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师于七十二岁上溘然长逝，在我是又经历了一回这类的伤悲。虽然早已知道人生无常，但此前总暗自期望朱正琳师以他的豁达、不嗜烟酒、勤于锻炼，也能像不少的前辈一样会至少活到八、九十岁。这样我才好待过几年退休后再如当年一样追随左右，面聆教诲。甚而期望朱正琳师那时也还能有精力再周游列国，让我有机会央求他在去希腊漫游时也带上我。无奈天违人愿，竟已天人永隔，唯痛唯悲，夫复何言！

我在学校念书，曾有过三位正式的导师。但也许由于所学的是理工科，三位导师都仅限于向我传授关于“物”与“算”的专业知识，对我“人生观”的影响实在远不及朱正琳师。说起来，朱正琳师从未在任何一所学校的任何一所课堂上作过我的老师，也不曾指导过我作研究或写论文，但他在我的青年时代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见了一个我本来也许终己一生都不会看见的世界。我为此非常感谢他。

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念大一时认识了正在北大外国哲学所念研究生的朱正琳师，虽然他比我高不了几年级，却比我大近二十岁，这自然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像。在结识朱正琳师之前，我虽然也爱看课外书，但除了唐诗宋词外，基本都是些不堪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对历史与哲学，我也像那个年代一般的理科生一样，抱极轻视的态度。那倒不完全是我的错，中学校教的历史与哲学，全是些死记硬背的教条，如“劳动创造历史”、物质第一，意识第二”之类，实在乏善可言。

朱正琳师彻底改变了我对历史与哲学的看法。那时他很健谈，除了阅读面广，还很擅长用文史哲中的典故为他的看法“作注”。虽不过是只言片语，却跟所谈及的我们熟悉的人或事密切相关，既加深了我们对那些人事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对那些文史哲典故的理解。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史哲里有这样的内容，原来文史哲是可以这样读的，原来文史哲离“我”也并不那样远。

开始时他住在二十五楼的研究生宿舍，我住在四十楼的本科生宿舍，两楼之间，步行不到五分钟。后来博士生多起来了，二十五楼成为了博士生楼。但在朱正琳师念硕士时，北大还基本没有博士生，二十五楼还基本是个硕士生楼。那里两人一室，但朱正琳师的同屋是个北京人，长住家中，极少出现，朱正琳师基本上就独居一室，正好接待访客。他的访客，也出奇的多，不乏今天中国政界、学界的顶级人物。

相识不久，我就常去找他。主要是在那个年纪上有很多个人的烦恼，需要向一个长者诉说。在今天，那也许是心理医生或学校心理咨询顾问的工作，但在那个时代，“心理咨询”这类概念在我们是闻所未闻。学校的班主任、辅导员之类的职责在于保证学生“又红又专”，我的那些个人的烦恼，全属“不健康的思想”，自然没有道理去自投罗网。朱正琳师陪着我在静谧的夜晚，在二十五楼、二十八楼、三十五楼之间的路上来回地走着、谈着，边上有宿舍楼上的窗户里溢出的灯光、稀疏的树影、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些近四十年前的景像，才是我的北大，让我魂萦梦绕，热泪盈眶。

没有烦恼时，我就缠着他问这问那，关于文学、历史、哲学、人生，反正觉得他是个什么都懂的大人。有一次向朱正琳师请教当读何书，朱正琳师答“萨翁与托翁”，稍顿加了一句“静静的顿河是二十世纪的一部巨著”。我于是去读了“威尼斯商人”，大概因为是第一次读西方的戏剧，对那种形式完全接受不了。又读“哈姆雷特”，还是不知所云，就去问朱正琳师：“怎么我看不出这跟人道主义有什么关系？”。大概很让朱正琳师哭笑不得：“‘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这不叫人道主义什么叫人道主义？”。可怜我那时对“人道主义”一词的理解只来自于“优待俘虏，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朱正琳师的话听得似懂非懂。不过他说得那么生动，我虽然听不懂，倒也记住。过了许多年后，竟然慢慢明白了。

我们的对话，大概多是这样，我问得没头没脑，他答得如禅师说偈，我只好慢慢想，不少话，想了几十年。我至今读书，很多乐趣都来自于一种“现在终于明白了”的感觉。如果没有当年那麽多不明白，今天也无所谓明白不明白了。

在尚未入门某类书的人与这类书之间好像有一道墙，一位入了门的长辈、老师、甚至朋友能起到一种中介作用，让我们得以穿过这道墙。这中介关键的不是知识，而是人格魅力。经由这魅力的中介，关于人的“知识”才能附着于我们自己的人格上，成为我们“个人”的知识。换个角度说，我们的人格才会因这些“知识”而改变，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成长。很多人对某类书没有兴趣或没有真正的兴趣，多半是从来没有遇上这样的长辈、老师、朋友。（在音乐、艺术方面，情况想来也类似。） 在青年时代与朱正琳师相遇于北大，是我生命中的幸运。

后来很多年后，朱正琳师办了一份面向青年读者的杂志，刊名《成长》。那时我已经出国，没有机会读到那杂志，只是觉得，那刊名深得我心。可惜因为某种原因，那杂志的生命很短暂。

当年朱正琳师本人似乎并不赞成我那样地“问这问那”，尤其是关于人生，他的口头禅是“自己以后都会懂”、“（将）要经历的一切都只有去经历，别人的经验是没有用的”。他那时是一个很有些“迷信”，不讲究方法的人。这当然跟他自己那“无师自通”的个人经验大有关系。

更多的时侯，他那里有别的朋友一起聊天，我既无人生经验（不像他们，或坐过几年牢，或下过几年乡），也没有什么知识，插不上话，就在边上听。听得多了，对（那时的）他很有我的了解。在他那里爱情、友谊、勇气、毅力、牺牲等有极高的价值。而费尽心机地追逐蝇头小利、社会地位是很要被他嘲笑的。他崇尚一种“硬”。在他那里爱情也是通过勇气、毅力、忠诚、牺牲展现。而当时风靡中国的邓丽君所代表的那种卿卿我我的“软”是很为他所反感的。（他很爱唱歌，但从来没有唱过邓丽君类的歌。） 

关于“人生观”，他很爱用极端赞许的口气说“老百姓”如何如何。不了解的人会误以为“老百姓”的对立面是“官”，但我知道在他那里“老百姓”的对立面不是“官”而是“读书人” - 中国传统观念里的精英。在发财大潮尚未兴起的八十年代初，大学生、研究生是社会上众人仰慕的精英，具有相当的优越感。在那精英/大众对立中，他似乎是一边倒地要站在大众一边，反抗精英。对“老百姓”，他有近乎迷信的宽容。对萨特、海德格尔这些知识精英偶像，他没什么好感。或者说他对“老百姓”， 远比对“文化人”宽容得多。（这跟鲁迅先生颇有相似之处。绝非偶然。） 

今天回头去看，他当时那些各种“怪异”看法正确与否，尽可讨论。但他那种在北大学生小环境中，异于一般北大学生，尤其是我同龄学生的各种看法，对我很有吸引力力。从小处说，他让我学着从另一些角度去看问题； 从大处说，他让我对某种“精神”有了点初步但具体的认识。说来荒唐，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被教育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但由于那“共产主义精神”与我们的真实生活实际上是完全绝缘的，以至“精神”于我们也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

朱正琳师对我的教导多半是些旁敲侧击。我那时是物理系的学生，（因为是当时全校高考平均分最高的系）我们物理系的同学在学校里面对其他系的学生大多有不少优越感，我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聊天时朱正琳师回忆起他刚从牢里出来时，在外面打零工，给砖瓦工打下手，手脚慢一点就会遭到那些砖瓦工的怒骂。我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凶？”。朱正琳师冷冷地答“因为他们是物理系的。” 

不过他也有不多几次对我作过正式的教导。有一次是我读柳永的“骑马斜倚桥，满楼红袖招”之类，觉得很“酷”，也模仿一首。朱正琳师看见了大发雷霆，把我叫去狠训了一顿。我从此再也不作此类艳语。几十年后，看到钱理群先生的弟子余杰得意地回忆自己在北大学生宿舍楼顶偷看女生在（宿舍楼的）水房冲凉（余杰谓之洗澡）的文章及翻晒的（旧）艳诗，我就想“他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没有把他教好”。

这样的日子大约有两年，他毕业了。我当然很希望他能留校教书。他也很有留校教书的愿望。设想他若是在北大的课堂上侃侃而谈三十年，一定会对无数北大学子有良好影响。他的导师张世英对他非常器重，是很想留他的。当时他的好友潘维明任北大党办主任，极力向开明的北大党委书记项子明推荐他，但遭到三年前因他的研究生录取问题对他怀恨在心的北大研究生院的极力反对。潘维明失败了，北大永远失去了一位优秀独特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