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老高前几天被打了。事情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老高注意到一名非裔年轻人把一个包塞在衣服下面，没有结帐就要出门。这种事老高见的多了。他像往常一样，提醒年轻人结完帐再离开。谁知这个年轻人并不像其他年轻人，放下包就走人，他回手一拳，就是张开印击在佛山倒泰国拳王蓝桑坤的那种拳法，一拳打在老高的左脸上，老高当场昏迷倒地。

非裔年轻人的这一拳比较重。老高的左腮被完全击穿，呼吸时有风从那里进出。老高的牙齿也有若干动摇。在牙买加―纽约非裔聚集区--开店多年，可能因为他的非裔顾客经常忘记结帐，就带包出门，老高对非裔的印象不佳。这一击重拳，更是加重了他对非裔的负面看法。

其实非裔顾客只不过是顺手牵羊，完全不能和自己人―也即华人同胞―的大手笔相提并论。有几次，同胞们开着大车，来到店前，下来几个同胞，到了店里，直接把包往车上搬运。同胞人多势众，老高力单势薄，只能看着同胞们装车，装满后开走。因为老高所卖之包，存在知识产权的争议，而纽约州对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售假又毫不手软，老高宁愿让同胞得好处，也不愿意报案。

非裔顾客只拿了几个包，老高对“非裔”就头疼的很，但是几个同胞整车整车地搬空他的店，他也没对“华裔”持否定意见。为什么个体非裔顾客的小动作，在老高那里会累及整个“非裔”；而个体同胞的大手笔，在老高那里却能局限于那几个个体同胞？可见，偏见有时和爱国主义一样，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还是说老高。我住一楼，老高住二楼，三楼住的是西语裔墨西哥人，简称西裔。在西裔邻居搬进来的时候，老高特意下来叮嘱我锁好自己的门窗。我的住处位于西裔聚集区，而不是说广东话的唐人街和说普通话的法拉盛。在西裔聚集区居住，就难免和西裔打交道，难道住在唐人街和法拉盛就不需要锁好门窗了吗？

在西裔聚居区，就难免和西裔打交道。除了几句西班牙语是跟谁学的，我已经不记得我的西裔老师之外，几次和西裔的遭遇都令我难忘。一次就在最近，我老婆超市购物时发现手机不见了。老婆回来告诉我之后，我试着拨打那号码，没有人接。我就当机立断，给T-mobil打电话，暂停那号码。结果月账单来了，费用显著高于平时。经查，发现在暂停老婆手机号码之前的那短短个把小时，有三个打往墨西哥的国际长途，累计费用40多美元。

还有一次是在去年夏天，点那时刚刚两岁。我带着点在小区公园里玩。点发现我的口袋里有三张一美元的钞票，他非要不可。我就把三张钞票折一下，放在他的衬衣口袋里。点的小口袋很浅，因此钞票有三分之一露在外面。15米开外，有一条长椅，长椅上坐着一位西裔妇女，大约有40岁左右，她膝前有两个婴孩。点摇摇晃晃走到西裔妇女面前，我在15米开外看着。待我走过去，发现点口袋里的钱没了。我就坐在那妇女的旁边，问点：钱呢？我要不要报警啊？那西裔妇女昂首远眺，目不斜视，估计她不懂英语，我的西班牙语程度还不足以把上面两个问题翻译过去。

这两次遭遇，还有另外两次和西裔的接触，要是搁在老高们身上，足以造成对“西裔”致命的否定。但顾某尽量就事论事，而不把个体应付的责任波及到整个“裔”上去。

偏见之容易产生，也许产生之前就心存偏见了。顾某曾看到一位叫史际春的人民大学教授的演讲实录，史教授把资本主义的美国批评的体无完肤，他说自己在纽约访学，在纽约住了5个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都被消防车的啸叫声吵醒，差点得了神经衰弱。顾某在纽约住的时间比史教授长的多，但说实话，从来没有一次被消防车啸叫声吵醒过。要是从没来过美国和纽约，顾某不排除自己可能被史教授给忽悠了，想像着纽约满大街整日整夜都是消防车在啸叫。由于史教授没说具体说明他住的地址，顾某怀疑他是不是5个多月都住在消防局隔壁，或者干脆就住在消防队里。

顾某认识的几个人，都说过自己对“非裔”的消极意见，即使他们从没有和“非裔”打过交道。他们都对白人心存好感，即使上了白人的当，也很难动摇他们对他们的好感。

有一位北京的律师，携妻在美读书期间，从一对白人夫妇那里买了一辆二手车。这位律师的太太是一位驾车老手，挑来挑去，最后看中了那对白人夫妇的车---谁知道呢，也许是车主的白人身份让她更放心。结果车到手之后，开了不到两个月，发动机只要一发动，就像拖拉机一个轰隆隆响个不停。害的夫妇二人只要一开车，就绷紧神经，随时准备跳车。

后来修车师傅告诉律师夫妇，前车主在卖车之前，在机油里加了一层什么东西，掩盖了发动机的轰鸣，到了换机油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还有一位安徽来的姓陈的朋友，和一位白人车主谈好价了。交车钥匙的时候，陈先生提出车牌借他用几天，待他换了新车牌，就把旧车牌还给车主。车主不答应，陈先生就说，若不答应，那买卖没法成交。白人车主于是答应了，于是成交。但当天晚上，陈先生就发现车牌不见了，他给前车主打电话，威胁要报警，前车主一点不着急，让陈先生不要着急，慢慢来嘛。气得陈先生大骂车主搞这样卑鄙的行径，简直不是东西。

顾某从不迷信什么“裔”，不管什么裔，都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