一步”的大佬则开始向金融界和政界渗透，利用官员独有的审批权力寻租获利
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燕子帮”黑社会组织大案。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经过数次“战役”，“燕子帮”在当地站稳脚跟，人马逐渐壮大。
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这帮“内鬼”，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助其成员逃脱。
2004年，冯小春、郝兵锁等67名“燕子帮”成员被抓获，缴获各类枪支47支，其中半自动军用步枪1支，子弹1400余发。郝兵锁被判死刑，冯小春被判16年。 为“燕子帮”提供保护的中阳公安局长刘植生、纪检书记李保全，亦被移送检察机关。
同期，山西黑道向政法界渗透的另一典型案例，发生在霍州。2006年1月，灵石县市民李建国在霍州可可西里迪厅被殴致死，牵出霍州检察院干警朱耀轩及在公安局治安科上班的朱耀光。
媒体调查发现，和朱氏兄弟一起殴打李建国的，有几名通缉在逃犯，和朱氏兄弟是拜把子。随后，朱氏兄弟的政法手续和家族黑社会背景被媒体“扒粪”，霍州黑社会性质组织“光头帮”和“小刀队”为此全军覆灭，其保护伞临汾市委常委王月喜亦被拿下。
更轰动的“警黑一家亲”案例，当属2005年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当年5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李忠义到太原旅游，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和太原尖草坪区刑警大队刑警刘立民发生争执。
刘立民的“小弟”--当地混混张吉、安胜利等人，在省委大楼对面，用大棒、钢管把李忠义殴打致死。该案庭审时，张吉等人当场承认，他们主要依靠偷窃为生，偷来的钱一多半要分给刘立民，法庭一片哗然。
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合流，成为彼时及未来诸多大案的共同特点。
2010年，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被中纪委双规。这位曾在临汾致力于打黑的“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06年向黑矿主李克伟索要现金2900万元，价值83万元的汽车一辆，此后开始为李的违法犯罪提供保护。
2009年，申公元明知李克伟隐瞒矿难正被通缉，仍将其藏匿于儿子在京的房中达三个月之久。2010年李克伟自首后，申公元随即落马。
2010年的另一桩大案，是阳泉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为首的涉黑组织被破获。“黑老大”关建军，公开身份是阳泉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长。
这一涉黑组织，13年来涉及违法犯罪案件46起。专案组冻结该组织资金近2.6亿元，查封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拘留收禁车辆30余部。
关氏兄弟的一大财源，是垄断了阳泉的“地下赌场”。
从1997年开始，关氏兄弟就开始在阳泉火车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设赌抽头，随后在阳泉市区开设地下赌场多达十余家，其规模浩大，甚至吸引来了石家庄和北京的赌客上门。
2005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全国发起“禁赌风暴”，严厉打击境内外赌博、赌场。而同一时刻，关氏兄弟大肆扩张，在阳泉市南庄百坊仓库等地开设了啤酒机、蛋蛋机赌场，由专人管理，专人放哨、专人专车接送赌徒。
如此无畏，完全仰仗关建军的巡警大队长身份。
而在太原，这场“严打”，让张新明的“战友”武全旺被迫跑路。不久，“三马虎”、“小四毛”时代的老大、马仔们纷纷出狱。这些人一个共同选择，多是奔赴澳门赌场，加入从内地吸引客人到澳赌博的“洗码仔”队伍。
这种洗码仔，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澳门本土洗码仔，不靠抽取投注额1.2%的码粮生活。他们赚取的是客人去澳门赌博时所带赌资的“提成”，额度可达到赌资的40%。
曾在澳门打拼过的一个太原籍洗码仔介绍，山西籍洗码仔群体，在澳门势力庞大，所吸引来的山西客人，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齐名。一些洗码仔，早已不单纯靠洗码为生，而是开设了大户室，成为部分大型赌场的合伙人。
这些洗码仔中的佼佼者，有梁海清、绰号“兔兔”的刘明礼、绰号“六毛”的刘庆元、原“三马虎”团队成员“臭鸡蛋”、大同谢江、古交武全旺、榆次侯连会、晋中赵幸福等人。甚至到了后期，张新明和其大哥张新跃，也积极加入了这门生意。
这种洗码仔，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间。在澳门，赌博合法，但多倍托底式的大额下注不合法;在大陆，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额现金和存款转移到境外，是涉嫌洗钱。而对赖账者暴力拘禁、讨债，更是不被任何一处法律所允许。
2009年，山西晋城公安局在局长李亚力的安排下，一举端掉了赵五庆、崔晋霞和毋红梅三个跨境赌博中介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在对三个案件的梳理中，发现了赌博代理人的一些“秘诀”。
首先是寻找当地有钱人，类似于营销学里的“顾客精准定位”。在山西，豪赌逐渐成为煤炭行业暴发户的病态生活方式。赵五庆的客人中，大多是身价上亿的煤老板，也有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企经理，甚至国家干部。
晋城智博煤业公司的老板赵武智，从2007年起，多次在赵五庆的安排下飞到澳门赌博，先后输掉近亿元。“要么跳楼，要么还钱!”在赵五庆威逼下，赵武智煤矿被抢走;陵川县夺火乡夺火村支部书记王志保，承包煤矿发家，最后被赵武智带到澳门，一夜返贫。
其次是“优质服务”。为了诱惑“财神爷”去澳门，赵五庆们的服务可谓五星级。从代办理澳门通行证到乘机、住店，兑换筹码、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赌。赵五庆在澳门太子星厅租设了赌场，由专门人员联络赌徒，为参与赌博的人兑换筹码;还在珠海开办了珠海兆庆贸易有限公司，负责资金流转，通过该公司将赌资“洗白”。
赌客一旦输光了钱，借下高利贷，赵五庆会立即翻脸不认人，打手不断上门讨债，甚至不惜故意伤害。晋城警方称，赵五庆等人的涉案额，已经达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2012年，太原市公安局宣布查获了一群暴力讨债的洗码仔。经查，绰号“胖老三”的史建辉，以太原盛辉贸易公司为掩护，频频组团带领太原、晋中、吕梁和临汾的富商，集体到澳门豪赌。
柳林县老板高继平，因此欠下了史建辉千万元，最后被扣押在太原“嘉怡大厦”62个小时。打手们轮番虐待高继平，逼迫其打下了2400万元的欠条;中阳县煤老板南三平，被史建辉带到澳门赌博，不仅输掉了煤矿，还欠下巨额高利贷，最后被史建辉的打手挑断脚筋。
在山西采访时，所到之处，皆能听到当地一些煤炭富豪在澳门输得倾家荡产的故事。这种大规模跨境赌博洗钱、暴力讨债，没有警方人员的故意放纵甚至暗中保护，绝无可能。
山西大规模的跨境赌博和洗钱，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政经生态，导致资金外流，有的地区经济凋敝。
“张新明案发也与此有关，所以谢江、武全旺也同时被抓。”有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张被带走后两天，在逃多年的“拐五”亦被抓获，其长期躲在“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里。太原万柏林公安分局一位干警介绍，位于万柏林区的金大酒店和杏花岭区的东金大酒店，全部是“拐三”的产业，长期设有“百家乐”，就是公开的赌场。
2008年，苏浩接任太原市公安局长两个月，就派人端掉了东金大酒店赌场，抓获133人，批捕32人，“拐三”仓皇出门避祸。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不久就摆平了”，“我们的一些干警，平时根本不敢查金”。
染指煤炭业
能源基地独有的产业结构，注定了黑恶势力会染指以煤炭为主的矿业，这成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山西黑道的“主旋律”
2003年开始，中国煤炭价格节节攀升，从而造就了晋陕蒙地区前所未见的暴富人群。
一位古交矿主提供的收据显示，2003年，其煤矿坑口价为每吨160元;2005年-2008年四年间，其坑口价分别为240元、450元、850元和1000元。
黑恶势力一直寄生于利润最高的黄赌毒。当煤炭利润堪比黄赌毒时，自然引来了各种势力的争夺。
在孙中山题字“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阳泉，“黑老大”兼巡警大队长的关建军，把矿业抢夺战搅得高潮迭起。
2003年煤炭市场好转后，关建军黑社会团伙先后霸占了平定西锁簧煤矿、平定胡家庄煤矿、平定卓正煤矿、宁艾煤矿、北庄煤矿、昔阳北坪煤业等众多煤矿的经营权;其组织成员还在阳泉市郊区、平定、盂县大开“黑口子”，公开盗窃国家资源。
阳泉附近的昔阳县北坪煤矿，前身是北南沟村办煤矿。在多次资源整合后，法人代表吴岳林已无力继续投资。关氏弟兄突然介入，表示愿意贷给吴岳林350万元，条件是承包该矿十年。
关氏弟兄随后引入了福建宏达土石方公司，垫资承包北坪煤业的土石方工程。2009年，早就设计好了的关氏弟兄准备将该煤矿以5亿元价格出售，但又不想支付宏达公司已垫付的工程款。2009年4月，关氏弟兄组织200余名“混混”，持械闯入宏达公司驻地大肆打砸，造成多人受伤，对方只得撤离矿区。
法人代表吴岳林不签字，煤矿无法过户，而吴坚决不卖该矿。但在喝了关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后，吴岳林被关建军抓到阳泉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
同病相怜的宏达公司老板积极帮助吴岳林行政复议，将其救出戒毒所。但紧接着吴岳林又被关建军抓回阳泉，关进戒毒所，反复数次。最后，吴岳林远走广西避祸。
吴岳林被抓期间，北坪煤业以5亿元被非法出售，更名为“安顺北坪”煤业，开采者亦变更为华通路桥公司。
关建军落马后，因煤矿手续变更中的诸多瑕疵，北坪煤业所在村委会和华通路桥公司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去年7月，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突然被中纪委带走。有观察者分析，已落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或涉王国瑞一案。
有当地人称，华通路桥公司因采用露天开采，和当地居民经常发生摩擦。而出动“护矿队”站场子，是这些老板的基本方法。
和阳泉人一样，争矿引发的矿区大规模殴斗，在山西各大矿区居民眼中，已成家常便饭。
2009年10月12日，山西临县白家峁煤矿的保安科科长李保明，带着两大卡车“打手”包围了占领煤矿的村民，一番械斗后，4名村民丧生;
2011年6月，福建煤商卓杏生带领200多人，乘坐40多辆轿车、越野车，手持猎枪、大刀、木棍，在晋中市和顺县上元煤矿打砸抢半小时…… 针对煤商群体的黑社会性质侵财案件，亦开始在山西高发。
2008年4月，临汾“混混”师泽峰等四人，闯入乡宁煤老板刘某家中，将其捆绑蒙面，敲诈了1000万元撤离;
2010年11月12日，山西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勋夫妻，被三个觊觎其财富已久的外地人入室抢劫后杀害，媒体称“王为亿万富翁，在洪洞拥有煤矿”。
提及绑架煤老板，不得不说到与张新明交好的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苏浩。2007年12月，同煤集团热电公司总经理刘丽军遭到绑架，劫匪开价500万元。刘的父亲，是彼时同煤集团董事长刘随生。时任大同公安局长的苏浩很快侦破了此案，获得一片好评。不料，2011年11月12日，两名男子又结伴洗劫了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的豪宅，劫走财物5000余万元。
为了帮助白培中隐瞒财产来源，时任太原公安局长的苏浩操纵干警办假案，最后引发山西官场“连环溃败”，至今余音不绝。苏浩的继任者李亚力、柳遂记亦连续倒台。本是黑帮天敌的公安局长连续三任涉贪涉腐，令人嘘唏。
对张新明而言，自2003年开始，对一系列煤矿的争夺，一直伴其前行，屡屡成为新闻明星。
表面看，张“吃相文雅”，并不使用暴力夺矿，但据《财经》记者在古交的调查，这一切均是表象。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张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规模私挖滥采，并频频通过操纵司法，设局对其他矿主进行“趁火打劫”(详见本期“张新明再起底”一文)。
山西黑道风云30年，其做大做强的轨迹，正和山西官场沉沦同步。在山西官场因腐败而到达崩溃临界点时，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级换代，从单纯的暴力团伙，转型为公司化运作、并向政界警界深度渗透的社会毒瘤。
万幸的是，清算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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