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祖母常带我去走访的亲戚家之一是一对八十来岁的老夫妻，我祖母的大舅和大舅母。我父亲称他们大舅公大舅婆，我则称他们大舅祖祖。祖祖一词，是我家乡贵阳的方言，现当于普通话里的曾祖。在普通话里，我该称他们大舅曾祖公与大舅曾祖婆。我祖母出生于贵阳的大家，父母两家都是贵阳的望族，亲戚非常多， 当时亲戚里最年长的就是住在贵阳老东门附近旧城区的一片旧式平房里的大舅曾祖公与大舅曾祖婆。去他们家要从小十字附近的省府路，弯进一窜狭小的巷子，走上一阵，在一个巷子里推开一扇木门，进入一座院子，再从那院子最深处一个角落的一扇小门往里走，才到达大舅曾祖公与大舅曾祖婆住的一个小院子。那外面的院子里有一栋很大的门窗都是雕花的暗棕色木头房子和好些低矮杂乱的平房，住着十来户人家。大舅曾祖公婆住的那小院子里只有一间小平房，砖墙，灰瓦，大约有二、三十平方，里面用柜子隔为两半，外面放了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里面刚好放下一张大床，再往里面走，好像是一小间搭建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厨房。院子略大，是小房子的两、三倍，里面有一棵细细的比人高不了多少的树，大舅曾祖婆说是棵桑树， “前几年还结桑椹”。远为独特的，是院子里有一个两人都合抱不了的大陶缸，养了很多红金鱼。这在那年头，很难见到。那小院中，只住了他门夫妻两人。

我在几十年后开始明白了历史，猜想那外面的院子，本应是一户富裕人家的私宅，只有那当中的木头房子是原建筑的部份，其余的都是后来挤进去的人家搭建的棚户。至于大舅曾祖公与大舅曾祖婆住的那间小平房，很可能是原本的厨房，或佣人的住处。据我所知，那居处是大舅曾祖公婆从一家旧交那里租来的。不知道那家人何以能在那年代还保有那处私产。

大舅曾祖公须发灰白，头顶部份掉得差不多了，嘴唇上蓄着两撇，下巴上留着一撮半尺长稀疏的白胡子，眼球出奇地大。他也很会瞪着眼吓小孩子。我很小时恐怕是有点怕他的。祖母也很敬畏他，总是毕恭毕敬叫大舅；但跟她大舅母就要亲热得多。祖母对大舅曾祖婆不是叫舅妈，而是叫“保保”，大概是旧时贵阳的方言，现当于普通话里的“干妈”。祖母说过，她小时候拜了大舅曾祖婆做妈。大舅曾祖婆慈眉善目，头上的白发整整齐齐地在脑后结一个髻，衣服好像总是深色，斜襟上抿一条首绢。我稍大一点，就发现大舅曾祖公婆家的几个大柜子跟我家的一模一样，黑里透红的油漆，能照见人影，门扇、抽屉、上面的铜饰，完全是一样的。小孩子好奇，自然东问西问，祖母跟大舅曾祖婆就会开心且神秘地笑说：“你小孩子当然不懂啦”。后来知道我家和大舅曾祖公婆家那些一模一样的柜子，本是我祖母外婆家的家具，祖母的母亲出嫁时，她外婆给了她母亲两个做陪嫁；她出嫁时她母亲又都给了她做陪嫁 - 原来他们本是一家人！在我祖母心里，大舅曾祖婆那里就是她的娘家，她常常一往情深地怀念的“外婆家”的残痕。祖母常说“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大舅曾祖公婆家让我感兴趣的是一只硕大的酱黄色的猫。那猫比我那时见过的所有其他猫都更肥大。他们爱逗我说“它跟你一样岁数啊！”。十来岁的猫在当时很少见。祖母说那是因为那猫很小时候喝牛奶长大。大舅曾祖公婆家的生活比一般人家略好一点。大舅曾祖婆说那猫来家时，刚生下不久，看起来很弱，怕它活不下去了。那点牛奶，恐怕是大舅曾祖婆从自己口里省下来的。

八十岁的老人当时不常见。关于大舅曾祖公婆的高寿，祖母说“你看大舅祖祖（大舅曾祖婆）的人中那么长，那就是高寿的面像”。大舅曾祖婆皮肤白皙细腻，皱纹也整整齐齐，微笑起来，让人感到岁月的智慧和宽容。

祖母跟大舅曾祖婆有永远讲不完的话，大舅曾祖公常常是不言不语地坐在一旁听，偶尔插上一句。他们在一起讲的，我由一点不懂，到慢慢懂了一点， 基本是几十年前的旧人旧事。昏暗的电灯光里影影绰绰的古老家俱，衰老的两、三辈前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涉及的听不懂的不知有多古老的事。我的意识就在这样的光影色彩中慢慢生发出来。

祖母跟大舅曾祖婆在一起常做的另一件事，是卜课问吉凶。家里人病了，会很严重吗？能好起来吗？听说某项政策要改变了，是真的吗？她们用来卜课的，是一种她们称为牙牌的长方体小木块，用当时商店里能买到的“陆战棋”改制而成。“陆战棋”正面的“师长”、“连长”之类字眼被用砂磨掉，涂上一层白漆，再用红、蓝两色漆点上若干小圆点，排列图案如麻将的“筒”。当时麻将已经绝迹了，所以我今天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本来是用麻将牌卜课，只是在麻将已被禁绝时，用“牙牌”替代。一副“牙牌”有大约十几张，卜课时，将牌面向下“洗”过（一如打麻将的“洗牌”），排成一行，保持原序翻面，按能组成的花色算出得分（也一如打麻将），按得分的范围定为“上上”，“中上”，“中平”，“中下”，“下下”等，重复三次，就是卜得的卦了。“上上、上上、上上”最好，大吉大利。然后就翻开一本卦书，找出对应的卦文。每一卦都有自己的半文半白的卦文。大舅曾祖婆的卦书是印刷的，我家的则是祖母据大舅曾祖婆的原本手抄的。我至今还记得“上上、上上、下下”一卦的卦文，因为祖母总爱笑着讲这么个故事：清朝最后一次考进士，某人连考几场，感觉考得不错，在考最后一场前卜了一课，竟是“上上、上上、下下”，卦文是“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说的是楚霸王项羽的典故，平生大小七十二战都是胜仗，最后垓下一战，大败自刎。那人心想，“完了，这最后一场要坏了”。等到宣榜的时候，他已经不抱希望了。谁知念的第一个名字，也就是状元，竟然是他。大吃一惊，慌忙下拜。回来很高兴，跟朋友聊天说，这卦太不灵了，说我“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我却得了状元。朋友说，卦文隐晦，你没看懂。“七十二战，战无不利”自然是说你一直考得都很好。最后念榜的那个大人，是个湖北人，念榜都是拖长声调，恰如唱歌，正是“楚歌”。你突然听到那“楚歌”，一下就拜倒在地，不正是“忽闻楚歌，一拜涂地”？

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几乎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定量凭证、票供应。一人一月只有大约四两菜油、一斤猪肉。那一斤猪肉还是连皮带骨在内的一斤。有好几年，在我上小学、初中时，我家就由我来养鸡。第一年由一位在农学院工作的亲戚帮忙买来十几只良种鸡蛋，由我在“黑市”上买来一只会抱窝的母鸡来孵蛋。（所谓“黑市”，又称“自由市场”，即非国营商店的交易市场。当局在大多数时候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也严加取缔。“黑市”上的物资，一般比国营商店的质量要好一些，价格大约是国营商店的三倍。一只三斤重的鸡，大约要五元钱，也就是当地一般有大学文凭的职工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每次放上十四、五个蛋，由老母鸡孵上二十几天，能孵出十二、三只小鸡。我照料那些鸡非常细心，其中约十只能长大。等这些小鸡长到半大，不用老母鸡保护也能存活时，祖母就叫我抓上两只，跟着她给大舅曾祖公婆送去。大舅曾祖婆也很会养，那些鸡在她那里都长大了，给他们下了一些蛋。

大舅曾祖婆有时也到我家来，来时常带几粒水果糖给我和我弟弟。那时公共汽车很少、很挤，老人家有被挤死的危险，不敢乘车，出门只好步行。大舅曾祖婆幼时缠过足，后来放了。八十来岁的人用那样一双脚从老东门，穿过贵阳城，走到大西门外的我们家，也很不容易。我们留她吃饭，最好的菜肴也不过就是一盘炒鸡蛋。

有一次，大约是十一国庆节，祖母又带我去大舅曾祖公婆家，只有大舅曾祖婆在。祖母问起大舅曾祖公，大舅曾祖婆不悦却无奈地说，又被叫去了。祖母也就沉默不语。两个大人都面色凝重。“又被叫去了”？ 被谁叫去了？ 叫去做什么了？ 何以空气都凝重起来？ 我在还没有能形成这样的句子，来表答疑问，求取答案时，就先模模糊糊地懂得了正在进行的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开始懂事，也就从懂这类事开始。那时我家里的亲戚，都差不多常常要经历一种不祥的事，他们对那种事，完全是一种对待禁忌的态度，语焉不详，用来指代那事的名词，通常是个空白。过了一会，大舅曾祖公回来了，我祖母赶紧趋前问候。大舅曾祖公什么都没说，脸上的表情是“有什么好说的！”

大舅曾祖公名叫华问渠，曾是民国时代贵阳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贵阳旧谚有“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就是以华家为当地商人的代表。

祖母对我说过：“从前，贵州有三兄弟，父亲死得早，很穷。那时贵州人吃的都是四川出产的井盐，三兄弟就靠被人雇佣背盐为生，到四川去把盐背到贵州来。慢慢地攒了点钱，就自己买了盐背到贵州来卖。再后来攒的钱更多了一点，也雇了人一同去背。从贵州去四川背盐，全是徒步，爬山涉水，路上经过一个叫茅台的地方。茅台产酒，三兄弟走累了会在茅台坐下来买点酒喝。日子长了，跟一家自酿自卖的酒店老板熟悉了。后来酒店老板老了，没有儿女，就对三兄弟说你们把这店买下继续经营下去吧。三兄弟就把那店买下来了。以后背盐路过，就在自家店里休息。”那是我祖母对我口述的，民国时代最大的一家茅台酒厂成义烧坊的起源，她的“外婆家”口口相传的家族历史的一部份。我现在想，可能那里最早都只有一些小本经营的家庭酒坊，规模极小，是华家作为盐商有大得多的资金投入，扩大了规模，开拓了市场。后来华、王两家生产的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得了奖，茅台酒的名声就更大了。

祖母也对我说过：她的外公为了提高贵州的民智，（在清末民初）倾尽家财从（贵州）外面买进了（现代化）印刷机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把机器运进了贵阳，开办了贵州第一家印刷出版公司文通书局（兼自己造纸）。那时候，贵州与外面的世界之间交通困难，在四十年代开通公路之前，进出贵州全靠步行。三十年代，贵州军阀省长周西成为了自己的排场，从外面运一辆汽车进贵州，也还只能把汽车拆了运进贵州后再装上。搬运一个现代化印刷兼造纸厂的全套机器想来比搬运一辆汽车的部件要困难得多，可以想像华家当时要克服的困难，也可以想像“文化”在华家心目中的重要程度。祖母回忆她小时候有一次文通书局失火：“我外婆看着大火，眼泪八颗八颗地流”。出版书籍的文通书局才是华家的主业，酿造茅台酒的成义烧坊只是副业。在那交通困难的时代，华家的文通书局想来让本地的读书人受益良多。大舅曾祖公是长子，在他父亲去世后，就由他经营文通书局和成义烧坊。

我家住在大西门外，地近城郊，远望可见一座不小的山峦，当地居民称为“华家山”，在民国时代也是华家的私产，是华家的祖坟地。我小时常去“华家山”玩，因为那山在那时还基本是原生态，山上有别处不见的有趣的昆虫和植物。听说现在那一带山峦上都修满了高层住宅楼。华家的祖坟想来也不复存在了。

八十年代初贵阳市教育局在他们的办公大院中办了个租书店，我常去那院子里租些《杨家将演义》之类的书读。那大院的门旁挂了无数的牌子， 记得的有“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文化局”。后来才听说那大院就是从前的“华家大院” - 华家的私宅。也就是说那里才真是我祖母满怀深情地回忆的“外婆家”。

民国变共和国后，华家的一切产业当然都归公了。开始时还有点“定息”，因而生活比一般人家略好一点，还能有点牛奶喂养小猫。后来革命不断深入，“定息”也就断了。大舅曾祖公婆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子女赡养。好在他们的大女儿1949年以前随夫去了美国，可以给他们寄点钱，生活还勉强过得去。

1976年，在中国真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一天，学校把所有学生都带上街去敲锣打鼓地游行，"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过了几天，我父亲带上我去大舅曾祖公婆家。我父亲一岁左右就因病失聪，也不会讲话，与人交谈，全是像电影《悲情城市》中的林文清一样，通过在纸上书写。那天大舅曾祖公与我父亲就那样“笔谈”，被我瞥见大舅曾祖公写的竟然是“华是傀儡，张在幕后掌实权。五年内可见变化”。大舅曾祖公也察觉到我看见了他写的字句，觉得有危险，对我父亲使了个眼色，我父亲就把那些纸撕碎了。我立刻明白了“华”指谁，但对“张”究竟指什么人，不太明白：有名的“张”好像只有张春桥，但这个好像只是在报纸上写些批判文章的人，竟然会“在幕后掌实权”？不过远没到五年，才半年“变化”就果然出现了。他老人家真是个明白人！

不过大舅曾祖公倒底没有能活到亲见巨变的展开。一两年后他就病重了，卧床不起约两年直到去世。就在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开始发生了变化。有司要整理文通书局历史材料，派人去向大舅曾祖公询问，但大舅曾祖公已经神志不清了，只好由大舅曾祖婆作答。“（他们）还问有没有什么材料还保留着，比如帐本之类，”大舅曾祖婆事后对家人说，“我说，‘哪敢啦！要真还留了帐本，前几年那还不被你们说成是保留变天帐？’”。想不到一生只知道为人妻母的大舅曾祖婆，竟有这样的黑色幽默。

大舅曾祖公去世后不久，我祖母也去世了。祖母去世后不久，逢春节，我父亲带上我们兄弟俩去给大舅曾祖婆拜年。大舅曾祖婆看见我们，想到我刚去世的祖母，流下泪来。老人家擦干眼泪，看着我们兄弟俩，说“遭孽” - 从前的贵阳方言，大致现当于普通话的“可怜”，但同情的程度更深。我们家的亲戚都知道我父亲是残疾人，收入很低，一直靠我祖父祖母的退休工资帮助抚养两个孩子；现在我祖父母都去世了，我们家今后就更困难了。所以大舅曾祖婆一边说“遭孽”，一边掏出两张五元的钱，分别给了我和弟弟，“拿着这点压岁钱，去买点鞋袜”。那时侯，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在贵阳），一月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元，一般过年给小孩压岁钱也就一、两元。大舅曾祖婆那年给的压岁钱特别地多，是接济我们家。

几年后，我在上大学期间，接到父亲的来信，说大舅曾祖婆去世了。我想她老人家大概享年八十六、七岁。

大舅曾祖公也算地方上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地方文字中有一些记载。近年来因为茅台酒的缘故，还在茅台给他塑了一座全身像。但我看到的文字、塑像所描述的，根本就是一个跟我所亲见的大舅曾祖公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个人。说穿了，不过是用他的名字做个商标符号赚钱罢了。将“历史记载”与自己亲身的耳闻目睹相对照，常常让我感到所谓“历史记载”多半是些面目全非的东西。这类“历史”读得越多，读者只会愈加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