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和黄晓质，两夫妻带领的团队，按时完成了可行性研究，包括法律和经济运作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可行！并据此提出初步的行动方案和投资时间的检讨里程碑。对于商业可行性的项目研究来说，最大部分的工作量不是行动计划的制度，而是法律可行性框架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可能遭受的诉讼攻击”的应变预案。如果是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就不需要这方面的研究。取决于是否有相关政策，或者是否有可信的代理人。

“相关政策”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当于我们在西方开展项目时，首先通过法律研究，获得的一系列通道。类似在恶法如林的西方社会中，建起一条通往业务自由的甬道。在中国则以一纸政策文件，起到了让找碴子“打黑黑打”的清官们闭嘴的免死金牌。

因此就有了“用尽政策”之说。同样的方法论到了世贸WTO里，当然就是“用尽规则”了，但并不等于“违反了世贸规则”。所以西方欧美指责中国违反了世贸条约，如果说“Perhaps，有点WTO裁决”还说得过去，若是卢比奥之流的言之凿凿，可以肯定它们就是造谣传谣。因为那不是改革后中国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但若美国政客，指责“中国做国际生意，不够君子，不够风度”，类似于儒教中指人的“吃相难看”？那就是确有其事。类似于当街有几张人家掉了的钞票，拾之不犯法，拾金不味当然值得你褒扬，但因为中国商人饿狼抢食，就说人家是强盗，要把人家当抢劫犯严惩！那么违法违反条约的就是卢比奥之流。

同理“能够打开业务自由的通道的相关权力官”就是传说中的贪官。说真的，中国仍然是公有制环境的时候，只有贪官才能救中国，只有腐败才能令民富国强，“贪污腐败才是真正的民生”，公有制的中国，不是贪官太多了，而是贪官太少，清官太多，那才是灾难。六四民运是社会主义民粹运动，因此他们是用进步民粹的思维看中国，也注定了他们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黑暗面，梁山泊杀人越货的正义强盗。这才是他们越来越式微的原因。

如果不分是否公有制这样的前提背景，那么“法治一定胜过人治”，那就成了“绝对主义，绝对真理”了。如同法西斯不一定是坏的，如果面对的是暴民社会，需要的就是法西斯；绝对错误的仅仅就是绝对主义的本身，因为“没有任何真理是绝对的”。自然，民主就不定是好的，只有在私有制的环境中，民主才是好的。反之，在公有制社会或者传统之中，“人治胜于法治”，这一孔孟论语之中的观点，才是社会存续的真理。我们的碰到的欧美项目环境中，就是如何面对中世纪的公有制即封传统，遗留下来的无数恶法。

要知道，欧美社会不存在邓小平改革一样的“一纸文件开出对付恶法的避弹衣”，也不存在“为自由工商提供黑社会保护伞”的贪官好人。这样，面对恶法遍地，随时跑出些“基督教人权组织”之类的流氓讼棍，找出几条毒害社会的陈规恶法，跟我们搞诉讼战争，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干了。这也是华人到了海外，总是非常保守的原因。因为在恶法诉讼环境之中，华人这类“又富又缺乏共同文化抱团的分散社群”，是比犹太人更好欺负的羔羊。

这里涉及到西方“类似海洋法”的法律环境。这里所谓“类似海洋法”，是因为法学教学中，总是搞混了，狗屁什么“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其实对于中国司法传统来说，西方整个法系，就是海洋法系，只是有些地方如法国，有点大陆似华中国的味道。如果非要以英国和法国为对立的“海洋 vs 大陆”法系，那么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恶法遍地的现实，到底是来自民粹选民的一时煽动，还是来自一群官僚法学家的顶层设计。结于民众生活来说，两者全无区别。举例如民主党这段时间里，把性别鉴别和居民权利 ，变成了哲学函数，留下一大堆的现行恶法。时过境迁，他们就会忘记，但是恶既成法，就不容易废除。随时可能被某些“基督教人权，法轮功斗士，人权律师”之流，拿出来作牛二斗争。

这样就需要建立有强大的律师甬道。这也是西方社会，律师遍地的原因：等同于在恶法林立的社会之中，每个正经的生意人都需要有一点“司法保镖”！除非你不打算做生意，除非你就是立志做“为人民服务，打家劫舍的正义恶棍”，否则律师这种司法保镖就变得必不可少了。特朗普说，“每一条立法，至少废除两条恶法”，此说毫无意义。因为废除恶法比立法更难，恶法亦法！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是援例法司法制度，被引用的恶法如果被律师驳倒或者上述否则，就会成为恶法的直接否定判决，而援之后引。这才是英美制度得成普通法的原因。在中国就是通过“人治”避免了恶法害人的尴尬生活处境。

汉娜和黄晓质与大甘尼茨法律事务所的合作，就是准备了这样一条合法通道。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说得上“法无禁止，即是自由”。通合法性问题解决后，整个项目框架乃至最经济的合作方，也开始清晰了，我们甚至有可能马上展开春季招生。大陆那头已经有高中学生报名了。我们的性质等价于是留学预备和职业结合，由于价钱不低，对语言能力要求不那么高，毕业生可以进一步进入欧洲正式高中留学，也可以进入职中学习。不但可以在德国的大学上学，也可以到我们在希腊，保加利亚等地的大学学习。

现在我们发现，在欧洲申根条件下，我们相对于北美，有着更高的自由度。北美移民官，更注重于高中学生家庭的金融保证，基本上就是“美国门槛朝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格兰德河你能过，防范非法移民灾”。这样也涉及到我们在欧美国家的投资困境：我们缺乏可用的劳动力。如果聘用土著居民工人，他们的工会把成本抬高，比本土老板还要高出一两倍，我们若答应，就是自寻破产之路，我们不答应，他们就说侵犯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