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生最大的转折点，是他在1950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信中，父亲谈及自己病重，希望有生之年能与儿子再见一面。孝顺的钱学森念父心切，立即向学校申请探亲假并准备回国。

在此之前，钱学森曾经担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的顾问。当钱要回国的消息传开，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立即电话通知司法部，要求无论如何要将钱学森留在美国，因为钱的头脑里装满了美国的军事机密。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金布尔的做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此时恰逢美国政府处于严重恐共的麦卡锡（McCarthyism）时代，中国留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发怀疑。金布尔的这通电话使移民局怀疑钱学森是共党分子，并很快将其逮捕，此后，钱学森被软禁了整整五年。

1950年前后的确是很多读书人主动迁徙的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流落欧美的大批华人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很多人抛弃已经成形的事业，冒着危险，立志要回到祖国参加建设。但钱学森不在此列。他本没有积极回国服务的意愿，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可是历史围绕着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封家书和一次回国探望父亲的意愿，竟然遭到了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几年之后，钱学森以莫须有的共党罪名，通过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方式被遣返回国。[1]

钱学森一直对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耿耿于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终于将他推到了中国利益的一边，钱学森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爱国分子、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多年以后，金布尔谈及此事仍不无遗憾：“这是美国所做的最愚蠢的事。如果说钱学森是共产党，还不如说我是。我们却逼他回国了。”[2]

一封家书，竟然成为钱学森人生最大的分水岭。假如没有父亲的来信，钱应该继续在美国求学，研究，日后究竟能取得何等成就，的确是一件值得展望的事情。

193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钱学森留校任教。为从事火箭研究，他和几个同学结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没有资金和设备，他们就到旧货摊上、废品仓库里去拣废旧零件自己安装；没有试验场地，就在自家房后草坪上进行。由于成天和电机、火药、二氧化碳、废弃零件之类的物体打交道，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他们将这个小组戏称为“自杀俱乐部”。有一次，小组在古根海姆大楼实验室里进行火箭喷射推力的试验，竟然发生爆炸，古根海姆大楼都摇晃起来，钱学森等人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金属零件也被炸飞，好在大家都没有受伤。不过这次爆炸后，学校便勒令火箭研究小组停止一切活动。为了继续搞试验，这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将实验室迁移到远离洛杉矶的马特里山的一个偏僻的山谷中，还亲自动手盖起一座简易的火箭试验台。几十年后，这里成为美国宇航局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中心所在地。

那时，钱学森年轻的头脑里只有科学，他思维缜密、治学严谨，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意识形态。同事弗兰克·马布尔在整理钱学森当年的手稿时，发现了他为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写的研究手稿，包括图表、公式推导、演算稿、数据列表等等，长达800多页。问题解决后，钱学森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注上“Final”(中文：最终定稿)，后面却又加上一句“Nothing is final.”（中文：没有什么是最终确定的）。

1949 年9月，38岁的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负责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和火箭技术先驱，以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社会地位和生活非常优越。钱学森希望利用美国的优越条件进一步深造，因此正式提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3]

可是历史不容假设。钱学森不幸卷入了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之中。美国抛弃了他，他别无选择，只能丢下自己的研究事业，回到中国。世界之大，似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他一个平台，给他一份完整的亲情。

钱学森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国。中共中央政府给了他非常高的礼遇和重用。1956年 1月，刚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下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春，他应邀出席政协会议并在会上讲话。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与自己坐在一起。钱学森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也受到中央高度重视。1956 年3月14日周恩来还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认真讨论了这份《意见书》。

此时的钱学森激情有加，他要把全部知识献给自己的祖国，做出成就，以报答知遇之恩，同时或多或少也想让美国人看到，他们丢弃掉钱学森，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有意思的是，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既有对美国的怨气，却也带来了美国的学术作风。中科院院士戴汝为说：“钱学森对美国有些事情说起来是咬牙切齿，（因为）等于是把他从美国给赶出来了，但是他觉得美国的讨论班是非常之重要的。”[4]创建力学所期间，钱学森积极倡导学术民主。他让行政部门为每个办公室购置黑板，走到哪个屋子里都便于学术讨论，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在黑板上推导。这种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的做法，被钱学森称为“科学的民主”。

如果钱学森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他一定能够成就大业。可惜时代变化了，这一次不是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敌视，而是大鸣大放大清算的反右运动。

时代再一次亏待了钱学森。现在，我们无法推测，当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当 55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受到迫害的时候，聪明的钱学森在思考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年的6月，钱学森在一次科学工作者集会上谈到民主和自由时，忽然改变了过去对科学与民主的坚守，语调中有了方向性的变化

“右派分子好象是在替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不要领导和组织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越来越复杂、繁重。有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要有领导。目前的问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呢？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5]

1958年，钱学森更是亲自撰文，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整风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我们每个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前看起来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我们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是一定的。”[6]

如此话语系统下，钱学森借用他的科学家身份论证粮食亩产过万斤，就是一种必然。

“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7]

这篇名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科普”文章，至今还在被众多知识分子嘲笑。两个月后，粮食产量浮夸风、放卫星的失控局面席卷全国，钱学森的文章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了毛泽东的判断力。李锐曾就此问毛：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8]

这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受到意识形态控制之后所说出的最没有常识的观点，是钱学森一生最大的败笔。美国学者张纯如对此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极权政治下，科学家沉默地顺服疯狂的政策倒也罢了，而积极地倡导、附和那样的政策，对服膺真理的科学家而言，未免太过头了。”[9]

但我们不能就此全面否定钱学森。在全国的科学、文化一片凋敝的情况下，钱学森的导弹研究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滞。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29日，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钱学森，中国的 “两弹一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登上世界舞台。这显然是他此生最大的科学成就。不过钱学森后来却对他的秘书涂元季说：“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这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的创新。”[10]这句话隐含着钱学森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无论政府怎么夸奖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他毕生的工作的确如他所言，仅仅是做了一名工程师的工作，这距离一名卓越的科学家相距太远。他所有的工作，只是让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落后国家拥有了看上去很强大的能力，但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却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

一个天分极高，起点极高的科学家，由于时代的裹挟，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不仅没有创造伟大的科学成果，而且丢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一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11]，一生却陷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左右为难，举目四顾，像一条丧家之犬。这就是钱学森一生的写照。面对这样的人生案例，我们无法赞美，无法抨击，只是心中堆满了对钱先生深深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