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孤独，只得读书解闷。一日翻开一本《大乘佛学》，只见书名旁印着“舍尔巴茨基著 宋立道译”，眼中浮出了宋立道兄光光的头、团团的脸、弥勒佛般的笑。唉，海天相隔，不得见者三十余年矣！

跟宋立道兄相识，是缘于我们都是在北京读书的贵州同乡。那时唐维民、周建伟二兄念研究生的中科院化学所，距我们物理系只有几步之遥，是我常去串门之处。宋立道兄那时是社科院宗教所佛学研究生，与唐、周二位，同来自贵州大学，也常到他们二位住处串门。大家就这样熟悉起来。

有一阵，忘了是唐、周二位中的哪一位提议说，我们各人都学有专攻，应该每月定时聚一次，每次由一人给大家普及一下自己的专业。大家说“好”。但在我的记忆里，竟只举行过两次就无疾而终了。那举行过的两次，一次是由图书馆系的陈孝玉学姐介绍计算机文献检索，另一次就是宋立道兄给大家普及一点佛学基本知识。记得大家半是打趣地要他详解何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宋立道兄脸上带着“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有什么坏水”的笑，解释说佛学里的“色”并非日常语言中“好色”、“女色”的那个“色”，而近于日常语言中“物质世界”的意思（这是我当时对他的解释的理解，很可能不过是我的误解）。唐、周二位学的是化学，我学的是物理，都是与“物质世界”打交道，当然不会觉得我们每天学的，作的都是“空”，对“色即是空”都有一些调侃。宋立道兄脸上却只是那弥勒佛般的笑，不像是说“你们哪里会懂”，更像是说“怎么说都无所谓啦!”

当时的总理姓赵，很能礼询下士；社科院的学者们有时会得到召见。这些人得到这等殊荣，自然很高兴或得意，也是人之常情。宋立道兄聊起这类事，却是面带弥勒佛般的笑：“那几位前几天又得模脑壳了”。“脑壳”， 贵阳话“脑袋”的意思。“模脑壳”大概典出于青海、西藏的信徒们到庙里去拜佛时，活佛会在他（她）们脑袋上摸一下。宋兄那话，可真是既不敬入世之庙堂，又不敬出世之佛祖。真是“空”了。

后来仿佛听说他毕业了，分回了贵州。他们都比我大十多岁，大多早已在贵州成家。那时候，要把家属户口从贵州迁到北京，可是差不多跟登天一样难，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都接受了毕业后回贵州去的命运。

再后来，我也毕业了，回到贵州在贵州民族学院当一个候补助教。贵州民族学院在市郊一座荒芜的山头上，鲜有可谈之人，也没有任何书店、电影院之类，唯一的商店是一个只有一两个售货员的小卖部， 卖点肥皂之类。有时闷了，就走下山来，到约一、两公里外的花溪镇上书店里转转。有一天正在那条铺着碎石的乡村道路上走着，忽见一辆自行车从前方飘然而来，骑车人到了我身边停住，翻身下车， 原来正是宋立道兄。那情景，竟有几分似“嗟君别后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原来他正在那条路旁， 贵州民族学院与花溪镇之间的贵州大学任教。那时我正深陷“unrequited love”的苦恼，就向老大哥倾诉了一番。宋立道兄耐心听我说完，长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唉！小兄弟，何必这么早早地找个包袱来背上？”  那一声“小兄弟”，真是让我感怀至今。天地之大，世人之众，真是如恒河沙数，但还真不曾有过几个人，哪怕仅在一刹那间，把我当个“小兄弟”。不过宋立道兄的肺腑之言，在当时正青春年少的我听来，实在是太没有“精神”了。但三十余年后细思量，青春时代的那些“追求”的劲头和勇气，不妨说是“无知者无畏”吧。不知己亦不知彼，能无百战百殆乎？ 三、五十年百战百殆才开始把那“苦集灭道”的“苦”字认得了。那个“空”字，更岂是当年那刚走近生活之门的毛头小子能够懂得？ 宋立道兄如果听见这些话，恐怕脸上又会满是弥勒佛般的笑。

最后一次见到宋立道兄，是三十多年前一个多事的初夏。我那时已回到北大念研究生，一天在未名湖边，与宋立道兄不期而遇。他那时好像是在社科院念博士，或博士毕业后留所了。那一阵，北京很不平静，他忧心忡忡，就到我们这片来找朋友聊聊。但那时几年前常聚的那些人都差不多星散了，所以他只找到我。说也奇怪，也许是城里的纷乱吸引走了所有的人，记忆里那湖边竟只有我们两人，坐在依依的柳下，面对着一湖碧水，和令人心乱的未知的将来…

那一切都早已成为了过去。当年在上山的路上走着的我们，现在都早已走在下山的路上，大概不会再见到什么新鲜的景致了。但愿人长久，我们还有再共灯烛光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