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不觉已春深。到4月初，心渐渐难以沉静，总是担心春光老去，旅游的念头不时闪现于脑海。好在《平学奠基石》二稿已经完成一半，上旬的最后一天是周六，早餐后离开羊城的那家公寓，乘长途汽车前往潮州。移居广东28年，也只有潮州、汕头和汕尾三个地区级城市没到过，于是怀着少年才有的那份好奇心，在这阳春三月的日子，钻进谜语中去猜一猜对我还十分神秘的潮汕。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要看清楚一个整体，仅仅钻进去熟悉事物的局部是不够的，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体观察一下。反过来，我对潮汕较为陌生，感觉它是一组谜语，是因为长期以来仅仅耳闻目睹一些潮汕人和事，有一个大致的整体印象，还需要一个近距离熟悉各个局部的过程，才能对关心的一些问题，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两个月时间，我将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尽管一些人不认可它属潮汕，我考察了那里的文化与潮汕相同）走了一遍，下面是猜谜的过程与结果。

 　　谜面之一：唐代韩愈被贬潮州当刺史，为除鳄鱼之害，写了《祭鳄鱼文》，传说鳄鱼就乖乖地走了，那肯定是迷信。潮州现在无鳄鱼，那里去了？

  猜    法：成人之美法

   首先，我想将这个历史上著名的谜语先猜一猜，这是人们到潮州后普遍关心却至今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韩愈因试图阻止皇帝迎佛祖指骨舍利进京，被贬离京城8000里外的潮州。听说恶溪（即员江，今名韩江）有鳄鱼吃人及牲畜，百姓深受其害，于是作《祭鳄鱼文》：“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遣部下军事衙推秦济，把羊一头、猪一头，投入恶溪水中，送给鳄鱼吃。同时又警告它：古时候的帝王拥有天下后，放火焚烧山岭和泽地的草木，用绳索去网捉、用利刃去刺杀，以除灭虫、蛇等那些给人民带来危害的可恶动物，并把它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去。”

   传说，不久后鳄鱼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绝此患。《永乐大典》上则说鳄鱼迁往海里去了。这，都不可信，员江西迁六十里还属潮州。如果真迁其他地方，那里应该有鳄鱼活动的记载，事实上并没有。员江之鳄是淡水鳄，入海根本不可能。然而，鳄鱼究竟去哪里了？

  我想应该是被潮州人吃绝了！有闲的人，不妨听我详细道由来——

　　韩愈欲提振积弱不兴的儒教，对日益兴盛的佛教甚为反感，阻皇帝迎佛骨而被贬潮州，12岁的女儿韩挐在他携家人赴任途中病故。后来佛教界想挽回面子，就编故事说，韩愈因深受刺激，到潮州后多次去寺庙，对和尚表示后悔阻迎佛骨，闲时已经在钻研佛学做居士。虽然故事漏洞百出，还是编入了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八卦书中，迷惑了一些轻信的人。况且他在任上时，也曾择吉日良时备下全猪全羊厚礼并作《祭界石神文》，祭奠三山神（即三山国王，那时还不属道教）。道士也想利用韩愈弘扬道教。北宋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封了中国“文圣”，标准的文曲星下凡，文曲星不就是道教神仙么？不太好拿韩愈本人再做文章，就拿他的亲戚说事。当年韩愈被贬路途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诗标题叫《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个叫韩湘的韩愈侄孙，真实身份是大理寺丞（最高法院副院长），道士哪管他那么多，编排他是韩愈侄儿，“很聪颖，但不爱读书，好吹箫、饮酒，最终因为好云水之道而离家，被吕洞宾度化成仙。”各类剧种都有名列八仙之一的韩湘子的剧目，如湖南花鼓戏就有《湘子化斋》《湘子渡药》，群众耳熟能详。

　　我作为学习儒教人士，深知鳄鱼消失之谜一时难解，但不妨以宽阔的胸怀来成人之美，帮助道士弘法。我参观韩愈祠后，站在湘子桥上，决定将道士编的神仙故事接着再编一段结尾，使鳄鱼有明确的去向：韩愈只在潮州任职8个月就被调离，鳄鱼们根本不给这个罪臣面子，继续为非作歹，到北宋陈尧佐任潮州知州时，还有丰顺县（唐宋时梅州地盘属潮州）姓张的10岁孩子被鳄鱼吃掉之惨事，陈尧佐组织人捕捉而杀之，并作《戮鳄鱼文》。韩湘子听说后，要为叔祖父完成这个未竟之任务，腾云驾雾来到潮州市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上，念咒语后，往江中喷数口仙酒，再取箫吹一阵仙乐过后，鳄鱼竟都爬上岸来，昏昏入睡，于是被潮州人一网打尽。湘子又寻得鳄鱼埋蛋处，让人尽数捣毁，从此，潮州绝了鳄鱼之患。为纪念此事，人们将广济桥更名为湘子桥。

潮州人极恨鳄鱼，捕获之后，皆做成美食吃掉了。其中，犹以肉丸最为美味，皆因一边骂之而一边用刀背猛锤击，时间良久，肉块成了肉酱，做成丸子，下汤极易入味。待鳄鱼吃尽，用牛肉替代做丸，这便是潮州美味牛肉丸的来历。

  谜面之二：潮汕人眉目清秀，方言特别，建筑风格自成一派，他们最早的移民从哪里来？

猜    法：条分缕析法

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解决鳄鱼去向谜底后，下面，用现实主义手法，直面一些有关当代潮汕人及相关的重要问题。首先，分析一下最早的移民从哪里来。

树有根，水有源。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不在于会用工具，而是关心自己的祖根在哪里，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去调查、了解和考证清楚，作一个有说服力的释疑，以求得心灵的宽慰。我们的祖先认为，文字的发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成果，其中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可以记录家族的繁衍史、迁移史，这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驾起了一座桥梁，后代们可以随时上桥，从容地回顾先辈们的生活状况。

饶平县黄冈镇上卖肉的张兄告诉我，张在县城是大姓，旁边的旧式大祠堂就是他们家族的，也有老谱，是从明朝避战祸从福建以北的某地迁来的。而揭阳、汕尾的黄姓人多是江夏堂，是从湖北武汉一带迁福建莆田，然后再迁入广东；揭西河婆的蔡姓人是从安徽迁来的。中国人的民间修族谱是北宋开始的，像这样一家家根据老谱拼起来，就大致可以将北宋以来融入潮汕的移民成份搞清楚。

我的谜面是：最早的一批潮汕人会是从哪里迁来？历史久远，缺乏资料记载，这个问题搞清就难一些，但确实很重要，因为最早迁居者先入为主，形成族群后，慢慢融入并同化后来的小批量迁入者，往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地域的居民的方言、民俗以及性格。下面根据这一民系的典型特征去猜一猜——

从身材来分析：广东三大民系中，广府人来历是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50万大军攻占并镇守南越，到汉朝时，朝廷曾连续几年每年从北方选送5万姑娘南下与之婚配，部分军人与当地女性婚配。如果夫妇都是蒙古人种的汉族人，后代就是汉族特征无疑。但其中有一部分南越族土著一直未被同化，到现在都是凹眼睛、凸颧骨的马来人种特征，也在广府人族群中。客家人呢，纯正的蒙古人种汉族北方人基因，前广东省长黄华华的体形可以作形象代表：脸部宽阔嘴唇厚，整体感觉体形厚重，身高与腰围的比例明显偏小。而潮汕人，相比客家人要灵秀得多，身高与腰围的比例明显要大得多。结论是，潮汕人是蒙古人种的南方人为主体融合的族群。

  从方言来分析：如果广府人都是秦朝北方的军人及北方女子婚配的后裔，那讲话就不会如现在的白话那么难懂，白话难懂是汉族北方话融入了大量的南越族人的本地方言。客家人是东晋五胡乱华时，北方人为躲战祸南迁的族群，虽然1700年过去了，他们的方言亲源关系上离现在的普通话较近，便没有广府白话那么难懂，可以佐证。那么，潮汕人的方言，虽然由闽南话主导，但肯定也融入了其他方言，我认为这种方言来自本地，因为潮汕地区一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这些土著（属南越即百越族中的蒙古人种，属于南蛮中的一支，古代中国边境共有四大蛮族，即北狄、西戎、东夷和南蛮。南蛮有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两类）的方言与大量闽南移民（东越族，即东夷，蒙古人种）所操语言融合，就形成了与闽南话很不同的潮汕原始方言，汉族人自然难懂。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公元610年，隋炀帝杨广曾派将领率一万余军队从义安郡（今潮汕）出发去征流求（即今台湾以及附属岛，含今日本琉球），杀国王欢斯葛刺兜，灭亡流求国，俘虏数千人回义安（一说是17000余人）。当时全国人口4602万，多数在北方，我分析山高皇帝远的潮州（不含今梅州）最多5万人。一次融入几千俘虏是一次临时性的人口大增长。史载流求国人矮小，经考证欢斯葛刺兜国王是古印度人，其方言肯定也部分融入了潮汕方言中，进一步拉大它与汉语口语的距离。

  从建筑风格分析：《隋书·东夷传》记载，流求国国王的宫殿里堆积大量敌人的骷髅并引以为荣，该国战争中战士戴骷髅面具出征，老百姓的建筑风格是在大门上安人的头骨作“角”。今天潮汕建筑的山墙本地俗称“厝角头”，即融入了流求国建筑的技术，不过是将其古代的大门作“角”改到了墙头，抛弃了使用人头骨的野蛮习俗，改“下山虎”“四点金”和“百鸟朝凤”等内容的绘画或嵌瓷了。当然，当代成熟的潮汕山墙式建筑技术，更多的是早期迁居的闽南人和当地土著的建筑艺术的积累，还有后来从中原移居潮汕的客家人的建筑艺术的贡献。

综上所述，最早入潮汕的是当时的闽南人（东夷，又称东越族），他们与当地土著（南蛮，南越族的一支）融合而成最早的潮汕族群。于1400年前，这一族群再加入了被灭亡的流求国的巨量俘虏。因是三个蛮夷的融合，形成的方言当然特别，比北方汉族人与南越族融合的广府人的方言（白话）要难懂得多，潮汕人群性格，也因此而剽悍。

谜面之三：潮汕人在外抱团成功地谋得了诸多利益，在本地却又内斗不休，影响了当地的安定团结与发展，原因何在？

猜    法：抽丝剥茧法

在潮汕地区的人们内斗是很厉害的。我这次潮汕之行，也知微见著，从种种迹象发现潮汕各地域的人仍然很不团结，比方说，我去在潮州市管的饶平县粤运汽车总站搭乘去汕头的车，却说没有，只有去潮州市的，问去汕头的车在哪里搭，车站售票员说不知道。我茫然地走到街上，发现斜对面街边有汽车上客，走过去才知道就是去汕头的。我从揭阳市惠来县粤运总站想搭短途汽车去邻近的汕尾市管的陆丰市，回答是没有班车，只有往南走先去惠来县靠近陆丰市的葵潭镇，搭高铁到汕尾市，再从汕尾市坐汽车往北回走到它所管的陆丰市，真是呆板得可以。这种僵化现象的背后，本质上是各地区级城市之间有深层次的矛盾，互相划地为牢。在积怨很深的背景下，潮汕地区变成了四个地级市：汕头、揭阳、潮州和汕尾，想要减少内耗，实际上却更强化了当地人们的地域观念，网络上他们互相诋毁，市与市之间是这样，同一个市内的县与县之间也是一样，如揭阳的惠来县是从汕头划过去的，让揭阳有通海的码头。揭阳其他县的人，却编了“有女不嫁惠来汉”等很多名句去贬惠来人。又如普宁作为县级市，是个人均不足4分田的人口稠密地区，通过抓工业而发展很快，到2019年有5家上市公司，GDP达700亿，居民存款750亿，有人高兴地发帖自豪地称“厉害了，我的普宁！”揭阳市民应该祝贺，却泼了一瓢冷水：“我们揭阳县分成了两区一县，现在合起来统计是1000多亿，普宁和揭阳人到底谁厉害？”这是典型的轻视，普宁人很不高兴。再如以潮汕文化为主导地位的海陆丰曾被汕头管辖25年，然后转入惠州几年，再成立地区级的汕尾市管辖。30多年前，我的海丰籍战友黄克锐老领导，和普宁的李廷强就互认潮汕乡友，但现在，海陆丰的大多数人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地盘属潮汕地区，说潮汕人太精了，过去被他们欺负，现在终于平起平坐了；一部分潮汕人也同样坚决不承认汕尾是潮汕，说海陆丰人太野蛮，像土匪，双方打嘴巴仗斗得非常厉害。在这种重重矛盾下，互相之间虽然不至于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但确实会大幅减少往来。

走出潮汕地域的潮汕人，则喜欢抱团谋利益，是谁都能感受得到的。我本人也耳闻目睹过如下四个例子：一是原在湖南岳阳的部队时，海丰籍的黄克锐副总代表和普宁籍的李廷强关系走得很近，明显不同于与其他同事的关系。黄副总从岳阳升广东茂名团单位的主官时，将李廷强也带去了。如果没有黄克锐的关心，第一学历只有小学而且当时身体状况也不好的李廷强最多只能干到副营就会安排转业，他最终是到副团职才走的，转业时，黄总还去地方单位给他联系安排了科级领导职务。二是茂名石化公司早年的经理柯居涯是潮汕人，和潮汕籍的副经理林兴金等关系就非常铁——就是他提拔起来，退休时推荐让他接班。但另一个上海籍的副经理何德先的德才更为中国石化总公司看好。上级不抹柯经理这个老先进人物的面子，为平衡关系，从兰州石化总厂调了一个领导来当经理，过渡两年后才任命何德先当经理——虽然林兴金没能转正，但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潮汕人团结是客观事实。三是我转业后到长城证券广州营业部工作时，感觉邱文胜总经理与潮汕籍的同事更觉亲近，他调去中信证券广州营业部时，将经纪人林永钳和曹佳都带过去了。四是2019年我入职中山证券，进了几个500人规模的金融群，有潮汕人专门在各群收集潮汕籍在广州、深圳和珠海工作的广东金融学院毕业生的信息，说要加强与这些校友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搞潮汕校友帮。

潮汕人在外抱团成功地谋得了诸多利益，在本地却又内斗不休，影响了当地的安定团结与发展，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我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古潮汕地区的人们从外地迁居至此后，是聚族而居，形成自然村，上千年以来，形成了以地域分亲疏的思维定势（惯性思维）。众所周知，在这种心理的指导下，族群与族群之间极易起纷争，而且这种族群矛盾一经形成便极难化解，代代相传。我发现，我们洞庭湖区各姓氏的移民是混居的，还有许多移民区是混居，就没有这种抱团与外界纷争的现象发生。不仅在本地各区域之间的人们容易发生矛盾，潮汕人若在本地与外地人发生纠纷，第一念头就是马上动用家族的力量，也能说明问题。旅居广州的书法家苏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带一个兄弟去潮汕某县城办事，与人发生口角，对方继而动手打人，他们也还了手。潮汕人没打赢，就跑去喊人了。苏生和随从买了干净的衣服换上，在洗手间洗了脸，然后准备回广州。客车出发前，那年青仔带一群人带着木棒等气势汹汹地找来了。司机告诉说，刚才有两个人上车，你看是不是？那人上车从头到尾查看两遍，说没有，走了。苏生说当时要是认出，会被拖下去打死！因侥幸躲过这一劫，他相信是菩萨在保佑，从此信佛做居士。

潮汕人一遇到与外地人发生矛盾就喊很多族人来共同对付，要打死外地人，这种思维定势可能还来源于一种反土匪的意识：东南沿海几千年以来匪患特别严重，当海盗来抢劫时，同族人都来一起对付，这种意识便融入了潮汕人的基因代代遗传，如今土匪没有了，就用之于对付与之发生矛盾的其他人。当有人批评潮汕人惹不得时，他们开口便是：“我是善良的，就是不想被别人欺负。”表达的就是祖辈被土匪抢劫反抗时的那种心理，潮汕沿海民风剽悍，主要原因是最早形成潮汕先民族群是东夷、南蛮和流求国俘虏三个族群融合起来的，但一定程度上也与长期面临匪患需要团结起来去战斗有关。很明显，潮汕人现在还这样做是没有区分对象，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不能这样处理。

    在这种强烈的族群意识支配下，潮汕人到外地后，习惯性地以同乡关系建一个族群，抱团与外界去斗争，谋取利益。潮汕人是中国人最喜欢抱团谋利益的有三大群体之一，其他两个喜欢抱团的是河南省人和湖南常德人。其他很多地区的人不这样做，老乡之间关系冷漠，甚至互相拆台。游兵散勇、单枪匹马，当然难于搞赢事实上客观存在并经常一起活动的潮汕帮，在利益上便吃大亏。

族群意识根深蒂固，让潮汕人喜欢抱团。深层次探究，还明显有其他原因促成，如唐朝时韩愈被贬来潮州任刺史，传儒教时，潮汕人对某些内容过于重视，如《论语》里孔子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翻译成口语就是“帮人即帮自己。”）于是抱团互相帮助，上位的人尽力提携同乡以求今后有机会也获得某些回报，将孔子的倡导走了极端，做得过头了。孔子在《论语》里也说过：“兄弟阋于墙而共御外侮。”潮汕人在本地互相斗，在本地又团结起来斗外地人，以及走出潮汕后抱团与外地人斗，就很有这句话里的精神实质。学儒教内容如果太侧重局部，自然容易出偏，从这个角度看，潮汕人还需要重视对孔子倡导的“仁”这个儒教核心内容的理解，加强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内容的全面学习与修养，以及对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若的“和为贵”思想的深刻领会。

谜面之四：潮汕人精明过人，特别喜欢经商等投机性赚钱方式，出了李嘉诚、黄光裕等很多巨富。但濒海的潮汕人为啥不喜欢做工业投资，生产出拳头产品通过品牌打天下呢？

猜    法：追根溯源法

我到潮州第三天起床早，到街上看到天空蓝荧荧的，比青藏高原差不了多少。心里马上明白，这里没有工业也就没污染。我这次在潮汕转了两个月，多次看到很多人骑三轮或两轮摩托在公交站拉客争抢生意，说明缺乏工业，这里早年计划生育抓得松人口密集，民众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就业形势严峻，赚钱艰难。其实，没有工业不仅影响农村人的就业。我发现这里城市的宾馆数量一般比内地城市至少要少一半以上，有的县还不到内地的四分之一。而且，现有的宾馆多数日子还空空如也，包括五一小长假，租客都少。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能是市与市、县与县内斗使相互来往大幅减少，也与抱团谋利益得罪了外地人，他们不来旅游有关系。但我认为主要还是当地缺乏工业，出差来潮汕的人太少的缘故。普宁市工业基础好，不仅市区高楼林立，宾馆规模和经营情况与其他潮汕的县市相比，就明显高好几个档次。

沿海的潮汕人将赚钱的重点放在了经商方面。最初我以为是他们单纯为来钱快的缘故，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比方说香港首富李嘉诚来内地赚钱，买下地皮后并不急于开发，放它十年甚至二十年，等炒得很高后再卖出；有的潮汕人专门到美术学院中寻找尖子生，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他的大量作品，等他今后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成名后价格暴涨时再卖出；还有的潮汕人在共青团干部中精选他们认为有大前途的（如万庆良等），先用财色腐蚀他，等他掌握一方大权后再利用他，因为这些干部有把柄在潮汕人手中，只能乖乖地被牵着鼻子走，潮汕人因此拿到大量建设项目而大赚……前面讲到的有人现在在众多的500人大群中寻找潮汕籍广东金融学院毕业生名单，疑似在提前布局，他们中今后一定有人会掌握权力而具有被潮汕财团利用的价值，这种精明的做法极可能是潮汕人的发明。

这种赚钱方式我归纳有投机性、精准性、隐秘性和轻松性。这四性中，投机性我认为源自潮汕人的移民意识和渔民意识。移民就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一样，哪里好就迁哪里迁移，哪里人口密度不大就往哪里迁移，这和一直固守在某一处的工人、农民的想法迥然不同，相当灵活。而经商是哪里钱好赚就做哪里的生意，哪一行生意好做就做哪一行，具有与移民完全相同的思想理念。渔民意识呢，就是打渔也并不固定一个区域，而是经常换地方作业，这就与固守一处做工业投资格格不入，潮汕沿海人的祖先甚至就是他们的父母都还是渔民，这种投机性基因是身体里富含的。揭阳市属区和普宁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区域，都隔着一个县而不临海，反证渔民意识确实是沿海潮汕人偏重经商而不愿意办工厂的思想来源。而且，办工厂要管人太难，赚钱周期长，创造一个名牌产品就更是难上加难，故精明的潮汕人一般不干。他们的想法是，实在不行，有钱还不如放高利贷来钱轻松快捷，让别人去赚钱，坐收渔利即可。我早年在长城证券工作时，有个潮汕老板多次提出要以月息5%贷款给我及我的客户炒股，一算年息高达60%，标准的高利贷，没有上当。

    但思想理念上决定了沿海潮汕人偏重经商而不愿意办工厂的最重要的根源，还来自一种对“土匪谋财意识”的旁观与领悟。

长城证券原经纪人曹佳曾经在谈论他们潮汕人的祖先到底来自哪里并不明确时，大胆设想了一下：土匪上岸。我认为少量的土匪上岸可能，汕头南澳岛曾经被勾结倭寇的吴平为首的福建土匪占领，后来被明将戚继光剿灭，在此过程中，未必没有逃离一些土匪上岸为民。但我说的现代潮汕人心中的土匪谋财意识，并非说的潮汕人都是土匪后裔，身体上都有为匪的基因，他们的祖辈基本上都是良民。我说的是仅倭寇危害我国东南沿海就多达三百年之久，再加上一直存在的国内岛屿的土匪上岸抢劫富户，让沿海广大渔民了解了土匪抢劫的隐秘性、精准性和轻松性，即土匪每次行动抢哪家总有隐蔽状态下的谋划并踩点，一般哪家最富容易抢就瞄准哪家，非常精准，往往速度也很快，干一票就走，富得很轻松。这种搞钱模式在一部分穷苦的沿海普通民众耳闻目睹后产生羡慕，最终潜移默化，理念融入了自己的基因而传给后代。如部分潮汕人走黑道，到香港敲诈富户，就是这种土匪谋财意识的现形。走正道的就去经商，通过精准谋划后做投机，赚轻松钱，甚至是赚快钱。

当1400年前隋朝的军船出现在流求国码头时，那里的国民以为是商船来了，都跑来准备做生意。这群人融入潮汕后，经商因子也会遗传于后代。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还注意到，潮商做成巨富的，不是沿海的人们，而是宋朝陈尧佐离任知州时称赞的“海滨邹鲁”的潮阳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沿海潮汕人就只祭拜武帝关公却不拜文宣王孔子，没有文庙。而揭阳学宫建筑宏伟，现存于世，在封建社会曾经培养众多的进士和社会人才。现在，汕头、汕尾人明显不如潮州、揭阳人儒雅，我亲自体验了他们做的事还较粗糙，如汕头火车站前的公交站站牌放置在站台中央，外地人查找车次非常不便，多走很多路。粤运汽车总站附近的公厕里，急救的按钮上的字都安装倒了；总站门前在搞建设，指路的标识看不到。而经商需要十分精明，这种粗糙是绝对不能有的。再则，潮阳的习儒教者本身可能从《论语》里获得启示：孔子周游回鲁国后，曾劝颜回不要闲着，说子贡经商每每预测很准，建议他也去做生意。潮阳商人的巨大成功，不排除是学习儒商始祖子贡经商理念所结的硕果。沿海的汕头、汕尾人不爱读书，就难有这种的收获。

还有一个问题，是经商投机达到李嘉诚、黄光裕那种影响力和境界的人罕见。工业薄弱，城市的服务业并不好做，老百姓的广义的、基础性的经商也就非常难。钱难赚，有些人就想歪了，有的也会学土匪的谋财意识，利用机会敲诈顾客。21年前，我曾随广州军区联勤部组织的仓库设施录像组到揭阳某部，事情完成后，业务处的某干部讲客气，请我们去K歌。因那家私人歌厅没生意，请客的干部又一定要请几个陪唱的小妹，老板就临时到外面去联系。录像师晚餐喝的酒有点上头，独自走到小卖部对老板娘说：“没小姐，你就上嘛！”在内地可能引起女方尴尬地笑一下，最多骂一句，对潮汕人的刺激可就大了：那女人拿起一瓶洋酒就朝他脸上砸去，说：“怎么不叫你妈上啊？”他躲闪了，她连续砸了10瓶酒（后面9瓶朝墙上砸），同时歌厅大门被保安关上并报警。听说附近其他部队发生了类似的事，店家趁部队领导拟被提拔怕单位出事，成功敲诈了两万元。录像师引发的此事歌厅老板也开口要两万，因仓库政委很快到场与公安协调，仓库领导当时也都没提拔的可能，无欲则刚，抓住酒都是老板娘自己砸的这一点，赔3000元了事。

   我还想写潮汕女人，素材也有：1994年在广州越秀公园遇到背上背一个两手各牵一个孩子的潮汕少妇，人们说那里计划生育政策松，男人要她生还会继续生，我感受了她的顺从；也曾在梅花园见过一桌麻将，潮汕籍包工头男人和他的三房妻子共桌，女人们能够和平共处，我了解了她们的宽容；我在某券商工作时，管办公室的潮汕妹以打卡机为准，将按网络标准时间上下班的我一月记了23天迟到早退并扣工资，精确到一秒，我体察了她工作态度的格外认真……以上并不能都看作正面的，但整体上看潮汕女人确实好，还曾见识：广州某警察告诉我，基本上没潮汕女人在这里陪唱、卖淫；我在某医院肾内科住院时，看到陪床的喜玲对他做腹透的父亲的照看无微不至，进厕所都一定要替他举着吊针瓶，邹沛君不好意思，喜玲就说：自己的女儿，没关系。还有个姓曾的茶农原在潮州做血液透析，嫌乡下进城次数多麻烦，到广州大医院来改做腹膜透析手术。我悄悄提醒他妻子，千万不能改，否则很快心衰、死亡。但他们还是听医生的花4万多元做了手术，结果小曾很快去世。他的老婆后悔没听建议，专门给我寄了两斤她亲手做的最好的铁观音，说要感谢我的提醒；就是这次离开汕头时，因粤运总站门前搞建设，我跟几个人想从站后街绕过去，走了两里路而没成功，一老太太阻止了，说绕不过去，之后领我们走回来从前面绕进了站。

    但我对她们的了解并不深入，也没能够想清楚她们为啥那样贤慧。再说，文章太长也没人看，不如就此结尾吧。

                                         2021年5月作于汕尾，改于河婆，6月3日定稿于揭阳市榕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