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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常发生（十二：外滩旧事）
卓摩家几代人都住在苏州河北岸。宋玉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在他的印象中，天下之文化多元者莫若上海，上海之思想开放者莫若虹口，虹口之有味者莫若自家附近一带。租界时代，苏州河南岸是英租界、法租界，而北岸则是公共租界，日本领事馆、俄国领事馆、犹太人居住地之类都在近处。
从家里出门往南走，就是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了，而苏州河的前身是吴淞江，溯流而上有“虞姬墩”，太湖三大泄水道之一的吴淞江“南岸十八大浦”，“北岸二十大浦”入海处，有东晋的沪渎垒。在唐以前还是外宽内狭的喇叭口形状，每遇涨潮，海水与上游洪峰交汇，所形成的汹涌狂潮，人称霸王潮。清乾嘉年间学者王初桐曾说：“昔项羽为吴淞江神，屡有风波之警，唐时立汉七十二功臣庙以镇之。”虞姬是项羽的红颜祸水，所以渔村的人们将渔姬墩变成了虞姬墩，虞姬也在祭祀之列。汉七十二功臣中有纪信，所以今闵行区的吴淞江边有“纪王镇”，黄渡有“留侯庙”......下海庙祭祀的夏侯的义王就是夏侯婴。
过了外白渡桥就是外滩，这里对卓摩而言是再熟悉不过了，现在说起来，对他还真有点怀旧的情感。怀旧是一种乡愁，都想回去看看，但通往那里的桥已经断了，只留下一道永久令人怀念的虹，走到近处就消失了。回想起来无论是当年的淘气，还是伙伴间相互的帮助，都让人觉得温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和互为影子的伙伴明翰，去路边的“小人书摊”看连环画，突然一夜之间“小人书摊”消失后，他们又有了新的消遣，就是走过外白渡桥去外滩抢传单。高楼上不时会突然抛下一叠传单，于是行人们就会把双手高高举起，奔过去接住一张。小孩子们则一哄而上，尽可能地抢上好几张，以便回家路上比一比谁抢得多。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他们会在传单上寻找一些觉得比较酷的文句、格言、警句，把它们抄到练习本上，这就是最早的自选文学读本了。
中国文化是官场文化，庄子、陶渊明也好；李白、苏东坡也好，就是不做官，起码也要在官场这个平台过过场，不扯上点关系，就不容易为人所知。卓摩这样的人，是不会有资格被人诋毁为“不读书、不看报的不学无术之辈”的，在那个书荒年代，他只怕灵魂营养不良而残疾。书在指引他进入了梦里才能去的地方，所以能借到的书都读，起码可摘录一些有意思的句子，这是上小学就养成的习惯，因为教科书多半没有阅读之趣。视野有限，人生有限，开拓视野的书少，好不容易借到，还必须限时限刻读完，也好让别人也有机会阅读。只要时间允许就整本抄一遍，有了手抄本就可以细细阅读，还可用来交换着读更多的书。
抄书必须手快，写的字就被人讥讽为“蟹爬字”了，还被说些“字如其人”之类的话。也许人家也是好意，但他嗤之以鼻，字丑点无伤大雅，只要自己认识，别人不至于看不懂就行。逐渐到不用抄书以后，用“蟹爬字”写过辞职报告，就成首批平民电脑拥有者之一。偶尔再写几个“蟹爬字”，居然还有一丝敝帚自珍的意思，那是后话了。
那天渡边请卓摩去喝茶，卓摩见她特地穿了一身和服，随口就赞了句：
“真漂亮！”
渡边知道接下来卓摩就要大放厥词了。果然卓摩笑着开论道：
“和服的特点在于腰带，那样可以掩饰女性曲线美不足的缺陷，然后是穿了只能走小碎步，这样就掩饰了腿短的缺陷......”
卓摩知道渡边不会无缘无故请自己喝茶，既然人家有目的，损她几句也无妨。果然，目的马上明白了，她是要卓摩带个讲解外滩的徒弟，说是以便日后卓摩没时间时可以不妨碍业务。卓摩当然明白，带出了徒弟，渡边他们就省下了一半工钱。
徒弟发现，那个被称作“第一代涉外小贩”的阿婆，每次一见到卓摩就会和他热情打招呼。卓摩说他们是几十年的老熟人了，她，还有几个向外国游客兜售小商品用的日语，不少是卓摩教的。
“哭呒昵己娃 ！爷输伊，男裤带，胎婆露客佬私......”
那是“你好！便宜啦，领带、台布……”的意思。用沪语说好记，日本人也一听就懂。他们的特色是啥都要日币千元一卖，一个，或者几个小商品拿在手里“千元，千元......”地叫着卖，卓摩戏称他们是第五十七个少数民族“千元族”。
“不要小看这些‘千元族’哦，好望角大酒店等处洗脚店的金老板等人，早先都是‘千元族’。”
“就是我们常送日本人去，收客人250元，然后付给洗脚店40元赚钱的地方？那么豪华的洗脚店！”
“谁说不是，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跟着《广播外语》学了几年日语，外白渡桥就成了我练习口语的最佳场所，桥的一头是日本游客入住的上海大厦，另一头有他们常去的友谊商店，桥就成了他们的必经之路。带着几分‘里通外国’嫌疑的惴惴不安，在和小贩们的互相望风、掩护下，在这里找不相干的日本游客练习口语，没想到成了日后用来糊口的一技之长。”
徒弟明白了，与经过这里的日本人搭讪、对话，这就等于找到了一对一练习的外籍教师。那时，日本游客中不少人也愿意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平民接触，就像后来卓摩去朝鲜旅游，特别想找个当地居民聊聊而不得一样。但日后发现，这些“外籍教师”大概以来自日本关西者居多，所以这里练出来的日语很滑稽，往往是以关西方言为主，又掺合了各地方言的奇妙日语，甚至还有连很多日本人都不懂的秋田方言，这些就是卓摩在复旦大学苏德昌教授那里蹭课，也是学不来的，相同之处则是，这些偷天之功都是免费得来的。卓摩告诉徒弟一件趣事：
在外白渡桥上，第一次听到的日语歌曲是《上海回来的RIRU》，歌词中还提到了旧时代以妓馆闻名的四马路。学外语最难弄懂的，大概就是诗歌和歌词了，所以出于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RIRU”是中国女子的名字“李露”，并怀疑那是一首侮辱中国女子的歌曲。于是在那个日本游客半闭着眼睛，十分投入地唱完一段歌睁眼一看，发现原先围着他练口语的几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卓摩事后才弄明白，原来那是一首日本电影歌曲，也有人将日语的“RIRU”音译成“莉露”的。电影的故事是，一个叫山本的日本人在上海的船务公司任职期间，在舞厅邂逅了一个叫“RIRU”的日本舞女，又遭到流氓的袭击而不能在一起。战后回到日本的山本无法将她忘怀，在他重返上海时，在街角又看到了“RIRU”的背影。作品的主题反映了五十年代，那些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日本人，对过去那段时光的怀念。
不仅如此，80年代，卓摩读哲学史以及西方艺术史，又常常来外滩徜徉。因为多立克石柱、艾奥尼克石柱表现的人文主义，巴洛克、哥特式、乃至芝加哥建筑流派所蕴含的思想内容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了活的教材和案例。
徒弟觉得从师傅那里得到不少鲜为人知的知识，有关象征性标志的外白渡桥当然就不用说了，包括广东商人詹若愚，在外白渡桥对国人收费时，免费用船摆渡国人。还有很少有人知道1901年的地图上标注过这座桥为”白大桥“，方言和”白渡桥“同音，都来自于白居易在和州与刘禹锡的交往故事。不过他不喜欢白居易对于浔阳地僻无音乐，黄芦苦竹绕宅生的抱怨，而对于”京都音“、”京城女“的过分关切中表现出来的那份官场失落，对于刘禹锡也一样，一句”往来无白丁“，就让他别转过头去，不想再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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