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为何西媒骂中国却不敢惹新加坡
这篇文章2005.5.22草,最早发表在我个人付费的《百姓论坛合建网》, 2006.12.7改 12.12二改之后,最先发表在
【人民网两岸论坛】 寄语香港百姓 ( mayc53 2006-12-13 17:43:02 ) 12019字 ( 0/64/0 )
2008.12.21三改,这是因为通过央视海峡两岸、天津今晚报、以及网上的相关报道,使我对台湾实行普选的具体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题目才被改成现在这个题目。2009.4.30四改,内容就现在这个样子了。文章指出:
在香港搞不搞普选,最没发言权的就属英国。英国统治香港那么多年,哪一年开始搞普选不行?!为什么非得等到中国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才突然醒悟,要让香港搞普选?!!居心何在?!!!
原来在普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干涉政治,甚至是别国的政治。陈水扁就深谙此法,他不但买通美国的议员、咨询公司,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花钱贿买象巴拿马这样一些小国的领导来支持他搞台独,……
只要你们国家实行普选制,美国想干涉你们国家的政治就一定能干涉成。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克兰,远一点的就是智利,其前总统阿连德虽然是民选总统,有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还不是死于非命……
普选是个双刃剑,美国总统也怕它。里根在大选期间公开反华,上任之后又亲华……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犹太人,如此这般……“全是大选惹的祸”。
人们的善良愿望,总是想通过大选获得民主、和平、统一和稳定的发展。然而结果却总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
在普选制条件下,谁掌权,谁就可以把谎言重复成真理。德国侵略别国的时候是这样;日本侵略别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美国侵略别国的时候更是这样,如果不把谎言重复成真理,美伊战争就无法发动。骗,可以骗人一时,但无法骗人一世。美伊战争的功过、得失,实践、时间、百姓自然会给出最为公正的评判。
落实普选原则,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巴黎公社和前苏联,而且他们没受一点铜臭的污染。还没有奴不奴隶,男的、女的,黑人、白人之区别,全有选和被选的权力,并且参选率之高更为美国所难以逾越。巴黎公社的社员和苏联百姓付出那么多,那么虔诚地实行普选制,回报他们的却是失败!失败!!彻底的失败!!!正如列宁所言:“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者作为人类的大多数,它们在实质上是要追求和平、民主、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人类理想的。普选制的实质则是要人们追求超乎国家和百姓利益之上的个人价值最大化。竞选就是党派、个人在争权夺利,为此,他们才不计成本——美2000年的大选费用超过了三十亿美元。2004年大选的费用据说还要高,并且不包括政府为了大选而多花的保安费。同样不包括政府多花的保安费,布什总统就职典礼的庆祝费就花了四千万美元。这大把大把的金钱,不为民所用,全都打了水漂,老百姓心疼不心疼?!不择手段——为了战胜对手,花钱贿选者有之,动粗伤人者有之,刺客暗杀者有之,(历史上,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现如今,为了顺利连任村官,永嘉县上塘镇下湾村原村委会主任王A,竟然谋杀了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此案已告破 ,时间:2008年07月15日 05:45 稿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美大选期间,有人要刺杀奥巴马,这不是空穴来风吧!黑金政治、政商勾结,更是比比皆是——曹锟贿选是昨天的事,今天,百万元贿选村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2003年山西河津市老窑头村村民王玉峰就斥资194万贿选村官。台湾民进党花钱组织05.3.26游行、台湾历届执政者的凯子外交、日本为了当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到非洲去买选票全是今天的事、等等、等等则是明天的事。……因此,
我们讲英国在撤离香港之前,彭定康想人为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在为搞垮香港提前埋下一个最带根本性的“定时炸弹”呢?假如,
香港实行一人一票真正的普选,(美国也没这样做啊!)那就会变成立法独立、司法独立、行政独立、财税独立,甚至外交也要独立,因为各种势力都可以脱离中央,归属欧美日各国,各说各话,就像俄罗斯的车臣怎么办?请看普京
上台之后,就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开始往回转,特别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地方领导的直选方式就被普京取消了,俄国家反分裂、反恐怖的能力得到加强,普选制实际上就被普京演变成民主集中制,经济开始复苏,国力开始增强,人们看到了再次复兴俄罗斯的希望……我们再来看看
欧美为什么如此激动的插手香港占中?这是因为他们真正懂得,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当一个立法、司法、税务、行政全部独立的香港出现,不亚于在中国身边安了一个巨型炸弹。欧美势力可以堂而皇之的影响干涉香港的选举势力,选出倾向于自己的行政政府,以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动荡,将可能动摇整个中国的稳定。
参与香港占中的青年学生过于幼稚,也过于无知,他们不被推向前台,那会是谁?还有,香港政府的应对是不是也有很多应该改进,可以改进的地方?下面请大家看看李光耀的应对,是不是对香港政府也有所启发?
为何西方媒体骂中国,却不敢惹新加坡
文/司徒格子
李光耀说过:“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花园城市,经济发达,金融中心,街道干净,人民生活幸福,官员清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高大上的国家。
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几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了?西方媒体那么擅长质疑政府,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国家?
其实,媒体对于新加坡的批评,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而剑桥大学毕业,在英国拿到律师执照的他,从来不靠嘴巴斗争,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让媒体付出惨痛代价。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来,那些和他打过架的媒体,只能用“太年轻,太简单,有时还有点幼稚”来形容。
掌控国内媒体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之后,从来没有反对派对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有过任何威胁,在议会的80多个席位里,反对派好的年头也只能拿2、3个。李光耀把政治对手都收拾的服服帖帖,遑论散兵游勇的媒体。
李光耀旗帜鲜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闻freedom”那一套。在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前,面对仇视该党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李光耀公开威胁说,如果赢下大选,“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海峡时报》编辑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结果呢?30多年后,李光耀不无得意的回忆道,“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1965年,该报迁回新加坡后,转而支持行动党,但李光耀“并未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
那时候新加坡乱啊,离花园城市、金融中心还有差不多一百年的距离,街道是臭的,河是臭的,甚至整个GDP的20%,竟然都来自英国驻军。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都在暗流涌动,通过控制媒体来传播观点,这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中,是一种后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掺杂的复杂状况……如果你让我说人话,那就是新加坡有很多“美分党”。
对于这些“美分党”,李光耀基本就没客气,连吓唬带谈话,进入他视野的基本都被击退。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决定从制度上毁掉持不同意见媒体存在的可能。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个夸张的比例,自然会导致报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了算,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掌控之。除此之外,还设立了特别股票“管理股”,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可以获得管理股。
谁获得了管理股?精明的李光耀,把它们分给了本地的四大银行,这些纯粹利益驱动的第三方,才没有兴趣理会“西方新闻freedom”这回事,让他们当股东,和让政府当股东区别不大……“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没打算掩饰。
驯服西方媒体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一个英文是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的国家,曾经一贫如洗被马来西亚赶出了家门后不知怎么办的国家,西方媒体以为,新加坡又是他们遇见过的那种后殖民地。于是,批评报道纷至沓来,针对李光耀这个长期执政者的批评也不少。
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了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呵呵;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当然啦,人家没登。然后《时代》的销量被从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
《时代》杂志“听话技能”get。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get了这项技能,比如《经济学人》、一些主流通讯社等等,有好几家还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是《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总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销量从5000减到了400,然后一向爱对他国表示遗憾的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了遗憾。
有政府撑腰,《华尔街日报》本该舒服点,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于是对方没再插嘴。
随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卖报收入”,拯救那些想读本报而不可得的读者,免费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没有?李光耀也来了个道德感爆棚的回复:可以,但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灰溜溜的表示不接受,辩驳说这样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李光耀立刻在道德爆棚基础上,将人类道德提到了新的标杆:新加坡政府来出你们额外开支的一半。
该报拒绝后,再未回应。
最为精彩的则是李光耀大战《泰晤士报》。那是1990年,该报一位记者发文指责李光耀本人,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亲自应战,于是写信给这位叫莱文的记者,邀请他在伦敦来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对方第一波认怂的理由是,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李光耀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他早就联系了BBC的主席,答应腾出半小时给这场辩论。
对方第二波认怂的理由是,你在报纸上被骂的就应该通过《泰晤士报》作出回应,不能换媒介啊。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当面对质真遗憾啊,《泰晤士报》没登。
于是李光耀买了《独立报》买下半个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等了出来,并在BBC接受采访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那个记者就真的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呢!
李光耀的一句话讲的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的自由报刊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面对这些媒体的时候,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隔空开骂,收效甚微。
站在东方一个小国的李光耀,历经半世纪国家飘零,发展之艰辛,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心。与那些只会对骂的国家不同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同样面临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中国不妨从李光耀应对策略中寻找一些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