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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常发生（二十六：乡村生活）
商品经济大潮初起，住临街屋，经常有各种推销员上门来推销产品。因为自己也有亲友家的孩子在干这种活，游光觉得他们也很不容易，所以总是好言相对，只是对他们说：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需要，以后不要再来了。”
可是有个推销化妆品的女孩，每个星期总要来上几次，因为游光的妻子认识她，是亲友家的孩子，所以尽管他们完全没有表示过一点会买她东西的意思，女孩子却似乎觉得，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上一、二件的！
这次门铃一响，儿子抢着去开门了，来的果然又是那个推销员。她见开门的是个这么小的孩子，显然有点失望，不过她在我们还没开口前，还是笑着对他说：
“我们这种美容霜又便宜又有效，让你妈妈买点吧，她用了一定会很漂亮的。”
孩子疑惑地对她打量了一番道：
“既然这么好，你自己怎么不用？”
游光听了觉得很奇怪，他是怎么知道别人没有用过这种美容霜的呢？推销员自然也觉得很奇怪，便问他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用呢？我可是都用了三年了哦！”
儿子竟然很不屑地一本正经对推销员道：
“我不信！要不你为什么还是这么难看？”
推销化妆品的女孩顿时尴尬得一阵红一阵白，游光也好一阵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一边责备孩子乱说话，一边安慰女孩并说：
“那我们就买一瓶试试吧。”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的争斗，都不决定于谁是正确的，只决定了谁留下了。快半年了，那瓶美容霜一直没人用过，还放在桌子上，而那个推销化妆品的女孩再也没有来过。当然，他家谁也不会想到要用化妆品，按照游光的说法就是，过于注重锻炼身体，花在锻炼上的时间，一定比因此而延长的生命多；用化妆品化妆所用的时间，一定比维持住青春的时间长得多。
卓摩家也已经搬过几次。他们家原本经营一家小杂货店，祖父是郊区的耕读之子，一场水灾将他家的房子、田产化作了河流而变得一无所有。好在他还会一点弹棉花的手艺，于是到市区来找活路，结果就留在了一家叫做“老瑞大”的杂货店里当学徒。三年后老板林歪嘴要开个分店，见他为人老实，又能独当一面，就让他去掌管名为“瑞兴祥”的分店。地面上的事虽然有林歪嘴罩着，不需要像他那样因为帮派抢地盘，会被药水斧头砍伤嘴巴。但“瑞兴祥”的主要生意对象是造纸厂和缫丝厂的工人，没有多少利润。时间一长也就成了承包性质，除了交给林歪嘴份子钱，其他都由祖父自主了。祖父一生的积蓄，就是在老家又买下了十五亩薄田养活一家五口人，并供两个儿子上学。
1956年公私合营时流行一首儿歌：“落雨喽，打烊喽，小巴辣子开会喽，大头娃娃跳舞喽。”“小不剌子”就是小小老百姓的意思。元人汇释汉蒙词汇的《至元译语·地理门》收录“布剌”（bulaq）一词，对译为“泉”。泉在广袤的草原上微不足道，所以小的、不完整的、似乎有点那个的事物往往有个巴拉、八蜡之类的后缀。但“小不剌”后还要加个尊称“子”，就意味着“小不剌子”不能妄自菲薄。
然而，突然之间，“公私合营”了，老家的地也没了。三个子女中，老大是卓摩父亲，高中刚要毕业，又早早地结婚生了卓摩和他姐姐，反正那个时候早婚很普遍。老二卓摩的叔叔还在“行知艺术学校”学绘画，那个学校就设在原著名的汪伪特务机构76号之内。姑姑虽然可以在公私合营的店里继续工作，但祖父垂垂老矣，望着才一岁的卓摩，见一家生计顿时陷入绝境，一急之下就病倒了。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但他面临的不是要靠岸抛锚，因为涨潮了，船根本过不去也就罢了，问题是“闷桥”了，船被卡在桥洞中央，随着水位的上升，眼看就要被挤压成碎片了！
实在没法过，卓摩的父亲就把家里的困境，跟他就学的新沪中学的校长，著名作家王鲁彦的夫人覃英说了。覃英正好要去接管教会学校市西女中，就将学生会干事的他带去，当了实验室主管，以便让他边工作边继续学业，并维持一家的开销。可是在就职健康检查时，又发现肺部有点问题，他叔叔就请一位同乡冒名顶替拍了张X光片子，帮哥哥蒙混过去了。有什么办法呢？纯洁的荷花，根是脏的；直而有节的竹子，根是弯的。接着他母亲也去厂里当工人去了，但刚稳定下来，又出问题了，上班不到半年就发现卓摩父亲得了肺结核！虽有公费医疗，住进了疗养院，但各项开支仍然开销巨大，为了节省开支，也因为住房困难，他们祖孙四人就回农村去了。是祖母娘家腾出一间屋来接纳了他们，一直到上小学，卓摩才和姐姐相继从乡下回到了城里。对于城乡区别的第一印象是，城里银行比厕所多；广告比苍蝇多；高楼比树木多。
对于儿童而言，在接近自然的农村长大也许是一种幸运。《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触手可及的具体事物，而且很多事物没有是非对错，有所不同而已。但刘德的实事求是是预设了前提的，“修学好古”是伸手难以够到的，比较玄，就像无产阶级连子女都养不活，却要解放全人类一样。而在农村，举凡馋嘴时偷吃些什么，或者寻找一点玩具、学习一点文化，都是鲜活具体，可以直接触手可及的。
比如馋嘴就有四季水果。江南水乡没见过北方那样的枣树，枣子只产“白婆枣”。北方天寒得早，南方则暑气未退时，正是吃“白婆枣”的季节，所以之前没人称它为冬枣。“白婆枣”又称“白蒲枣”“白脯枣”，《中国歌谣集成》中有首儿歌：“张果老门前一棵白蒲枣，生得红格多来白格少,收着十栲栳。吃脱一栲栳,还有九栲栳……”。章太炎《新方言》的考证是：“樸，枣也。王引之曰：《大雅》：芃芃棫朴。《尔雅》：朴，枹者。谓皆即朴字。今安徽以东至于江南、浙江皆谓白枣为白樸枣。”要给“白婆枣”正名，称“白樸枣”大概是不错的。但孩子们觉得还是“白婆枣”比较亲切，因为孩子们嘴馋，只要去种有“白婆枣”的乡邻家，老婆婆总乐意领他们去枣树下打枣吃。
日本人受唐人影响，称糖果糕点为“菓子”，而江南称北方来的大红枣为“菓子”，小孩子吵闹时，给他们一点“好菓子”吃就完事了。如今秋后冬枣就上市了，但故乡的“白蒲枣”几乎没人会拿去卖。现在不少人已经把它与冬枣混为一谈，可是与冬枣还是有区别的，充其量只能算是冬枣的一个异种。《说文解字注》说：“《释木》曰櫅白枣。按：许不云白枣。与《尔雅》异。盖《尔雅》本作齐白枣。”《恒言录》：“吴人谓枣之鲜者曰白蒲枣。按《会稽志》：'萧山县有白蒲枣。’是以宋时已有此称也。”古人说的白枣，以及冬枣、“白婆枣”的关系，有待于请教植物分类学家。总之“白婆枣”形如马奶子葡萄而更大，颜色是象牙白的，秋后会点缀上玛瑙红的斑块，拿在手里把玩，往往舍不得送进嘴里。无锡东林书院的“白婆枣”沾了点文气，就更加难得了。
故乡老宅近河处就种着一棵“白婆枣”，据说就是从东林书院树上分植过来的。儿童时代，到了吃“白婆枣”的季节，祖父经常带着我站在洗衣服、用水的水埠头上用竹竿把枣打落在水里，然后用网兜捞起来，一边吃着，一边告诉我许多有关枣的故事，还有《古咄唶歌》：“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夏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谁当仰视之？”谢朓《同赋杂曲名·秋竹曲》：“欲求《枣下》吹，别有江南枝。”之类。
躺在床上，月光下耳听纺织娘、蟋蟀等的虫鸣，透过窗户就能望见那颗柔枝在晚风中摇曳的“白婆枣”树，比秋风中披头散发不见面目的柳树脱俗多了。一直到入冬，还能看到树梢上总会留一些果子，看起来特别美。祖父说，不能光想着自己吃，还得留些给邻居家的孩子吃，留些给白头鹎之类的鸟儿吃。
捷克作家克里玛说：“我留恋着布拉格的鹅卵石街道，以及走过鹅卵石街道的每一个苦难的灵魂。”卓摩留恋的故乡现在已经渐渐远去。自从离开了那片土地，如物质般被分离成分子、原子、中子的过程中，在被岁月揉搓皱了的心头挥之不去的是生怕被架空的灵魂。
脑海里经常浮现的有老家槿篱，槿篱不是枝杨绿篱，却都称之为枝杨。木槿花再普通不过了，韩国人却把它作为国花。想想也是，《诗经》不是说过“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吗？舜华就是木槿花，大概唐宋人常会把它插在鬓边，是最能与少女脸上的红晕相得益彰的。很少看到孤零零只种几株的木槿花，杨万里说：“漫栽木槿成篱落，已得清阴又得花。”整个夏天，淡紫或粉色的花儿，像约好了似的次第开遍了整个槿篱，但这样，也就很少有人会注意它的个体美了。夹杂在槿篱上的凌霄、蔷薇、金银花等反而更容易令人瞩目。唐代诗人于鹄甚至说：“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但不管别人们如何不在意，槿花却总是那样安然地继续开着花，不见一丝浮躁。因此卓摩后来特别佩服生性恬淡的西晋潘尼对于槿花观察的仔细，他说槿花：“凌晨结蕾，天明绽开，中午盛放，日暮陨落”，开败了一朵，第二天又会重新开放另一朵。
江南水乡几乎家家都在屋外栽一圈，至少也要在屋后栽一段槿篱用以挡风尘，也用来防止牲畜闯入。到了年底，人们会对槿篱进行一番修剪，并用竹子扎成网状的樊篱。有了槿篱，把柴扉一闭，就成了一个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了，槿篱圈起来的院子里有水井，有各种果树花草，还有猫狗家禽。
黄昏的炊烟是最迷人的，而最惬意的，则莫过于冬天晚饭后在灶屋里背靠软软的柴垛，一边听大人们闲聊了。这时，煤油灯会把凑到跟前做针线女人们的身影，在对面的粉墙上放得很大。昏黄的灯光，烘照出一片带有几分莫名浅愁的温馨。常常有走过三山六码头的老人来串门，叙说他们一生中的奇遇，这时，你会发现他们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牵动着他们积聚在心头无法淡去的梦痕，因为那都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生命。怀旧的最后，有人会感叹：“什么都想要快，只有生命最怕块。”然后提一盏风灯，让光线把身影拉长了又缩短着，渐渐消失在夜幕里。
灶屋里的大灶，一般有两眼和三眼之分。使用起来，得由掌勺的“上灶”，和烧火的“下灶”合作。农村的孩子都会干“下灶”的活，但对初来的城里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根竹制的烧火筒，会让人吹得涨红了脸。江南很少树上砍下来的“硬柴”，烧的多为稻草、玉米秆之类火力不能持久的“软柴”，三个锅子一起烧起来，常常让人手忙脚乱。所以形容起能干的巧媳妇时，他们会说：“上灶下灶、还要吃瓜子、发虎跳（翻跟头）。” 上灶和下灶之间隔着薄薄的砖屏，用以隔断柴草的飞扬和锅里油水的溅出。两锅之间对称地埋有一对汤罐，靠近汤罐的砖屏上会开上一个小孔，用以沟通上下灶之间的对话，村里的许多新闻，也就是通过这里得到交流的。需要借助一点酒神力量的人，会在汤罐里烫上一壶村醪。汤罐里的热水，就是全家人晚饭后的洗脸水，汤罐盖上，则是白天家猫懒睡的最佳位子。
正月十五是例外，孩子们急着要去“掼火球”，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用钉子扎满了洞的铁皮罐，系上铁丝、绳子、从灶膛里扒出红红的炭火，然后塞满木块，一面摆晃着，一面去田埂上奔走，燃起一个个呼呼作响的火球，流星锤似地在夜空里划出圆圈。于是此起彼伏，远远望去似乎与天上的群星联成了一片，间或还有人在放孔明灯。这就是江南农村被叫做“照田财”或者“照田蚕”。《中国风俗辞典》虽说“照田蚕”起源于宋时的驱傩活动。据传是范蠡所著的《陶朱公书》中就有：“除夜烧盆爆竹与照田蚕看火色，同是夜取安静为吉。”的记载了。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写了一首古风《照田蚕行》，具体而形象地描 绘了当时的情景：“长竿燃炬照南亩。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今岁雨雹蚕丝少，秋日雷鸣谷堆小。侬家今夜火最明，得知新岁田蚕好。夜阑风焰西复东，此占最吉余相同：不惟桑贱谷凡凡，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也不仅限于江南，《永州府志》中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记载:“村落燃火炬照田亩，烂然遍野，以祀丝谷，谓之照田蚕。”
早先的元宵节，户户将竹竿高挑起红灯，用芦柴把点火照田，祈求丰年。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大人们早已不参加了，也不再点火照田，孩子们的“掼火球”，则仍然让他们兴奋不已，那高声叫唱的内容也仍然依旧，依稀在说：“田财，田财，何人要吃茧团园子来吾第来......”
然而1959年开始闹饥荒了，到卓摩五岁时，不要说茧团园子，连平常的麦粞饭也吃不上了。孩子们老是围着大人们叫：“我饿......我饿......”村西头乱坟地上茅草抽穗的时候，小伙伴们都去拔“茅针”吃。“茅针”就是还没开出来的茅草花苞，拔出来的花茎还带一点甜味，嚼碎了吞进肚子，好坏也算是食物。传说过了清明节就不能吃了，因为长辈们说，过了清明小鬼就要就用它擦屁股了。其实是因为过了清明就老了，也没有甜味了。
邻居四毛家在乡里一向以强枉著称于乡里，但怎么说也扛不住饿，于是四毛就又约卓摩一起去拔茅针，还带上了他的弟弟五毛。没想到这一去，五毛就不见了，大家都说他是被鬼抓走了。村里人帮着去找，却连一点踪迹都没有，四毛妈从此就疯了，接着她常常深夜里去坟地那边凄惨地叫魂：
“五毛，五毛，快回来吧.....”
于是就更让人觉得可怕了。奶奶说：
“一定是五毛拔了小鬼要擦屁股茅草！”
其实，茅针早就被人拔完了，偶然有新长出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有人说五毛是被饿鬼吃了，一听这话，奶奶会立即训斥那人道：
“胡说！人也能吃吗？”
卓摩听了就更害怕了，从此再也不敢从乱坟地那里走过。
后来，那块坟地也被开垦成了农田，坟里的尸骨要被挖出来重新安葬。这种叫做“洁骨头”的二次葬，也是古老的习俗。结果，人们在一具别人的棺木里发现了五毛还没腐烂透的尸体。
坟地的另一边的河对岸，孤零零地住着以磨豆腐为生的老俩口，老俩口没有子女，城里有个侄子是唯一的亲属。豆腐已经是奢侈品了，因为父亲也在城里工作，所以卓摩姐弟俩虽然也是靠吃点山芋，芋奶之类“代粮品”过日子，但总算还有几个活钱可用。奶奶买了一块豆腐，胖胖的豆腐婆婆很神秘地把卓摩拉到门背后，往他手里塞了块苏州大麻饼，说是她侄子从城里带来的。那可是卓摩连见都没见过的稀罕物，奶奶千恩万谢地说了很多过意不去的话，然后让卓摩躲起来吃了。
那天四毛爹向奶奶借去了扁担和带有树杈做成钩子的一副“担绳”。卓摩家只有祖孙老少相依为命，祖父病卧在床，已经奄奄一息，没人能干挑担的活，但他家之前留下的农具都特别讲究，所以常有人来借。可是第二天人们发现豆腐婆婆老两口子昨晚被人勒死了！家里的黄豆、粮食、连油盐都被抢了！
有人怀疑是四毛爹干的，于是干部们把他绑了，可是他死活不承认，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最后还是把他放了。但大家还是说：
“一定是他干的，虽然五毛死了，二毛早就送人了，他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疯婆子要养活，所以走了这条路！”
卓摩问过奶奶是不是真的？奶奶却大声道：
“小孩子别乱说话！那一定是鬼干的，你没看见最近鬼闹的很凶吗！”
豆腐婆婆和卓摩家关系最好，后来卓摩硬着头皮跟奶奶去乱坟地祭奠了几回。他将信将疑地觉得，其实奶奶也是认为是四毛爹干的，不是干部也说了吗，如果四毛家没了爹，那三个孩子怎么办呢？
从此，一到夜里，大风刮在窗外槿篱上，风中总是夹杂著“呜呜……”的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四毛爹借去的扁担和担绳一直没有还回来，奶奶说，一定也是被鬼拿去了……
上学后寒暑假卓摩总要去乡下过。第一次回乡，觉得原先的屋舍、场院，突然变得狭小了许多。东邻同龄的女孩舜英拿出一年级的教科书，问他城里是否也用同样的书？卓摩知道她书读得好，为表示自己也不赖，于是从头开始背诵起来。背着背着，看见她明亮的瞳仁里有个自己的影子，正在变得局促起来，她的表情也让他意识到，他们是用乡音读书的，与自己的读法是不一样的。
农家一般都养一二头山羊，绵羊则被称为湖羊，很少见，江南大概只有湖州多一点，那是蒙古人带来的。割草就成了学童的必修课，那是偷懒不得的。傍晚放了学，把羊从地头牵回家，不一会儿饿了，山羊就会不停地叫，于是家长就要催孩子赶快去割草了。舜英是全村孩子们的榜样，大人们教训孩子的时候，总是会拿她来做比较。卓摩喜欢到她家去玩，听她唱一些民间小调，比如弹棉花者的山歌：“鹦哥叫，雪花飘……”之类。她家的那头山羊也是附近一带最威猛的。卓摩一直想骑一骑它，但她二叔不让骑，说是会把它骑伤的。这么小气！早就听老人们说过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的故事了。于是就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在她家槿篱外叫着他的名字齐声大喊：
“樊子匠，老骚羊，牵到张家后枝杨（槿篱），吃脱三墶荞麦秧！”
然后嬉笑着一哄而散......一到年前，羊也大了，草也枯了，孩子们的辛劳也有了补偿，一家人围炉而坐，边烧边吃用萝卜去了膻味，飘着青青蒜叶香的粉丝羊肉，保管能吃个够。
正巧做了不少善事的四毛叔病重了，见到卓摩他居然很高兴，吃晚饭时还能硬撑着坐起来喝了点小酒。当晚还留卓摩在他家住了一夜。半夜里，有人在推卓摩的肩膀，分明听到了四毛叔有点急促的声音，赶紧点灯一看，他已经脸色铁青，上气不接下气的，好像有重要的话要说：“我……我不行了，有句话我一直憋着：豆腐婆婆老两口确实是我爸杀的，还有五毛也是……”
每次放寒假，奶奶总要让卓摩吃一只选定了，专门为他养着的整鸡，她会想方设法不让黄鼠狼偷吃了去。平原上野生动物比较罕见，偷鸡的黄鼠狼却常见。于是春节前后，两人一组逮黄鼠狼的猎人，就带著两三条狗，肩扛着网具出来走镇串村了。狗也是瘦瘦小小的，它们的任务仅仅是发现哪个柴垛里藏有黄鼠狼，然后猎人就用网将柴垛围上。一阵狗叫，加上猎人在两面不断用竹竿抽打柴垛，再狡猾的黄鼠狼都会忍不住窜出来，一头扎在仅仅三四十公分高的立网上，猎人一个箭步上前就把它抓住了。这时是不能用狗的，生怕牠们的牙齿咬伤了黄鼠狼皮，那就不值钱了。突然听到猎人“啊呀！”一声叫，手指已被黄鼠狼尖锐的牙齿咬穿，鲜血直流。但猎人并不生气，说道：
“不碍事，是自己不小心。我要了牠的命，被它咬一口也不冤。”
包扎一下就继续赶路了，卓摩觉得他们潇洒极了。
粘知了是村童游戏的必修课，放了暑假卓摩还是经常去粘知了，最简单的方法是竹篾弯个圈插在竹竿上，再去四毛爹坟边的竹林里，找几个蜘蛛网蒙在蔑圈上就行了，四毛爹是为了救溺水儿童被水草缠住而死的。河岸上的杨柳树上知了最多，但后来卓摩到日本听到蝉鸣，竟然有些不懂它们的方言，循声一望，也不同于熟悉的倩影，名称也有油蝉、熊蝉之类种种不同。清人郝懿行在《尔雅义疏》说：“今黄县人谓之蛣蟟，栖霞谓之蠽蟟，顺天谓之蝍蟟，皆语声之转也。”不过，老家称知了为“紫蜩”，其名似乎更古老。老家只有娘娘庙里的知了不可以逮，因为逮来的知了最终不是喂了鸡鸭，就是绝食而死了。观音娘娘慈悲，不喜欢杀生，所以尊称她一声娘娘。凡是受人尊敬的妇人，都可尊称一声娘娘，比如私塾先生的夫人，就称先生娘娘。背上乌亮的那种鸣叫的，老家称“响蜩”，明明是黑色的怎么说它是紫蜩呢？老先生告诉卓摩说：“这就叫作红得发紫，紫得发黑，事情到后来总要变了样。”褐色而个头最小的叫“嘤蜩”，但他最喜欢的是中等个头，背上带点绿色的那种，它的蝉唱也不像另两种那样只有一个声调，而是平仄相间的三声连唱。不知道从哪个年代开始，学童在塾师那里受了委屈，就在放学回家的柳荫路上，依着它的旋律叫道：
“野师太，野师太，先生娘娘落脱裤子带……”
乡人们大概就是因此而称它为“野师太”的吧。
回到城里，就如拔出了的小草，仍然有无数细微的根须埋在了故土的深处。而如今，这一切都随城镇化的发展而不留痕迹。人就似一颗流星，看起来有一定的轨迹，其实不过是宇宙中的微尘，被不可知的外界左右着。离开了故乡，就像流星的碎片流落到了地球某处，再想回去是不可能了。但留在心中的那个故乡母亲的怀抱，依然是那么年轻而温馨，即便是在梦里回归，仍然给予生命以力量。
长江口散发着泥土芳香的东滩湿地，白云缱绻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雪白芦花正在波浪般起伏于秋水之上。沙洲上最先出现的就是芦苇，芦根固化了沙洲，渐渐就扩大成了湿地。清澈见底的浅滩是凫鹜的故乡。这会儿，它们都与人保持着相对的安全距离，这种谦恭的美德来自残酷的历史教训。小船飘过，芦根边不少小蟹慌慌张张地躲进了它们的泥洞，却又返身在洞口露出可以发现身后事物的柱状眼睛，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农家把它们叫作蛸蜞。蛸蜞的习性就是如此谨慎，挖好了洞，然后就不轻易离洞口太远，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赶紧逃回洞中，以规避水鸟和人类的戕害。它们用付出惨烈而惊人数量的牺牲，也以同样惊人繁殖力，维持着古老种族的繁衍。
传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巴解，大禹治水派他来到江南，遇到螃蟹成灾，人们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夹人虫”，巴解用沸水去应对，于是就发现了它的味美。大蟹大量减少以后，以前穷人家实在没东西吃时，蛸蜞与蟛蜞，煮熟了好坏也是一道菜。去脚去盖洗净捣碎了，再滤去骨渣炖蛋羹也是美味的。江阴名菜“鹦鹉嘴”，就是只吃它的双螯。以前是没人吃的，还有具有两栖本领的弹涂鱼。这种瞪着大眼睛的无鳞小鱼，机警地在抬头张望，一见小船靠近，在泥水里急速连续了几十个跳跃，躲到了远处的泥塘里。农人把它叫做“田螺郎”，田螺可以随手捡拾，要抓有灵性的“田螺郎”就不那么容易了，但它们现在也逃脱不了成为舌尖上美味的命运。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夕阳西下了。月钩撩起了夜幕，刚才还在岸边草地上啄食紫苏籽粒的黄雀，成群地在星月下飞过。蛸蜞的天敌野鸭和白鹭也都躲在芦苇丛中入睡了，于是河渠边的蛸蜞又在星月下忙碌起来。这时，黄昏后老人孩子在树下摇着蒲扇乘凉的时候，远近河汊边就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影，这是农人背上竹篓，提上风灯去“照蛸蜞”了。在没有化肥年代里，这是秋夜最常见的场景，他们把蛸蜞捉来，是沤烂了作肥料用的。农家捉它们时一般都带一个小直铲，一下子插入洞口后方二、三寸处，堵住逃入洞内深处的路，它们习惯性地逃进洞里，却被堵在洞口，就只好束手就擒了。夜间用灯光一照，它们的行动似乎会变得迟钝一些。只是现在如果不是受保护的湿地里，自然生态下的大螃蟹，甚至蛸蜞与蟛蜞也很少见了。
上学的时候，卓摩的祖父已经去世。父亲病是治好了，而学绘画的叔叔刚分配到少年宫工作就成了“右派”，与他的妻子去了青海海南自治州下的共和县，怎么会变成“右派”的，叔叔始终没谈起过，但大家是心知肚明，那时候“右派”是有5%名额的，他叔叔就是给少年宫白送的一个名额。
“瑞兴祥”是前店后家的，姑姑得传染病过世后，杂货店与他家已经无关。但店后狭小的空间里，既是店里的人员进出的通道和仓库，又是他家的厨房，只有一个十来平米的狭小阁楼才是私人空间。文革中，啥都要讲家庭成分，他家是小业主兼小土地出租，非无产阶级家庭需要“脱掉裤子割尾巴”，这尾巴就像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那样一大把，而且似乎永远割不完。为了摆脱尴尬，就与他母亲厂里的同事调换了住房，搬家去母亲厂里集体宿舍改成的简易工房，20平米大的屋子里三代一室，住了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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