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外曾祖公是位老中医，在我记忆里他下巴上留着几寸长的灰白胡子，背微驼，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式布纽扣的蓝布外衣。他是我祖母父亲的从弟，在家族男性平辈中排行第五，我祖母称他五叔，我父亲称他五外公。按理我该称他五外曾祖公，但在我家乡贵阳，祖父称为爷爷，外祖父称为外公，只对曾祖辈的长辈称祖，并把“曾”字略去，所以我按当地的习惯称他五祖祖。五外曾祖公虽然比我祖母大一辈，但同岁，当时都是六十多岁。五外曾祖婆则本来就是我祖母的中学同班好友。

五外曾祖公是一个真正的世家子弟。他的高祖父唐树义和曾祖父唐炯都“名垂青史”，在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有列传记载。（清朝灭亡后，继之的民国政府按历史上为前朝修史的旧例，修编作为第二十五史的《清史》。但那个民国政府, 即所谓“北洋政府”太短命，还没等到《清史》定稿就也灭亡了。再继之的新民国政府，即所谓国民党“南京政府”认为那部《清史》把他们“革命党”（即孙中山之徒）描写为乱党，就废掉了《清史》的工作。于是，那部民国政府修编的第二十五史《清史》，就永远只被称为《清史稿》。）

五外曾祖公的高祖父唐树义（字训方）是大清朝的烈士，事载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的《列傳一百八十七》：

唐树义，贵州遵义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官湖北咸丰、监利、江夏知县，洊擢湖北布政使。以病归，在籍办团练。张亮基奏调湖北，署按察使。及田家镇军事亟，率兵防江北陵路，驻广济。既而黄州、汉阳相继陷，树义剿贼德安，进军滠口。咸丰四年，战失利，褫职留任，率舟师御贼金口，船破，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恪。

唐树义在清朝官至湖北布政使（一省的第二号长官），率军平定太平天国，在湖北阵亡，大清朝授予他世袭骑都尉的爵位以示表彰。唐树义阵亡后获得的爵位，与我们熟知的其他几位大清朝的烈士们阵亡后获得的爵位大至相当。如鸦片战争中在虎门炮台阵亡的提督关天培，获得的爵位是世袭骑都尉加低一点的云骑尉（也许有两个儿子及其后代可以分别继承）；甲午战争中在平壤阵亡的总兵左宝贵，也是获世袭骑都尉加云骑尉。倒是更加大大有名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阵亡后并没有获任何爵位（也许因为管带级别比较低的缘故）。在大清朝廷眼里，“维稳”与抵御外敌的功勋并无二致。

唐树义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五外曾祖公的曾祖父唐炯，继续率军对太平天国作战，在最后击败、擒获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战事中起到相当的作用。据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的《列傳二百四十五》：

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训方子…同治改元，统安定营。会石达开围涪州，与刘岳昭期会师，击走之。其夏，石党窥綦江。炯闻警驰援，燔其壁，寇溃，大破之长宁。以疾还成都。秉章询寇势，时寇退滇边，声入黔，炯曰：「此诱我军东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虚入川，宁越宜警备。」俄而寇入紫地，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达开返西岸，退为倮夷所窘，食尽乞降，枭诛之。

（唐树义、唐炯跟清朝中兴三杰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一样都是文人带兵，并非武官出身）。

唐炯后来在中法战争中被提拔为云南巡抚（一省的最高长官），主持对法军事，但表现不佳，战争失利后追责，差点没被朝廷杀头。不过他后来戴罪立功，参加“洋务运动”，作“名义巡抚”督办云南矿务。辛辛苦苦将近二十年，将近八十岁才告老退休。朝廷最后授予从一品“太子少保”的荣衔。这些都记载在大清朝的正史《清史稿》中的《列傳二百四十五》，并非小说家言。

不过小说家高阳也在长篇历史小说《慈禧全传》中的第三部《清宫外史上》中涉及中法战争的章节中有些有关唐炯的描述。但那是场失利的战争，他又没有阵亡，所以成不了小说家笔下的英雄。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发妻去世后，娶了唐炯的妹妹作继室，成了唐炯的妹夫。可称为五外曾祖公的姑曾祖公。

贵阳旧谚有“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就是说唐家是贵阳的官僚世家（家里“顶子”很多）。唐家在贵阳从晚清到民国都是聚族而居的，宅名“唐家花园”，即今之贵阳十九中。听我祖母说，唐家的老祖宗怕子孙受冻馁之苦，置下“唐家花园”作族中的公房，和相应的公田。公田收来的租（米），每天由大厨房煮成米饭，到吃饭的时侯，各“房”到大厨房去领饭，在各自小家的小厨房中烧菜。如此说来，“唐家花园”是唐氏宗族中大家庭共产主义与小家庭（所谓各“房”）私有经济的综和体制：凡唐氏宗族中人都有房子住，有米饭吃；但酒菜鱼肉就要靠各小家（各“房”）自己努力了。老祖宗也真是会设计，无奈革命的洪流一来，全都席卷而去，荡然无存。

五外曾祖公那一支是唐炯长子唐我墉的后代，但不习儒而习（中）医。我祖母说，五外曾祖公的父亲是贵阳很有名的老中医，亲戚中有人病了，多由五外曾祖公的父亲诊治。到我开始记事时，五外曾祖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医道由五外曾祖公继承下来。

我祖母多病。由于自幼病弱和在六十年代末被红卫兵打断肋骨三根，戳伤了肺部，没病时都行走困难，生病时更是寸步难移，在那交通工具极缺的年头，是很难上医院的。于是祖母一病，就由我去请五外曾祖公来家诊治。

五外曾祖公总是空手步行而来，让我祖母把一支手放在一本书上，他开始号脉。五外曾祖公号脉总是一言不发，很聚精会神的样子，号好一阵。然后戴上老花眼镜看舌苔。然后取当时一般的横行信笺纸一张，转90度，从右到左，竖行写下药方。大字写药名，小字写分量，如党参二钱、五味子三钱、蝉蜕一钱之类。

然后就由我到街上的中药房去抓药。贵阳最大的中药房，名同济堂，本来也是唐家私产，但那时已经改了个革命化的名称叫红旗药店，不过老百姓还是叫它同济堂。那年头，什么都缺，五外曾祖公写的药方，难得有能配齐的。我总是走一家，被告知缺某几味，再走一家，又被告知缺某几味；这样走三、四家后，比较一下，挑一家没缺太多的买了药。给五外曾祖公说，他总是无奈地摇头，说这各味药，要合在一起才能起作用，缺了一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五外曾祖公的脸上总是满面愁云。他一家四口人，有三个是“黑人”。“黑人”是七十年代的特殊名词，不是指非洲人，而是指城市里没有户口的人。五外曾祖公家是贵阳城里超过百年的老居民，他本人原来是贵阳医学院的讲师，本来当然是有户口的，但六十年代时，不知什么缘由，被开除了公职，注销了户口，下放到很边远的农村去了。听他家里人说，那里的人从来没见过汽车，且很蛮横，他家在那里很难生活。

等到政策稍微松动，约在七二年，他一家就擅自回贵阳了。回来倒也没人管，只是绝不给他恢复公职和户口，五外曾祖公老俩口和二十来岁的小儿子就成了“黑人”；只有二十多岁的大儿子，算是因病回城的下乡知青，有一份户口和很低收入的工作。

在那年头，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没有住房（当然也没有工资收入）；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每月定量供应的食粮、食油、和肉食。那时候，一般居民每月可以凭购粮证买到三、四十斤粮食、四两食油，凭肉票买到一斤猪肉。没有户口，就得到“黑市”上去买这些生活必需品。“黑市”，顾名思义，就是非法市场（当时的专有名词叫“投机倒把”）。“黑市”上物品的价格，大约是国营商店的三倍。那时有工资有户口的人家生活都尚且艰难，五外曾祖公一家四口只有一个人有工资和户口，其艰难可想而知。

那时侯，街上常见有江湖医生坐在街边，地上铺几张桌面大的牛皮纸，放上各种中草药，外加几面锦旗，绣着“妙手回春”， “药到病除”之类。五外曾祖公跟这类东西一点不沾边。他从未擅自收费行医，只是给亲戚朋友免费看病，算是帮忙。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可能会送他一些礼物，家境不好如我家，只能在有可能时给他帮点忙。那时候学校的教材大多是油印的，要先由人一笔一划用铁笔刻到腊纸上。我父亲所在的学校常常需要人刻腊纸，他就为五外曾祖公接了一些腊纸去刻。五外曾祖公字写得很好，刻得又很认真，学校很满意，但刻腊纸相当累人，一天最多能刻三张，每张只能得几角钱。五外曾祖公就这样有一点微薄的幸苦收入。我去他家时，常常见这六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副油腻的袖套和老花眼镜，在一盏昏暗的灯下，俯在桌上刻腊纸。五外曾祖公的住处，是一所街道民办小学堆杂物的房间，由五外祖婆的朋友帮忙得以暂住。在我记忆里，那里白天也总是黑漆漆的。

那时过春节是一年中的大事，政府会出安民告示，每人发肉票一斤。家家户户都在除夕夜的爆竹声中阖家团聚吃上一顿一年中最好的晚饭。但这一斤春节肉票，五外曾祖公一家四口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领，其余三人是没份的，要准备这顿年夜饭就难了。不过很多受过五外曾祖公诊治的人家都会请五外曾祖公一家去吃年夜饭，但五外曾祖公不好意思阖家去吃某一家，怕人家也受不了，于是分散出去，老两口去一家，大儿子去另一家，二儿子去第三家。年夜饭是不愁能吃上，只是别人家每年的团圆饭，在他家是每年的分散饭。

五外曾祖公极少谈论时事，只记得有一次他来给我祖母看病，走进我家，叹道：“现在的娃娃，不但是男娃娃嘴巴下流，连女娃娃都嘴巴下流”。我想他可能刚在路上看到未成年人吵架，语言不堪。

五外曾祖婆的牢骚要多得多。我祖母中学时代有两个同班好友，一个后来嫁给了她的五叔，成了她的五婶；另一个后来嫁给了她的八叔，成了她的八婶。五外曾祖婆身体还不错，住得离我家也很近，常来跟我祖母聊聊。五外曾祖婆最烦心的事，就是五外曾祖公的原单位不给他“落实政策”（后来叫“平反”）。听多了她们的聊天，我慢慢有点明白：五外曾祖公胆小怕事，不敢去同原单位理论；五外曾祖婆个性比较强，不肯放弃努力，一直在代替五外曾祖公去向他的原单位申诉，但得到的都是挫折。

五外曾祖婆身体不错，但偶尔痔疮发作，会大出血，有性命之虞。那时就只有靠五外曾祖公使尽浑身解数救命了。五外曾祖公是这样使出本领的：写下他能写出的最好的中药方，亲自递进同济堂的收方窗口；在被告知那几味中药缺货时，不是另想几味代替（他说那是代替不了的），而是撤下很多并不缺货的，另想新的组合去代替；这样与药房反复互动多次，直到配齐一剂在当时条件下能配出的最佳中药。但有一味长期缺货的中药，名叫阿胶，是无法绕过去的。五外曾祖公知道我祖母有很少量的一点阿胶以备不虞，不到生死关头他也不会来借别人留着自己救命的药，但有一次真是到生死关头了，五外曾祖公让他们的儿子，我称为大舅公的，到我们家来借去了阿胶。听我祖母说阿胶由驴皮熬成，是很贱的中药，本来并不是什么稀奇东西，只是在那什么都缺的年头，成了奇货。后来五外曾祖公从别的地方得到一点阿胶还给了我祖母。

五外曾祖婆那次捡回性命不久，我陪我祖母去看望她。五外曾祖婆坐在病床上，跟我祖母谈到刚刚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叹道：“唉，不知道这位又会怎么样了”。那个时代的“黑人”们的苦闷、不愿放弃希望又不敢有所希望的矛盾心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五外曾祖婆姓尚，是旗人。我那时对历史浑无所知，未究其详。我后来猜想，也许她家是尚可喜的后代。

五外曾祖公婆有一个大女儿，那时四十左右，早已嫁人。我称他们的女儿、女婿为姨婆、姨公。姨公姓邓，性极诙谐。我祖父去世后，是邓姨公和另一位亲戚来帮助将祖父的骨灰葬于一座荒山上。事毕，邓姨公坐在坟前，饮了薄酒数杯，问十来岁的我：“你有没有读过《水许》，里面有个李达，使两面大爹？”。那时书都差不多烧光了，所以我无缘读到那部从前小孩子都能读上的名著，但看过一本破旧得无头无尾的小人书，听人说过那书叫《水浒》不叫《水许》，里面那个脸上长满大胡子的叫“李逵”不叫“李达”，使两面“大斧”而不是“大爹”。听我这么说，邓姨公开怀大笑。年稍长，我才知道邓姨公一生不幸。他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本来是个工程师，但早在五一或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人诬告盗窃国家财产，戴着那顶“帽子”过了大半辈子直到八十年代。待到“平反”他已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工程师成了年届退休的老人。他当年对我说笑，实在是苦中作乐。

五外曾祖公婆还有一个养女，那时三十多岁，也已嫁人。我也称他们的这位养女为姨婆。这位姨婆的住处离我家极近，两家后窗遥遥相对，简直可以说是邻居。这位姨婆对我们小孩子很和霭。有一阵，我很爱去这位姨婆家，因为她有一本童话故事叫《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当时我刚开始识字，渴望读书，但几年前全国刚经历一场烧书运动，书都差不多烧光了，很难找到合适的书读。那本《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正适合我那年龄和阅读水平。那书可能也是姨婆少年时代的心爱之物，故而避免了几年前大多数书籍的命运。姨婆家说我不能把那书借去，但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她家读。于是我就常常去她家读《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姨婆的家非常干净整洁。用后来的话说，有些小资情调。

听说这位姨婆是位孤儿，十来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将她遗弃了。她的父亲正是五外曾祖公的亲弟弟，所以五外曾祖公婆收养了她。她在五外曾祖公家长大，对五外曾祖公婆以爸爸妈妈相称。她的父亲是怎么去世的呢？当时我听说是“土改时在乡下被农民打死了”。我当时对这种听闻也不以为奇，模模糊糊觉得那是很久以前世界上大人们的事，不是小孩子可以明白的。

近来才听说，这位姨婆的父亲、五外曾祖公的那位弟弟，是位学政治的书生，本来好像并无一官半职，但1949年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被委任为贵州某县县长，留下来“打游击”。结果是“游击队”一触即溃，他本人东藏西躲一阵，也就被抓获，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了。

据我所知，唐家虽然在清朝是官僚世家，在民国初年也曾在西南风云一时，但在北洋政府晚期即已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及至国民党夺取政权，唐家在政治上已被彻底边缘化，与国民党政权并无关系。据我猜测，姨婆的父亲这种人就是一个社会里不得志的小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之际，误判形势加头脑发热，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押命一博，结果成了前朝的殉葬品。可怜的姨婆，因之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堂吉诃德的故事并不总是喜剧。

五外曾祖公婆的大儿子，我称为大舅公，当时二十多岁，是个聪明好学的青年。初中毕业后不得继续高中学业，六十年代中期就下乡当了知青，当时因病归城，在一所中学实验室中当一个小职员，是五外曾祖公一家中唯一有户口的人。这位大舅公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之一，在家里教还是小学生的我组装半导体单管收音机。我那时年纪太小又没有基础，学得很不好。不过学过一点肯定要比不学强，那时所学的也就成了后来的基础。这位大舅公高考恢复后上了大学，成了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是第一个给我说不要用英汉字典，要用英英字典的人。

我考上大学时，祖父祖母都去世了，因为父母都是残疾人，家里极穷，亲戚们都量力相助，为我准备行装。五外曾祖公一家也很窘迫，但还是由大舅公送了我一个铝制饭盒。那饭盒我在北京大学用了一年多，有一天在学一食堂盛了棒子面粥放在一饭桌上，离去买点咸菜回来后发现被人连盒带粥一起偷走了。所谓北大学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

后来就很少听到五外曾祖公一家的消息了。八十年代中期，我的亲舅公（我祖母的弟弟）中年离家老大回，到贵阳来探亲，我陪他去看望了五外曾祖公婆。五外曾祖公婆与大舅公（他们的大儿子）同住在大舅公的单位分配的单元房里，五外曾祖公刚平反，大舅公刚娶妻生子，一家人喜气洋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