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为在技术上的突破，在美国舆论场上也引起了热度不小的讨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载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标题为《我们不知道的华为》。其试图向华为的黑子们解释，为什么华为能做到今天的高度，并提醒他们不要陷入意识形态狂热，专注于写“大字报”，而是要尊重客观现实。

       文章的作者钱德兰·奈尔，是一位马来西亚籍的印度裔商人、学者，经常为世界各大媒体供稿。关于华为他在文章开头写道，中国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强国，而感到恐惧的西方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与全球主流媒体一道，对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进行丑化。而在此过程中，华为是处在最风口浪尖的。

       让华为在西方变得名声狼藉的，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是华为实际上经营的非常好，而且极具创新精神。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技术优势和创新与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是密不可分的，而华为走了与之不同的道路也获得了成功，这让西方感到不安。其二，由于华为是中国公司，而且其创始人有部队和党员背景，因此西方认为华为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形成了这种认知说明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商业生态并不了解。

       钱德兰·奈尔认为，任正非年轻时的贫困和创业挫折的经历，让他与大多数科技巨头创始人的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几段人生经历塑造出的强韧、积极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公司的企业文化中，并照应在了其克服美国制裁，追求自主创新的现实上。另外，虽然新型号的手机关注度很高，但还有一件事没有登上新闻头条却同样值得关注，华为最近还推出了自己的企业资源规划（ERP）软件，从而结束了对甲骨文软件的依赖。

       西方国家常常错误地认为，华为的商业模式是一种中国老国企式的，围绕着一位创始人的极度中心化模式。然而实际上，华为完全是一家私人企业，同时员工持股，而任正非持有0.7%的公司股份。该公司的治理结构是独特的，其在一种具有多种制衡机制的集体领导模式下运作，股东代表和决策层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持股员工也有投票权，且民主程序对所有员工都是透明，甚至是直播的。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影响力来源于其个人声望，以及中国式的尊重长者的文化，他在公司内部被描述为一个乐于分享自己的景愿和想法的人。任正非对董事会决策拥有否决权，但记录表明他只行使过几次，通常是在技术和业务层面上，而这也是较为常见的私企运营流程。

      在近几年的制裁中，华为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影响，2022年净利润同比下降69%，但华为仍然维持了极高比例的研发资金，其25%的收入用于研发，相当于1615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任意一家）非美国科技公司，其科研占收入的比例甚至超过了许多美国的科技巨头，如亚马逊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

      尽管近几年的制裁让华为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推出高端5G手机，但其手机业务部门并未裁员。这源于一种时常被误解和不被重视的文化差异，在这种环境下员工对企业的强归属感，让大多数人在面临艰难时刻时，埋头研发，直至出现阶段性的成果。最新的Mate60系列和X5等产品的亮相，证明华为的战略智慧得以在困难时刻，让其维持运营和再投资。

       钱德兰·奈尔认为，华为的成功还来源于其开放性，对全球文化的学习。华为的企业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儒家文化的集体韧性的传统，同时其领导层研究了全球各地成功的、持久的公司治理模式，包括日本的家族企业，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公司。取长补短后，为华为量身定制了一套运营体系。比如其监事会的设计，就部分借鉴了德国公司治理结构，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制定的经商管理原则。

       最后，钱德兰·奈尔还提到，华为非常重视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性发展。与很多热衷于搞慈善基金会的西方传统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流程不同，华为更重视投资技术开发，并在具有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提供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许多中南美和欧洲国家在动保和环保方面，实际上采用了华为的技术。

       另一个例子是华为为农村通讯提供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讲为农村地区提供通讯服务的利润率，会比对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区域低30%，但华为的技术与传统通讯方案相比，降低了70%的成本。自2017年以来，华为已经为60多个国家的农村提供了通讯服务，受益人口多达5000多万。所以当美国将华为的技术排除出市场后，其农村地区的民众确实会面临更多不便，毕竟美国通讯公司没这个意愿也没这个能力。

       作为结语，钱德兰·奈尔将华为描述为一家不会倒闭的公司，他还表示，华为的批评者们正忙着对最近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但他们应当注意到，华为是如何通过各种战略获得成功的。

       其实钱德兰·奈尔这篇文章不要说对于美国人了，对于我们很多中国消费者来说，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华为的视角。这样的文章能出现在一家美国的政治杂志上，也是颇为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利益》杂志，是美国一本主打国际关系领域的杂志。早年福山还在这家杂志上兜售过歌颂美国体制的“历史终结论”，但后来他觉得这家杂志太现实主义了，所以就不在这干了。现实主义侧重于客观的利益得失而非意识形态，与这20多年来美国的主流政治正确生态，有较大出入。

       从这个角度看，刊登这么一篇正面分析华为的文章，倒不一定是真的要为华为代言，更有可能的是杂志的编辑部，想要借此让美国读者看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