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苟文俭

在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儿女缅怀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际，有人在网上披露了宋庆龄夫人在1949年以后我国大陆关键历史时期的几次发言。

既然孙中山先生是国之父，宋庆龄夫人理所当然就是国之母。

因作者非常了解或亲身经历了我国大陆这些关键的历史，非常感慨国母的真知灼见与仗义执言，非常受感动，因此特写此日志，以示作者对国父孙中山、国母宋庆龄的无限缅怀！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国大陆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工商业改造运动，主要通过“入股” 的“没收”手段，消灭工商界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从而剥夺了我国大陆数十万的资阶级的所有财产，使他们一夜之间就沦落为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信说：

“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作者注：当时，资本家们既使对政策有怀疑和恐惧，也决不敢有任何后悔和抱怨的表示，否则轻则劳教、判刑，重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二）

1957年，我国大陆开展了堪称人类之最的“反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政治运动。在该运动正在全国各行业的每个角落轰轰烈烈开展的关键时候，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信说：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作者注：1957年我国大陆反右斗争中被判刑的，据说是37万，受冲击的要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也有死心塌地的右派分子被判死刑遭枪杀的，他们都是各个行业敢于讲真话的知识精英或优秀人才。所幸的是，30年后，他们全都被宣告无罪，但所有右派分子，均未得到沉冤30年的任何补偿)。

（三）

1966年，我国大陆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一荒诞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们仍会记忆犹新。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及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流露出了无限的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宋庆龄在这些信中说：

“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对总理周恩来说：“她（注：指宋庆龄）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

周、李在传达毛主席的话时，他们对宋庆龄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以后，宋庆龄便称病不再出席一些节日活动或招待会。

（四）

1977年粉碎了“四人帮”，我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

“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庆龄说：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庆龄听后微笑着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耀邦、李先念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提出了两点请求：“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五）

1949年以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7年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信后，党中央毛主席当时的表态是：“宋（注：指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很可惜国母宋庆龄的真知灼见与仗义执言，对当时的时局没有起任何作用。

也正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育”， 才使我国知识界的主流不再以敢讲真话为荣，而是滋养出了“指鹿为马”的、识时务者的“俊杰”思维与文化。

1957年的那场反右派的斗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写于201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