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听到李克强去世了。他还这麽年轻…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大学生，喜欢读、写古文诗。写了诗当然希望有懂的人来评论。常被我缠着读、评我的古文诗的，是我的同乡，北大外国哲学所研究生朱正琳。朱正琳比我大近二十岁，对我很严，几乎从不夸奖。有次我游长城回来，赋诗一首“不尽长城上，将军烽火惊。抚石寻箭迹，望野笑胡兵。宜是封侯处，却生恨晚情。丈夫生汉代，麾下岂无名？” 朱正琳说，“你去长城时哪里有什么胡兵？ 胡编乱造。” 的确，我才力不够，想说“望着山栾想像当年的胡兵攻城的情景”但表达不出，勉强成了“望野笑胡兵”，该受批评。但我想“抚石寻箭迹”可能不错，因为朱正琳笑着说：“你也会‘抚石寻箭迹’？”。但他不会夸奖我。

有一天，我又到朱正琳寝室去，遇到他正跟一个比我大十来岁的人聊天。朱正琳说那人是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我那时正是个“楞头青”，崇拜的是牛顿、爱因斯坦，觉得不好好学习争取作科学家，却去搞政工工作，真是“没出息”。虽然我出言不恭，但李克强在北大，见多了我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不以为忤，只是嘿嘿地笑。我又缠着朱正琳读、评我刚写的古文诗。朱正琳说李克强也很会写古文诗的。这一下让我对李克强刮目相看，立即缠着他读、评我写的古文诗。李克强读了读，没有批评我哪里写得不好，却很宽厚地对我说写古文诗要用古文诗中的字句，这样读起来才像好诗，并且很具体地建议我去熟读一个叫张相的人写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多用那里面的词汇。

我觉得他这建议真是很新鲜，也不难操作，正合我这物理系学生的习惯：我们平时学数学、物理不是都要买了很多习题集练习解题吗？那比等待虚无缥缈的“灵感”容易多了。我马上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诗词曲语辞汇释》来读。读了一小部分，有天去上晚自习，走在路上又冒出一首：“霜天月下起东风，记起周郎盖世功。人事悠悠千载过，恨无孙策坐江东”。第二天，又去找朱正琳。李克强又正好也在朱正琳寝室聊天（想来那时他们的确彼此很投合）。我自然立即把新写的诗拿给他们两人读。朱正琳照常挑最坏的句子批： “‘人事悠悠千载过’纯粹是句废话”。人家李克强却往好处看： “这不是，‘记起’两个字放这儿立刻让人觉得是诗了。 你自己不觉得比以前写的好多了吗？”。当然，他也是在为他那《诗词曲语辞汇释》教学法得意。

他得意得有道理。几年后，赵毅衡在中国文学界绍介英美“新批评”派文艺理论，我一接触就觉得这“新批评”似曾相似。李克强几年前的一番心得介绍，给我打了个另类文学理论的底，也许加上我自己遵循他那“理论”有所实践，到“新批评”进入中国时，水到渠成，深得我心。在那时的中国，普及的文学理论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物质第一，意识第二。 意义独立于语言并“先于”语言存在；语言只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描述。而李克强当年那种强调“写古文诗要用古文诗中的字句”，从理论上说就是认为“意”并不绝对“在言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言”“无中生有”。不同的“言”所生出的“意”不尽相同。当我们忽略了某些言的区别时，也对那实际上不同的”意“之间的区别浑然不知。现代西方通行的话语分析，完全是这个思路的深化。李克强本科法律系，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文学、哲学教育，况且那时中国文学界、哲学界有那种领悟的人也不多。

当年李克强的另一位好友，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孙霄兵，也是一位爱写古文诗的；但他就对那《诗词曲语辞汇释》不以为然，说那样“气就接不上了”。孙学长主张的是“一气呵成”。那是一般人的看法，想来他的中文系的先生们当年就是那样教的。我不好对他说“学长差矣…” 我前几天读Mark Forsyth的《The Elements of Eloquence》一书，Forsyth举了很多名作家，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为证，说明他们的精彩文字并非完全来自神秘的“灵感”，而是使用了有章可寻的修辞技巧，完全可以通过学习掌握。

不知道当年的李克强是怎样通过“自学”悟出了那些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理论家悟出的“言”与“意”的正确关系。只能说他这个人，悟性不低。如果不是从政，在学术上也定有一番建树。

前几年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段他下基层的视频：他走进一家个体书店，拿起几本书翻了翻，笑着叹了口气，“可惜现在没时间读”。我想那是他的真心话，不是装出来摆样子的。

今年看见他退休了，我还想：他今后有时间读书了。没想到才没几天他就竟然走了。唉，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

学长，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