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刘仰内忧外患的百年变迁
我在网上刚刚发表了
文章指出:古希腊、古罗马留给我们两个最高、最大、最直接、最广泛的大民主:一个是全民公决,一个是全民直选,全都神圣无比,全都震撼人心,让人深信不疑,结果全都惨不忍睹。第一个惨不忍睹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历史管这种现象叫多数人暴政。第二个惨不忍睹是这样一个实行高度民主的国家竟然被一个实行君主制的国家给消灭了?原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就是一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恩格斯1871年4月11日就发现说:“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所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就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马恩全集17卷672页)这说明他确实看到普选制有弊端,其实,
在这之前,英国散文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就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流行病,各国人民由于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才得了这种病。紧接着
恩格斯就嘲弄“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 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预定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统计人数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 ,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生存。也许有人提出希腊和罗马来?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参见(马恩全集第七卷 305页 评托马斯·卡莱尔 当代评论)
普评制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恩格斯的这句话:“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 ,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
12月14日,我发表了
文章说: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社会主义的婴幼期、青春期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官僚制,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何以见得?
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1871年3月18日夺取政权以后,因为迫不急待地举行普选。然后,就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普选产生的争吵不休的巴黎公社。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万众欢呼。就连前来探听风声的梯也尔的暗探,都垂头丧气地回到凡尔赛,向他们的主子报告说:“整个巴黎是一条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365~374页)当时,革命力量空前强大,有谁会想到再过两个月的时间,到5月28日公社就会彻底失败呢?还有,
就是在1989年6月份,苏共把全部权力交给差额普选产生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有谁会想到?1991年底,一个经过7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已经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并且在政治、经济、民族三大危机严重到无可复加的程度时,还有76、4%的选民、80%以上的高级军官真心拥护的苏联竟会解体?!……特别是南斯拉夫,在有了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覆的教训以后,还要搞大选。结果,不到一年半就正式一分为五。教训何等惨痛啊!!!
同时,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地区同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你比如,
埃及就是先有普选,然后,才有花儿革命;台湾也是先有普选,然后,民进党才能做大,国民党才能下台。香港同样也是先有直选,然后才有泛民主反对派的议员诞生,然后才有香港占中。为什么香港占中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偏偏在2012年,香港立法会直选一半议员以后才发生呢?
以上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认真真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的主流理论到底哪错啦?
虽然,闹了60多天,给香港造成巨大创伤的“占中”,已基本告一段落。但我还是要说:
在香港搞不搞普选,最没发言权的就属英国。英国统治香港那么多年,哪一年开始搞普选不行?!为什么非得等到中国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才突然醒悟,要让香港搞普选?!!居心何在?!!!
原来在普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干涉政治,甚至是别国的政治。陈水扁就深谙此法,他不但买通美国的议员、咨询公司,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花钱贿买象巴拿马这样一些小国的领导来支持他搞台独,……
只要你们国家实行普选制,美国想干涉你们国家的政治就一定能干涉成。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克兰,远一点的就是智利,其前总统阿连德虽然是民选总统,有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还不是死于非命……
普选是个双刃剑,美国总统也怕它。里根在大选期间公开反华,上任之后又亲华……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犹太人,如此这般……“全是大选惹的祸”。
人们的善良愿望,总是想通过大选获得民主、和平、统一和稳定的发展。然而结果却总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
在普选制条件下,谁掌权,谁就可以把谎言重复成真理。德国侵略别国的时候是这样;日本侵略别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美国侵略别国的时候更是这样,如果不把谎言重复成真理,美伊战争就无法发动。骗,可以骗人一时,但无法骗人一世。美伊战争的功过、得失,实践、时间、百姓自然会给出最为公正的评判。
落实普选原则,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巴黎公社和前苏联,而且他们没受一点铜臭的污染。还没有奴不奴隶,男的、女的,黑人、白人之区别,全有选和被选的权力,并且参选率之高更为美国所难以逾越。巴黎公社的社员和苏联百姓付出那么多,那么虔诚地实行普选制,回报他们的却是失败!失败!!彻底的失败!!!正如列宁所言:“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者作为人类的大多数,它们在实质上是要追求和平、民主、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人类理想的。普选制的实质则是要人们追求超乎国家和百姓利益之上的个人价值最大化。竞选就是党派、个人在争权夺利,为此,他们才不计成本——美2000年的大选费用超过了三十亿美元。2004年大选的费用据说还要高,并且不包括政府为了大选而多花的保安费。同样不包括政府多花的保安费,布什总统就职典礼的庆祝费就花了四千万美元。这大把大把的金钱,不为民所用,全都打了水漂,老百姓心疼不心疼?!不择手段——为了战胜对手,花钱贿选者有之,动粗伤人者有之,刺客暗杀者有之,(历史上,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现如今,为了顺利连任村官,永嘉县上塘镇下湾村原村委会主任王A,竟然谋杀了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此案已告破,时间:2008年07月15日 05:45 稿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美大选期间,有人要刺杀奥巴马,这不是空穴来风吧!黑金政治、政商勾结,更是比比皆是——曹锟贿选是昨天的事,今天,百万元贿选村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2003年山西河津市老窑头村村民王玉峰就斥资194万贿选村官。台湾民进党花钱组织05.3.26游行、台湾历届执政者的凯子外交、日本为了当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到非洲去买选票全是今天的事、等等、等等则是明天的事。……因此,
我们讲英国在撤离香港之前,彭定康想人为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在为搞垮香港提前埋下一个最带根本性的“定时炸弹”呢?假如,
香港实行一人一票真正的普选,(美国也没这样做啊!)那就会变成立法独立、司法独立、行政独立、财税独立,甚至外交也要独立,因为各种势力都可以脱离中央,归属欧美日各国,各说各话,就像俄罗斯的车臣怎么办?请看普京
上台之后,就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开始往回转,特别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地方领导的直选方式就被普京取消了,俄国家反分裂、反恐怖的能力得到加强,普选制实际上就被普京演变成民主集中制,经济开始复苏,国力开始增强,人们看到了再次复兴俄罗斯的希望……我们再来看看
欧美为什么如此激动的插手香港占中?这是因为他们真正懂得,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当一个立法、司法、税务、行政全部独立的香港出现,不亚于在中国身边安了一个巨型炸弹。欧美势力可以堂而皇之的影响干涉香港的选举势力,选出倾向于自己的行政政府,以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动荡,将可能动摇整个中国的稳定。
参与香港占中的青年学生过于幼稚,也过于无知,他们不被推向前台,那会是谁?下面请看,
内忧外患的百年变迁
刘仰 2014年12月20日
当今中国,反腐与反颜色革命哪个重要?这个话题最近有很多争论。它似乎是新话题,其实是旧话题,或者说是旧话题在当今中国新的表现方式。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挑战,中国需要变革,渐渐成为共识。但中国应该如何变?这个问题的共识并不那么轻易能获得。这里我要再次强调我的一个主张,对于中国的改革,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西方社会构建了一种理论结构,即在历史进步论前提下“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因此,中西方之间呈现出西方主动冲击、中国被动回应的关系。按照这种理论,西方是积极的、开放的、活跃的、进步的、文明的,中国是僵化的、封闭的、麻木的、落后的、野蛮的,所谓变革当然明确地指向中国。或者说在内外两个方面,“外”是好的,需要变革的只是中国内部、中国自己。一百多年前在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至今让西方念念不忘,因为,义和团也希望变革,但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团将变革的对象明确指向西方,也就是说,中国最需要的变革是反抗西方。在内与外两个方面,在内与外两个立场,我们看到截然不同的主张。简单说,西方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内部,中国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来自外部。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有过激和偏颇。到了五四运动时,一群有抱负的中国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个口号的背后其实就是说“内忧与外患”都需要重视,内部与外部都需要变革。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由此也导致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和正确力量,导致中国革命的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并没有顺利地成为共识,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无非是重复了西方人把中国问题的核心放在中国内部的观点。蒋介石作为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废和明显的倾向性,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只承认内忧、不承认外患,或者只承认外患、不承认内忧,都是片面的。在明确内忧外患两者皆存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反帝反封建,攘外必先安内、反腐反颜色革命,只是一个旧问题在不同时代的表述。虽然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在一百多年历史中处于相对最安全的阶段,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今中国不存在外患。尤其是,各国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外患的表现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西方来说,殖民地时代的武力占有方式,在后殖民地时代终于被颜色革命取代。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西方人拿着刀枪、开着炮舰冲在前面;后者是西方人拿着金钱、提着喇叭躲在后面。因此,如果说当年的外患是崇尚武力的西方,那么现在的外患就是崇尚洗脑的西方以及他们培养的代理人。
由此,我们再回顾中国共产党当年提出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主张,就会看到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三座大山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事实上,它依然是指内忧外患两个方面,只不过把官僚资本主义当成是西方代理人特别地指明出来。所以,对于当今中国,反腐与反颜色革命,不是二者取其一,而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套一句老话: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注:本文刊于“海疆在线”,链接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