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11日 转载)

    来源：多维

转贴者按语：

因为该篇文章分析的似乎很合乎当今中国政治的现实，可是原文作者却又完全没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认为让当今的中国人开展一场理论大辩论就能把问题解决了。而根据本人的分析，其实即使开展一万年理论大辩论也是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的。

但是本人认为中国的复杂艰巨的问题其实是很好解决的。

参见本人附在本文后面的文章就知道了。

随着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登上政坛巅峰，有关这一代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政治倾向“是左是右”的猜测一直众说纷纭，理由在于观察家们认为这将主导未来十年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而近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光明日报》上刊文，重新解读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政治意义。文中透露，习近平曾在讲话中表示，如果否定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站住，就会天下大乱，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而中国社科院亦在“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中，通过数据分析、比对，结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这一组数据也颠覆了很多观察家以往对于中国民众左右分化的主观感受。同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非左即右，隶属两个阵营，正在展开一场“向民主政府过渡”和“建立民粹主义威权体制”的博弈。虽然理性上分析，毛泽东与邓小平并不能简单定义为左右两派精神领袖，但是在中国民间绝大多数民众将毛邓二人看做是二元对立的关系。那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如何重新定义“左”、“右”两派?否定左右或者超越左右的探索能否实现?今天中国左右学者动辄以彼此抹黑、谩骂乃至约架来解决彼此矛盾的做法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又是否需要一场大讨论来让两方重新获得某种共识?种种疑问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探讨意义。 

　　毛邓关系决定左右水火不容

    　　对于左右派的定性，如果在教科书和百科里寻找答案的话，其定义甚至会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座位。然而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制度下，传统的左派定义“对于当代中国是不适用甚至相反的”，例如在其他国家，民族主义都属于右派甚至极右翼势力，而在中国，民族主义者通常会被认定为左派。

    　　究其原因，在于中共本质上是一个左派的政党，而建政者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崇尚阶级斗争为纲的领袖人物。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还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几年内，右派有同情、相信或支持资本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进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意思，虽然这种意向不一定很强烈。相反，左派则是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支持彻底革命、支持输出革命，等等。由于右派一度被普遍认为是反动的、消极的，一些政治斗争失败的“极左派”，如“四人帮”，也曾经被定性为“形左实右”。

    　　而在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从此一些人有了“右派”这个政治身份。右派是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共产党领导、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的人。“右派”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合称“黑五类”。相反，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等红五类被认为是左派的中坚。1967年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左派通常自诩以道义上的正统性，将右派简单定义为“汉奸”。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虽然官方认为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是一种传承关系，但是在中国民众的认知里，毛泽东思想的内核是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是革命，毛本人是中国左派的精神“上帝”。邓小平及其理论的要义是经济发展，是对外开放，是改革，虽然右派不是百分之百支持邓小平，但是迄今为止邓小平有关经济改革、政治制度、新闻自由的很多表述仍然被很多右派奉为“金科玉律”。在毛泽东的统治下，邓小平曾三次被贬，而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旋即清除江青等“四人帮”，对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将其拉下“神坛”。

    　　可以说这两人虽同为中共领袖，但他们分别所代表的思想也被认为颇有些“水火不容”，关系实难说得上融洽。

    　　但是无论左右如何看不惯对方，在经历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的中共三十余年的现代政治历史中，当局对待左右的思维也伴随着经济的腾飞逐渐演化为“两不”——“不折腾，不讨论”，高层在政治上不多做折腾，一心一意搞建设，民间在政治上不多做讨论，鼓足干劲促发展。

　　薄熙来事件引爆左右之争

    　　但是这一切在2012年发生了转变。这一年是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换届年，同时又发生了轰动海内外的“薄熙来事件”。而在2011年重庆最受瞩目之时，这个西南边陲重镇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曾被视作毛泽东的正统代言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开始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罔顾司法程序地大规模打黑。并且高举毛泽东理念中重要的均贫富旗号，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赢得共鸣，一时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今天就有大陆学者认为，回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整合和提升毛泽东主义左派力量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持这类思想的学者和民众规模并不小。但缺乏有魅力的领袖、明确的路线、统一的组织，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重庆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成了整个毛左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一大批毛左学者心目中的“教主”。

    　　自此，在改革开放后沉寂了三十余年的毛左再次形成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毛派舆论重镇的乌有之乡网站和所谓社会进步网，两年前即发布所谓“汉奸”名单，当时大陆二百位持不同意见的公众人物皆在其中，其头像均被置入绞架。乌有之乡去年年底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所谓“抓汉奸”正式写入了他们的政治报告。“抓汉奸”成了所谓“二次文革”的突破口，并迫不及待地付诸预演：冲击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课堂，焚烧南方系的报纸，对学者茅于轼施以直接的人身威胁。

    　　在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一直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担任舆论阵地的“乌有之乡”随后被关闭。事实上，回顾整个薄熙来事件，在大陆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不在于其经济或法律层面的意义，而更多的在于其所代表的毛左思潮的抬头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不断碰撞的现状。而被认为是右派代言媒体的《南方周末》也在2013年年初发生了新年献词被改事件。不过这些事情都不能阻止中国在进入“习时代”后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

　　党同伐异偏离学术争鸣

    　　自那之后，随着网络媒体如微博的盛行，左右之争开始转移战场，两派学者语言攻击日盛，互盖帽子，约架、抹黑之事层出不穷。左派被冠以“五毛党”等名头，而右派则被讥为“带路党”“美分党”等，唇枪舌剑。左派学者如孔庆东、司马南、胡锡进、染香等，右派如茅于轼、于建嵘、李承鹏以及一批南方报系记者。

    　　这一批左派学者，被认为是以恢复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尊严与道路作为底色，间以建国以来历史与领袖的褒赞的思潮，在公共政策上怀疑邓小平及其后续者主张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经济政策，多项改革的弊端都来源于自由化。身体力行的一大批现任官员是“买办”性质的，出卖中国利益，并认为经济上的自由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苦难。在历史评价上认为毛泽东时代社会正义、社会平等，生活福利远好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减弱。在自我评价上将自身看作爱国者和毛主义拥护者，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而右派学者本着以自由主义作为前驱，兼谈法律制度的建设与人道主义的施行，带着不容质疑与缺乏宽容的质素怀疑左派过于崇毛将把中国带回文革。

    　　他们认为崇拜毛的绝大多数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信仰毛第一是路径依赖，能够接轨亲切记忆即接轨他们过往的精神资源;第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毛仍属于政治正确，并因为政治正确能够保障政治上的安全;第三是毛平均主义和造反有理的主张能够解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能够满足他们抗议现实的需要。对绝大多数普罗大众而言，对毛泽东的信仰是最本土、最短平快、性价比最高的信仰“产品”。不仅精神上有归属感，政治上更有靠山。从来弱势的他们，因为毛教的加持而强悍起来，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左派学者韩德强掌掴八旬老翁的事情。

    　　无论是左还是右，这种近似“党同伐异”的心里折射在现实生活中就变成了公诉茅于轼以及约架吴法天，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左右之争成了中国最大规模的行为艺术，两派学者正在意识形态和学术争鸣的路上越走越远。

　　超越左右更需达成共识

    　　鉴于中共政权的特殊性以及今天的左右矛盾如此难以调和，思忖能否有观点或者人能够超越左右呢?目前外界抱以最大期望值的就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从目前习近平的种种表态来看，首先在上任伊始即提出中共首先要明确“走什么样的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的问题，“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一针见血地展现出自己意图超越左右的姿态。随后又在省部级官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两个不互相否定”的理论，更是将这种思想拔到要融合左右的高度之上。毕竟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一直在强调要继续改革，而继续改革的前提就要各派达成共识，达成共识的前提就是大家消除误会和不信任感，互相理解与信任，甚至超越左右观念上的分歧。

    　　多维新闻此前在分析中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不能割裂，不能否定”并非错误。尤其是“不能割裂”的背后反映出，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所取得的成绩和所犯下的错误，为邓小平提供了执政经验，让邓小平、陈云等人明白了“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而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官民关系紧张等问题也需要从建政前三十年吸取经验，这种将历史统一、不割裂来看的思想方法符合中共的辩证统一的唯物历史观。

    　　当然，也可以更加“阴谋论”地认为，习近平的此番话可以被认为是在调和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薄熙来事件”前后，中共党内关于“做蛋糕”还是“分蛋糕”存在一定争议，而在很多官员的眼里，“做蛋糕”代表着邓小平的继续改革理念，“分蛋糕”则意味着更倾向于毛时代共同富裕的政策。习近平作为“新主”，在亟须党内共识的情况下，向党员发出号召，无论是毛，还是邓，都是中共探索社会主义的一个时期，两者不能分割、否定。希望以此为基础，逐步开始建立自己党内的威信，为下一步执政奠定基础。

    　　虽然毛泽东直到逝世都坚持认为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结合目前的舆情，可以发现，认同习近平这种超越左右观点的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增多。毕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愿给自己贴上“左”、“右”标签。左、右的概念在中国几经变换，有很强的价值判断与政治色彩，多数学者并不认为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能开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历史表明，左右之争只存在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间，30年来一直如此。而自由派提到政治改革必称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替，许多左派至今跳不出苏联国家主义的影响。左右派都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推崇的理想之路，但生硬的主义很可能让中国误入歧途。

    　　当须坦言，左右派各自给中国改革提供了内容上的选项，中国之大，必能容各种异见甚至极端，左右的碰撞有它的功绩。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理性论辩的环境相当差，宽容缺失，一争论就相互攻讦如仇雠，彼此很难实现思想交流，更谈不上达成共识。如果中国社会的改革被左右派操控，社会很容易走向分裂和不稳定。

　　中国需要一场大辩论

    　　而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历史的经验证明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后，再进行一场全新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大讨论。这个大讨论缘于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客观现实，又是当局近几年来有目的地对舆论进行放松而产生的惯性结果。上承上世纪80年代大讨论的余音，重新开启新一次初级阶段的百家争鸣。甚至可以说，由“重庆经验”和薄熙来事件开启的左右之争恰是这场大讨论的序幕，只是其中演绎的谩骂和约架，显得不是理性之举。

    　　当然，由于左右之争这个议题的庞大和中国社会分化的复杂性，毕竟左右派系的分化某种意义上简化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导致很难在一篇文章中梳理近几年来中国左右势力的演变。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进入了30年来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初期。各种思潮汇聚碰撞之下，自上而下、从政治层面到社会层面都会一如既往。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这种情况在整个宏观历史中所代表的意义和造成的影响，更需要长时间的观察。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对比参考文章：

当今中国政治深度分析：因为没有英雄，所以天下纷争

中共的十八大、十二届人大、十二届政协现在都已经开过了。从这些重要会议的报道中透露出的信号，却反映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现实：当今中国的高层其实在理论上和见识上都是分裂的、或者说是不一致的。

一．从中国政权高层的意见不一致说起

根据公开的报道，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关于中国的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上，中国高层的几个常委的意见显然是不一致的。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讨论时强调“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李克强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称，要着力推动转型发展，在理念上有创新，在实践上有行动。“今后五年，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还在于推动经济转型。我们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形成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相反我们再看另外几个常委的意见却是：

刘云山在内蒙古代表团发言强调，“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发展，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努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刘云山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自信”：“进一步坚定自信…有了自信，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更加执著坚定而不能摇摆不定…”： 刘云山的观点显然还是江泽民时代坚持的那套东西。同样的，张高丽在天津代表团发表讲话也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用心做好经济工作。”“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张德江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说到底，是发展的差距。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显然的这些常委的讲话都还是江泽民时代坚持的那套东西。

上述两个方面讲话的明显区别是：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讲话强调思想解放和继续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上的改革；而其他的常委的讲话则是坚持原来的东西不作任何改变：说明白了就是除了发展经济以外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因为中共历来的传统都是高层的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凡是表达出来的都是高度一致的：过去中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次却发生了如此大的不同：因此引起外界的关注是必然的。

还有一件能代表当今高层意见分歧的事情，就是2013年的《南方周末》在其发表的元旦献词中提习近平的“宪政梦”，结果被广东宣传部更改，而引起全国议论与争论的事件。

还有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思想；而谁知道竟然在十二届人大会议期间有人下密令不准在会议上提“宪政”的说法：“海外媒体报导说，两会中有人下禁令，不准讲宪法，不准论宪政”。而本人依据对中国政治的长期观察，认为海外媒体报导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极有可能真的如此。

上述这些事件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今中国已经暴露了高层的分歧，因此在各种场合产生了后果。而且还有温家宝的屡屡宣扬政治改革，却遭到了反对他的高层人士的暗中阻挡等等，这些都是大家人共知的秘密了。

现在的高层是这样，而民间则更是天下纷争：民间共有超过八个还多的民间江湖理论山寨派别在那里闹呢。而闹腾的比较厉害的则有毛派、民主宪政派等等。其中毛派因为是铁了心的坚持毛的思想，并认为薄熙来是自己一派的最大希望，因此铁了心的支持薄熙来，因此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另外一派即民主宪政派因为向往西方政治制度并否定中国当今的制度，因此引起当局的大大的不安。而且他们以前曾经大大冲击过政权的执政地位：把当局吓出一身冷汗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政治上是意识形态和理论派别林立、众说纷纭、也天下纷争不平的时代。

在这种各种意识形态理论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原先的情况是中共高层却是根本就不和谁争论的，过去的情况是谁当家就是谁说了算：因此江泽民时代是推行江泽民的“腐败治国”，并全面开放色情以麻痹人民、胡锦涛时代则是胡锦涛说了算，于是胡锦涛就坚持走老路，过去走的什么路现在还是走什么路，即使一点点改革也不愿意搞，而且就这还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就北朝鲜最正确纭纭。

可是到了现在习近平当家了；而习近平是个实在人，弄不好虚假的东西，当然也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道路；因袭过去的老路他知道是死路一条所以又不甘心，因此也就没有硬性的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给他们指定的政治来实行：于是从高层到民间便各说各话起来了。

而中国政治的转机也可能恰恰就在这个非常虚心和务实的领袖人物这里：因此习近平当家的时代，中国的希望才真正显露出来。

二．当今的和过去的世界，从来还少有国家的政权曾经象当今的中国这样：如此严重的依赖意识形态而生存

我们现在可以指出这一点了。因为事实上也已经如此。

我们知道过去的苏联也严重依赖其国家意识形态来统治人民；但是当年苏联的统治也没有象今天的中国这样如此严重的依赖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当年的苏联政权强大而稳固，因此即使他们当初彻底的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苏联政权也照样能生存下来。

之所以今天中国的国家统治造成如此严重的依赖意识形态，其实完全是中共特别是中共自己的中宣部造成的：就是由于中共历来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等意识形态造成的。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这种过分的宣扬和社会上、政治上的无孔不入的宣传和影响，已经制造出了数量众多的意识形态关注者，因此也培养出了大批的毛泽东的信仰者、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也培养出了大批的对于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感者和坚决反对者。由于这样的缘故，当今的中国是几乎全体人们包括全体知识分子，几乎都有关于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非常坚定的评价：而且要么对之憎恨、要么对之拥护的、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众，其中当然有众多的是拥护西方意识形态的，而且和信奉毛泽东的信众是完全一样的心态。

要说还有别的原因的话，那么历来的中共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把一切人们渴望的宗教信仰给压制在最狭小的区域内不让在社会上传播：于是缺乏宗教信仰滋养的人们便把各种意识形态和伟人，都当作宗教替代品而狂热的信奉起来了。

而造就中国如此众多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众的，则是中共历来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不过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们的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敌意，也是中共的宣传和灌输造成的。

因此我们说中共历来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现在终于结出硕果了：这就是现在在中国社会上大力崇拜毛泽东和大力推崇西方民主政治的众多群众和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

如果当初中共从来就不重视意识形态也不去宣传，就象现在的西方国家一样，那么当今的中国就断定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国家内部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派别的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欧洲和今天的美国，就完全不会有和中国一样的如此众多毛泽东的信奉者、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反感者：这些国家的人们其实是不怎么强烈信奉任何意识形态的，更没有如此众多的不同意识形态派别的坚定信众了。

而既然过去中国的对于意识形态的种种的宣扬和灌输已经造成了众多的斗争着的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众，那么中国内部的政治上的纷争就是躲避不开的了：过去中共的无孔不入的大肆的意识形态宣传，终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内部开出了绚烂的斗争和冲突之花。

而任何人在今天的中国想躲避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都已经是异想天开的，而且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了。

三．当今中国政治的困境就是已经陷入思想意识形态纷争和社会内部严重斗争与冲突的泥潭

今天中国人的大脑已经混乱、并引起社会内部的严重斗争与冲突，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全部奥秘与要害：对此，笔者必须一针见血的指出来。

中国目前社会内部甚至中共党内和政权内部都是严重意识形态分裂的状态：形成这种结局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我们说是因为历来的中共特别是中宣部的大力宣传意识形态的功劳，造就了中国人的几乎都了解和熟悉各种官方信奉的意识形态，因此造就了大量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徒。特别的是其中的一些派别如毛派又是斗争性极强的派别：有了毛派的政治参与，中国在政治上就不会得到安宁了。

另外还有官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派、主张西方民主的民主自由派、信奉公有制的左派、主张实行宪政政治的宪政民主派、新民主义派、民主社会主义派······等等，再加上一些野心家在其中大做文章，极力挑动群众的对各种现象的不满，以达到使自己具有号召力的结果，于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冲突就更加的复杂与激烈了。而历来的官方也要在这种斗争和冲突中争夺话语权，官方也“与时俱进”发明了许多新花样的“思想”和“理论”搅和在其中，于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斗争就更加的错综复杂起来了。

中国的这许多意识形态的派别如推崇邓小平的、推崇毛泽东的、现在则增加了推崇薄熙来的、推崇清官政治的、推崇西方民主政治的······等等，都要在中国政治上争夺话语权：都想争夺当今中国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可是结果却是：上述的这许多政治派别包括官方的，却几乎没有一个不遭到别的派别攻击与批判的：大家谁都不服气谁、谁都说服不了谁、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来压倒别的派别：于是冲突和斗争就无法平息下来了。这是最大的中国政治的要命之处。

关于官方历来是怎么对待这种实际存在着的中国内部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派别之间的争论和冲突的，下一节中我们再讲；现在我们只讲一讲官方历来是怎么解决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选择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仅仅列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可以了：就是外界议论的中国的高层领袖身边的一个所谓“三朝领袖智囊”人物的存在。三代领袖都倚重同一个“智囊”人物：而先前的领袖并没把中国的政治弄得怎么样：中国的社会内部的纷争他也没能解决丝毫；还有一个叫什么郑必坚的“理论家”，其特长是能把马列著作中的文字能“丝毫不差的记忆”住，靠了这个本事也混了多年的饭吃。因此大家看到多年来中共领袖就是依靠这些人物来维持意识形态的。而现在的领袖依然把那个已经效劳了前两代领袖的智囊人物带在身边，就说明现在的领袖依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个智囊原来就从来也没真正解决过什么大的中国政治的问题吗。不错他是发明了什么“三个代表”的“理论”；据说“科学发展观”也是他的发明；现在我们放开上述“思想和理论”的价值究竟如何不讲，假如这个智囊真有能耐的话，怎么中国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他为什么丝毫也不去摆平啊？如果他真有本领，那么中国目前已经是应该走在正确的大家都拥护的道路上了呀？

而实际上中国目前还真的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能解决当今中国政治纷争的政治道路和路线。

那么中国的如此复杂的政治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呢？其实还是“心病还要心药医”： 就是中国政治问题的根子是在理论上和意识形态的纷争上，而解决问题也要从解决这个根子问题上下手才行，否则一切免谈。

中国目前政治的症结是人们的大脑乱了，因此现在即使有一个上述的派别通过某种途径上台执政了，但是中国内部的社会分裂与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比如中国的毛派上台执政了，那么大概毛派又要采取红色恐怖，大建集中营和劳改工厂，把那些胆敢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和群众统统送到里面去改造、甚至枪毙大量的政治犯——因为现在的时代确实比毛泽东的时代的他们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又多了不知多少倍吗；毛派现在把众多的要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统统称呼为“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上台执政，这些要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又要被他们“专政”，而且数量要比当年的“右派”不知多出几个数量级吧？而同时毛派又要把许多资本家的资产都强行国营化：你们愿意是愿意、你们不愿意也不行！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内部是不是就风平浪静、天下从此和平了呢？大概不会的吧？因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和艰巨”的吧？最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将大大的扩充监狱和劳改工厂的建设，从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政治犯最多的国家。如此这般难道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愿意看到的么？

而其他的任何派别上台执政其实也都和毛派差不多：要么是在野的毛派在国内起哄、斗争、争取上台执政；要么是民主自由派嫌民主自由得不够、要么是左派嫌国家不实行公有制因此要上街游行示威等等：如此一来中国何时能天下无事啊？中国岂不仍然成天的闹街头运动和大肆的冲突吗？

而现在当局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则是左派、右派、毛派等等统统不满意的，于是毛派才嚷嚷着要开展斗争与革命吗！

所以如果现在就让现在的各个派别自己上台执政，其实中国依然是和现在的当局的执政完全一个样：仍然是内部纷争和激烈斗争的：因为各派现在是谁也不让谁、谁也说服不了谁吗！而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你们的上台执政其他派别的就不闹了吗？！就让你平平安安的“执政”了？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换句话说：现在的政权当局退一万步，就让你们现在在野的各个政治理论主张的各派别上台执政，遂了你们的意；那么中国是不是就国内平静、社会安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了呢？可以断定的是：中国政治上依然不会平静；而依然会有游行、示威、攻击、批判：其他的派别还是要对执政的派别大肆的攻击与对抗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本来各个派别在政治主张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吗！本来中国就是由众多的意见和政治主张完全冲突、对立的意识形态派别信徒们组成的吗！不能说一个派别上台执政了，原来反对这个派别的其他派别就服气他们了：完全不会的！本人现在在这里大胆的说一句：如果换了别的派别在中国执政，那么中国会比现在的中共执政更加政局混乱动荡，也许连一天也不会安宁呢。

人的信念是一种很奇怪、很顽固的东西：让人们服从你就必须征服人们的心、让人们从心底里承认你；否则的话政权、刺刀、坦克、监狱、劳教等统统不起作用。

所以笔者说现在即使让中国目前的各个派别自己上台执政，那么中国的实际政治问题也丝毫没有解决：因为中国政治的要害和奥秘是人们的大脑乱了套了！而让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上台执政，可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即人们大脑混乱的问题还是丝毫也没解决吗！

好了。分析到这里我们要提出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方法问题了，请看下面的分析。

四．如果周巨川预言的中国思想超人出现的话中国就有救；否则的话中国将和苏联一样的发生分裂

这番话讲得似乎在别人看来有点武断；可是实际情况却丝毫也不会更改：如果中国不出现超级理论家，那么中国就真得将长期冲突和斗争下去、直至政权瓦解和国家分裂。

因为民间思想家周巨川曾经发表过一篇专门讨论中国未来前途的文章，题为《未来拯救中国的两个人》。文章中周巨川认为当今中国政治的要害就是中国人的大脑已经乱套了，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出现较大的社会冲击，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政局动荡，因此中国现在其实政局是异常的危险。周巨川所谓的中国人的大脑乱套，就是笔者刚才讲过的中国的各种意识形态派别的严重的对立与冲突的情况，只是周巨川没有象笔者分析的这样深。而周巨川认为象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心涣散大脑乱套，靠政治家的力量是完全不行的，并认为如果有哪个政治家胆敢去冒险，那么极有可能会身败名裂的。周巨川开出的药方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由于中国人的大脑乱套，那么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还是要靠人们的大脑清楚过来：“既然问题出自人们大脑乱套，那么必然是：谁能使国人大脑不再乱套，谁就是救国的大英雄”；而能让人们大脑彻底清醒过来的，周巨川认为则非“思想超人”不可，因为一般的大理论家完全没这个能力。

其实，周巨川的有关看法确实是把握到了当今中国政治方面的要害：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所以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派别的严重冲突和斗争才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大要害：如果中国政局发生动荡，那么也必然和这种意识形态派别之间的斗争与冲突有关。因此今天中国政治的最大的任务其实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发展思想发展理论，以达到使中国人的大脑不再乱套的效果：如果平息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的、理论派别之间的纷争、使中国人的大脑不再乱套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中国将永远不得安宁，动荡和分裂的危险就将永远存在。这种特殊的中国国情情况下别说侈谈什么大国崛起了；能维持住各个坚定的而且是大量的不同派别意识形态信徒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使中国政局能稳定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还有闲暇去弄什么大国崛起呢？这一点中国很象当今的中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的情况：这个特殊的地区能维持住现状不发生战争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还有可能形成和平繁荣的经济中心呢？要说这个地区近期有可能“地区崛起”，大概连鬼都不会相信吧？而当今中国的情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是国际上的地区性的混乱；一是在自己国家内部的混乱。但不管如何，只要有这种混乱那么这个地区或国家也就差不多完蛋了。

说到中东和阿拉伯，这些地区都是有大量的坚定的宗教信徒的；而以色列和美国也真生不逢时：把一个异类国家摆在了这样一种到处是对立的宗教国家的包围之中，于是即使美国军事再强大、以色列科技再发达、再智慧，也只有长期处于紧张和战争之中了：因为军事和智慧对于大量包围他们的宗教信徒几乎是不起丝毫作用的。

而当今的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其对政权的冲击效果就和包围以色列的宗教信徒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作用差不多了。而且中国的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徒在信念上也异常坚定，也和阿拉伯国家的宗教信徒是完全一样的性质。

周巨川所说的“思想超人”，其对中国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地区到来一位阿拉伯宗教和以色列双方都非常崇拜的一位共同的精神领袖，而现在这位精神领袖发出号召，为了什么什么（安拉和上帝等等）的原因，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应该团结起来······这个时候一切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就都好办了。

如果中国不出现一个这样的“思想超人”，那么各派的斗争与冲突就永远也不会停下来。

可是制造出当今中国的如此这般人民和知识分子普遍有各种坚定意识形态信奉的，却正是中共自己啊？所以这件事情中共也怪不到别人。

现在看来当初中共竭力宣扬的他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到现在果然见到天大效果了。而且现在似乎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才有如此这般的“特殊国情”了。

而解决这一真的具有“特殊中国国情”的中国政治问题，中共过去一直使用的理论法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却丝毫也没有作用。而那位“三朝智囊”甚至连这个问题都还没想过呢。

让我们看看中共领袖历来的对付这种中国人大脑乱套的种种方法和法宝有哪些吧。

在邓小平的时代，他完全无能力去平息这种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纷争；他对付这种中国人意识形态严重分歧和冲突的法宝是“不争论”。为什么不争论呢？其实就因为邓小平自己知道他完全无能力摆平各个意识形态：“邓小平理论”虽然了得，但遇到这些意识形态问题却就却步不敢招惹了。而既然“不争论”、也不允许人们去争论，于是大学生就走向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了：这就是“不争论”导致的结果：因为和平的争论是不允许的、当局也不和你去“理论”，于是大学生只好到广场上去“理论”去了。当然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更不去和大学生们“争论”了，便用坦克和机枪去处理。

而到了江泽民时代那更不和谁去“争论”，依然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他们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有饭吃了，发财了，就不会再去成天的找人去“理论”谁是谁非了；同时当局又用警察和监狱、劳教等等法宝去对付那些敢于继续和当局“理论”的民主人士等等。结果是暂时用高压手段维持住了“不争论”的局面。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一套完全不起作用。不管是发展经济、色情开放、金钱美女、还是坦克、刺刀、监狱和劳教等等，统统无法摆平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信徒之间的斗争与冲突、更无法摆平各个派别的集中起来的对政权的压力与攻击。我们历来仅仅知道那些宗教信徒的信仰的力量异常强大；现在也应该知道其实中国历来重视的意识形态，所培养的反对派和信奉派的信仰的力量也和宗教信徒是差不多强大的。

后来的胡时代则维稳经费超过了中国的军费开支；同时北京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黑监狱，把那些找当局“理论”的维权群众都给关进去“修理”；同时又把敢于公开和当局“理论”的刘晓波等给抓起来，判决入狱了：当局这样做的目的，其实还是要维持“不争论”的“和平稳定的大好局面”，并“继续发展经济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以此维持住中国的政权统治。

我们可以看出来了：中共当局历来的对付敢于违抗“不争论”而和当局“公开争论”的法宝一是军队、二是监狱、三是强权政治即专制：总之全是“意识形态”和“理论”以外的东西。

而当局使用这些东西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对付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派别之间的冲突和争论、特别的是这些派别的对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使这些所有的派别除了闭口之外别无选择。

可是当局其实自己也知道他们如此这般的对付各种意识形态对于他们的挑战，其实是毫无效果的：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他们也知道刺刀是无法对付思想和理论的。因为当局宣扬的他们过去的“英勇无畏的共产党员”的众多英雄榜样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明明知道靠监狱和刺刀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便发生了历代的中共领袖的暗中去到民间思想家中找意识形态思想法宝的事情：据笔者所知，北京的好几个民间思想家都被过去的中共领袖派人私下里接触过，而目的则是想请他们帮助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来代替原来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代替邓小平理论等等旧的“理论法宝”。

看到没有？其实中共的核心领袖自己也是知道在当今的中国，一个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的国家主张的意识形态，是多么的重要啊！几乎就是政权和国家的救命稻草了。然而这种威力无比的“国家意识形态”，却是当局踏破铁鞋无觅处、千呼万唤也出不来的。

这种东西就是周巨川所说的“思想超人”的价值了：因为这种让中国天下平静安宁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有“思想超人”才能搞出来，连当年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也统统只能望尘莫及的。

可是当今的中国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个“思想超人”这样的人物呢？而周巨川的回答则是肯定的：中国必然会有的；而且当今全世界也只有中国会有这种“思想超人”。

有对周巨川的结论有疑问的，请去阅读他的相关文章。其实比周巨川的有关研究更早，中国早就有民间思想家发表了类似的研究报告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就是如果中国想平安的度过与化解现在的这种特殊的中国国情（就是国内具有无数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想的坚定信徒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以及他们共同的和政权的斗争与冲突）的话，那么在种种手段都尝试过、都被证明是无效的之后，那么中国的成功度过危险还真的需要仰仗周巨川所说的“思想超人”了。因此中国如果出现这样的“思想超人”，那么中国就将成功和崛起；否则的话中国将和苏联一样的结局，甚至还不如苏联的结局呢。

而这番道理不但当今的那些御用文人不懂、毛派理论家不懂、而且那些主张实行宪政的民间理论家们其实也不懂。中国当今大学里的成千上万的教授们也是毫无这种概念。至于众多的主张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同时他们却对理论丝毫不感兴趣的民主知识分子们更是完全没有印象：这些民主知识分子只会“跟着感觉走”，他们觉得其实西方民主制度那是当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了。

上述这些民间的和官方御用的理论家们尽管是争论起来谁都不服谁、好象真理只在他们一家手中一样；可是现在我们陈述的这番道理，除了民间思想家周巨川和笔者以外，还真的没有人想到过呢。

而就如果让上述的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极其追随的信徒们真的上台执政，那么根据我们的分析其实中国依然不会安宁：甚至比现在的中共执政闹腾的更厉害呢。因为他们其实是谁都不服谁的吗！合理的推理是：假如民主派执政，他们主张言论自由开放党禁，那么毛派就组成毛泽东党，号召武装斗争、上街游行、搞打地主分财产，这个时候民主派怎么办？是不是要撕破民主的招牌而采取武装镇压啊？而且其他的麻烦事情还多得很呢：你民主派都怎么去解决啊？

而如果现在毛派们推崇的薄熙来上台执政，那么中国将会让他们弄得不但中国国内成为最大的法西斯的集中营，而且还会联合诸如朝鲜等到世界上去大闹：那真的要发生世界核大战了：那样的中国是不是比现在的更加政局混乱和恐怖啊？

所以笔者说其实现在那些竭力在民间呼吁、呼喊的那些不得志的民间理论家们、和那些海外的民主知识分子们，尽管表面看起来你们的各种政治主张似乎都非常得美好，而实际上你们完全都没有真正把握中国政治的真正奥秘和中国政治的要害，因此你们给中国的未来开出的药方其实是不对症的，因此你们是真解决不了中国的复杂政治问题的。按照你们的方案，不但中国不会弄好，更可能的结果倒可能是弄得更糟糕一些罢了。这种情况大概你们还没想到吧？

到是不怎么出名、似乎“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思想家周巨川却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要害，而且他还开出药方来了呢。

他的药方可真是救命的好药方啊。

为什么中国当今天下会如此纷争？乃因为没有英雄也。

岂有他哉？

宣昶玮

2013年3月18日草于淮南八公山下之茅草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