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冬天，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曾经在中国南海的某一个岛屿上，进行过一次绝对秘密的高级会晤，还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蒋氏父子均有历史渊源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周恩来密晤国民党要人的一些媒体传闻 　　

周恩来生前是否亲自前往南海？是否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进行过秘密的会晤？国共两党会晤的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事过40多年以后，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突然发表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文称：1963年冬天，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曾经在中国南海的某一个岛屿上，进行过一次绝对秘密的高级会晤，还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蒋氏父子均有历史渊源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接着，香港的另一杂志《开放》在1996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文诗碧”的专稿，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该文不但证实周恩来确有南海之行，而且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人员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另一国民党元老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据该文介绍说，这一重要信息是国共双方的核心机密。“文诗碧”表示此稿系得到大陆相关知情者的证实以后才发表的。从获取新闻来源到大量的调查考证，“文诗碧”其间至少花费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文诗碧”的文章首次点明与周恩来秘密会晤的国民党人士是蒋经国；又说明会晤地点是在南海东沙群岛上的东沙岛；第三，文章里第一次提供消息的来源人是北京的“军方人士”彭绪一。鉴于“文诗碧”文章中的上述三点，她所证实的周恩来南海会晤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历史事件，无疑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就在香港传媒对周恩来1963年是否前往中国南海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会晤一事众说纷纭的时候，一些香港记者把目光投向了知情人彭绪一身上，以搞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然而，彭绪一在不久前遭遇车祸猝亡！后经大量事实表明，彭绪一遭遇车祸属一场意外不幸遭遇。 　　

彭绪一曾赴朝参战，担任彭德怀元帅的军事参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因言获罪后，彭绪一身陷囹圄，在监狱里生活了20余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香港记者在获悉彭绪一的特殊经历之后，对《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的信息竟然来自于坐过20多年监狱的彭绪一之口，其可信度及真实性便大大打了折扣。但是，了解彭绪一的人都知道。彭绪一始终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同志，他决不会无中生有地编造莫须有的事件，哄骗舆论。彭绪一在北京不失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军事评论家。他在遭遇车祸之前，曾经多次为中共一些重要军事家和政治家们写过回忆录，而且他还亲自采访过当年和周恩来一起赴南海参加高级密晤的随行人员罗青长。 　　

彭绪一还参与编辑过一部重要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当事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前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吴瑞林是1963年冬天周恩来秘密经广州某军港）前往南海某岛屿与国民党人士进行秘晤时的护航舰队的总指挥。 　　

会晤的时间、人物和地点 　　

虽然彭绪一有机会编辑《回忆录》和采访当事人，但是，周恩来和蒋经国会晤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这次重要会晤的内容等重要情节他所了解的也只是只麟半爪。 　　

彭绪一向香港传媒提供的密晤的时间1963年12月，很快就得到了确认。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3年在北京正式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中，就有周恩来1963年12月的全部活动时间表。 　　

经查证，发现该年的12月，只在上旬发现有一个周恩来可能前往南海的时间空档。周恩来的时间表是：12月3日晚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了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12月5日早晨，周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英国作家格林的电视访谈。接下去的记载则是12月13日，周恩来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塞尔总统和萨布里主席的邀请，乘飞机离开昆明前往阿联访问。屈指算来，周恩来在该月的所有外事活动中均排得满满的，只有12月6日至12日周恩来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这一时间周恩来就很可能从北京前往广东，从12月6日至12日，共计一周时间。除去周恩来从北京来广东并在广州的停留，以及从南海回广东再前往昆明的时间，其间能够用于和台湾方面会晤的时间，约在3至4天左右。这样，会晤的时间就应暂定在12月8、9、10三日为宜。 　　

时间确定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恩来会晤的国民党人士究竟是什么人？ 　　

毋庸置疑，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他要会晤的国民党人士可以肯定是对等的。那么，会不会是蒋介石？ 　　

经查，蒋介石在12月6日至12日期间，在台湾的时间表也是排得满满的。而且蒋几乎每天都有公开的活动。因此，蒋介石亲自赴南海某岛与周恩来面晤的可能性甚小。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陈诚和蒋经国二人。然而有关人士在经过认真地分析以后，又感到陈诚和蒋经国同时从台北飞往南海某岛和周恩来会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问。主要原因是，陈诚和蒋经国早在国民党军队逃台之前，就因争权谋权彼此多有摩擦。到了1963年初，关系势如水火，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在与蒋经国政见两歧的情况下，陈诚不得不愤然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而陈诚的辞职日期又恰好在周恩来从北京秘密前往南海的前夕，即1963年12月1日。 　　

陈诚去职以后，他依然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仍然有代表国民党前去会晤周恩来的资格。既然蒋介石不能前去，那么作为国民党元老的陈诚还是最佳的首选人物。而当时正欲执掌台湾军政大权的蒋经国，尽管是蒋介石的儿子，但他毕竟在国民党内不负有实际责任，即便蒋经国前去，充其量也只能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这样的分析，决定了陈诚和蒋经国共同前往南海与周恩来会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只是陈诚和蒋经国不一定同乘一架飞机，或者同乘一舰。周恩来在南海某岛逗留的时间是3天以上，那么，陈诚和蒋经国完全可能分头前往那个小岛屿，或者是先后抵达小岛与周恩来进行会晤，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周恩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举行会谈的地点，在彭绪一去世前也没有说清。他向香港媒体人士透露的，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即说是在南海。不过，香港关心此事的人士仍然从彭绪一的简短谈话中，解悟出周恩来当年很可能和张治中等人去了东沙岛。因为彭绪一说周恩来在离开广州黄埔港码头的时候，由吴瑞林中将的南海舰队护卫，并且在海上整整航行了一天半。 　　

正是根据彭绪一的上述谈话，香港特派记者罗凡1996年11月在《开放》杂志上再次撰文，认为周恩来和国民党人士的对话地点，在东沙岛的可能性最大。罗凡分析，当时的台湾海峡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周恩来绝不会同意和国民党人士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任何一个海岛上进行这种旨在谋求国家统一重大事情的会晤。 　

　既然如此，那么在台湾海峡之外地区，国民党也只有两个岛屿上有少量的驻军。一为太平岛，二为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而我人民解放军在这一地区没有在任何岛屿上驻军。如果周恩来在距离广东黄埔港有一天半航程的海域里，寻找一个较为安全的会谈地点，恐怕也只有选中东沙岛。 　　

另一个原因是，东沙岛也便于国民党参与会谈者的随时前往。此岛距高雄港只有240海里，同时该岛上又建有一个小型的飞机场，它无疑便于国民党要人随时从台北某机场起飞，其间只需要90分钟即可抵达。当然，以上所有关于这次高层会晤的人物、时间和地点的分析，都出于香港传媒人士对彭绪一先生从北京传出的点滴信息所作的诠释，这件事直到1997年底，尚未得到国共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权威证实。 　　

罗青长在30年后证实：确有此事 　

　关于周恩来是否在1963年12月，由罗青长陪同，在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中将的护卫下，从广州启程前往南海某岛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的史实，1997年冬终于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1997年冬天，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最可爱的人》，这是一本专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所编的纪念文集。就在这部纪念文集中，有一篇特别令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此文约有5,000余字，作者就是罗青长。 　　

罗青长在这篇文章中承认香港传媒所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他写道：“1995年春节，我去吴瑞林家中探望他，老战友见面，分外高兴，促膝长谈，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工作与战斗的情景……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我当时任中央对台办主任，参与了此次鲜为人知的活动……” 　　

罗青长的话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明了这桩纷传多时的重大事件确有其事。同时也为国共两党高层人士在当年南海举行秘密会晤提供了权威的佐证。罗青长在谈到周恩来赴南海的起因时这样说：“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并使会晤不被干扰，我奉命去找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同志，向他传达并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及保密要求，他当即表示，对中央赋予的使命坚决执行，并立即部署。” 　　

在谈到周恩来秘密来到广东以后的情况时，罗青长说：“会晤前夕，周总理、张治中副委员长顺访了广东省的一些地方，在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后，来到了黄埔港，并由吴瑞林陪同，检阅了南海舰队部分官兵。随后，周总理、张治中副委员长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开始了秘密的航行……在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会晤地点，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为了照顾好周总理的休息，吴瑞林同志令护卫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小到最低程度。恰好当天夜晚，海面上风平浪静。第二天到达目的地后，周总理精神百倍地对大家说：‘这晚上是几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夜。’登岸后，周总理还向全舰官兵亲切致谢……” 　

　由此可以了解到如下几件事情。第一，周总理1963年12月初，确由张治中和罗青长两人亲自陪同前往广东省边境；第二，确由时任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中将亲自带领护卫舰前往“预定会晤地点”；第三，海上的行程至少在一夜时间以上，而且罗青长在文章中还提供了周恩来在夜航中安稳睡了一夜等情节，由此观之，所有一切完全是真实而具体的史实。 　　

罗青长在陪同周恩来到达那个始终不肯说明的“预定会晤地点”以后，他又这样写道：“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边境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3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总理一行的安全。” 　　

从罗青长的上述回忆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在某一岛屿上的秘密会晤，确如此前香港传媒上所分析的那样，会晤时间确是“几天”（彭绪一认为是4天，香港传媒则分析为3天，而罗青长始终不肯说明具体时间，只说明是“几天”）。此外，在罗青长的文章中，仍然没有涉及和提到周恩来会晤国民党方面人士究竟何人，也没有谈到具体细节。他仅仅承认“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了秘密会晤。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事隔30多年之后，罗青长仍不愿意公开。由此可见，这次会晤的秘密程度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关于周恩来此行和国民党人士会晤的内容，在罗青长这篇文章中也只字未提。不过，罗青长在文章中这样说：“31年后的1995年春节，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1963年12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 　　

周恩来在南海某岛屿与国民党人士的会晤，在事过几十年以后仍然还有许多待释之谜。1992年罗青长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大后退休，多年来他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其间虽有多人前去访问，可是罗青长始终守口如瓶。只在吴瑞林病逝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首次证实了1963年12月他与周恩来、张治中前往南海，与国民党的两个可以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的史实。但是，这次国共高层会晤所商谈的问题，多年后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始终没有透露。 　　

周恩来与当时可以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两个人”，在南海某岛举行的几天会晤，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保密性。对于南海的国共高层会晤内容，彭绪一在死前曾经说过，“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当时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后来由于大陆的‘文革’影响，使共识和默契没能实现。”此外，当事人罗青长在事隔30多年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周恩来在南海与国民党人士进行的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都在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由此观之，周恩来南海之行仍然是富有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